那年在中国的京城，我主持一项工程，历时两载，下榻于某家专门招待西欧来宾的旅舍。旅舍的职员很有礼貌，白色套服，黑领结，都是高中毕业又经过专业训练的——我休息、饮食，可称安适。房租是由石油部付的。餐厅只有楼下一个，绿叶扶疏，幽静宜人。餐毕，侍者用铜盘托来账单，我签个名，月底结算。我唯一不满足的是，不像生活在中国。
我对这座名城是陌生的，所以休假日多半出游。我不喜结伴，虽寂寞，却是平平稳稳，像艘帆船在晴光微风的海面缓缓航行。
夏日某次筵席上，遇见了旧时同学，她已是颇负盛名的雕塑家，正在放大一件建筑装饰，工作场离我住的旅舍很近。
散席时，她说：“那浮雕很累人，我中午想睡一会儿，你白天不在，可否关照值班人员，给我钥匙？”
我很高兴地同意，旅舍人员也很高兴为著名的艺术家服务。一天又一天，我不安，日益不安，希望她早些结束那附近的工作，不再来此午睡。
因为每当我夜晚归来，房屋总有新鲜感——或是多了几盆名贵的花，或是书桌上多了几件小摆设，抽屉里有巧克力，本来满着的饼干箱里又换了品种，大盆的水果，是清朝宫廷样式，吃不了，只闻香味……想象到她每天来时，提包捧花的模样，我难受得发慌。向晚的归途中，兀自担忧，不知房里又会出现什么新鲜玩意儿——这不再是我原来的房间，我像是走错了门。
事态在扩展、激化。某晚，我惴然启门，先看见壁上的歌德像，然后是窗畔艳红的大理菊，一盆非洲常春藤被吊了起来，绿叶绕过台灯，垂及古银镂花的椭圆镜框，中有普希金的相片。书架上原是几本笨重的工具书和零落的数据资料，此时却严严正正地站着大排世界名著——这是个文学家的书房，我成了不知趣的闯入者，不仅是发慌，而且是发愁了。
是否去向石油部说，为了工作方便，我搬到招待所去？然而这是逃遁，逃遁是卑劣的。
我坐立不安，倒在床上，一侧身，发觉枕畔也有变化——是件丝质的白衬衫，百合花般的大翻领，手工缝制。天！她哪有时间睡午觉，这针针线线的活儿，多费神。我见过别人穿这种式样的衬衫，例如拜伦、罗密欧等。那是什么时代，他们是怎样的天生丽质，我是一生一世不配穿的！对之不禁毛骨悚然——我的同学旧病复发了。
我和她中学同班，都爱文学，写罗曼蒂克兮兮的诗，后来她选择了绘画雕塑，我选择了物理化学。
我们是同住在一幢公寓里的，中学毕业后，虽然分了校，对文学的热情还是一致而不衰。我不得不背井离乡时，她给我船票；归返而病倒，她给我药物；想看很多新书，一本也买不起，她每次带些来，说是借给我，却从不拿回去……她梦想我成为诗人——这个十五六岁的人的病，竟会在三十五六岁的人身上再现。我已久不近诗，偶或触及，像闻到使人窒息的酒糟的浓香——还是石油的气味让我好受些。
二十年中，经历了战争、婚姻、职业和生活的沧桑，我们都是中年人了。既然重逢，谈笑风生，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超脱。我很珍重自己的中年，也很尊敬别的中年人，常对同辈的朋友说：“正是开怀畅饮的嘉年华啊。”
与女雕塑家重逢后，饮得不多，谈得更少，彼此忙于工作。生活琐事，毫无兴趣啰唆。我的本行，她是不问的；她的雕塑事业，我有一点点好奇心，就评论起古今的雕塑家来。真奇怪，她推崇的几位，我漠然；我赞赏的几位，她近乎反感。我学会哈哈大笑，她学会闷闷不乐，话题急转为“你再来一杯咖啡，还是红茶”。时或同看电影，也曾于散场后漫步在夜的街头，对那电影的导演、演员的艺术表现，所见略同，互为补充；不期然涉及剧中人的善恶贤愚，岔路渐显，甚而争论，分手时各自做出一副不介意的样子。有一次看了《梅丽公主》，我同情皮恰林，她却认为他是全然不良的，我为之辩解了一阵，她说：“那多半因为你是一个男人。”
别的朋友来看我，对我居处的“情趣”议论纷纷，他们受到我精美点心的招待，却怪我奢华得女性化、孩子气。不知哪个机灵鬼，打听到每天有位女士准时来布置房间，增添食品。他们要我公开，我被扰烦了，承认有这么回事，但从早到晚，我不在，没有见着她，夜晚她是不来的。朋友们笑道：“那是田螺姑娘！”
小时候我听到过这个民间传说：田螺化成女人，白天为渔夫料理家务，夜晚她回复原形，躲在水缸里。朋友们引此典故，我也觉得情况相去不远，便认同了。这还不能平息满屋子的兴奋，他们定要亲眼见见“田螺姑娘”。我对雕塑家说了这个笑话，她素来豪爽，表示由她做一次宴请。丰盛的肴浆，盈盈的笑语，宾客中有几个也是当年的同学，谈来格外有味，谁也没称她为田螺姑娘或田螺夫人。宴会很成功，事后大家都赞美她的不凡、超群。她与丈夫分居多年，那时候刚办完离婚手续，于是朋友们一致认为我和她即将由同居而结婚了。
全然不是这么回事。她已不再来旅舍午睡，我也结束了石油部的那项工程。临别的忙碌，使我至今也记不清，何以我上飞机时，送别的众人里没有那雕塑家——除非她当时不在京城，不然就没有理由可以使她不来送别的。
离别之初，我们通过一两封信。之后，又是类似战争的骚乱，生活和工作的沧海桑田。后来，遇见了一个从她那里来的朋友，说她常谈起我……关于她自己呢——已复婚；有了儿子和女儿，很可爱；事业顺利，雕塑件数倒并不太多。
同车人的啜泣
秋天的早晨，小雨，郊区长途公共汽车站，乘客不多。
我上车，选个靠窗的座位坐下——窗外不远处，一对男女撑着伞话别。
女：“上去吧，也谈不完的。”
男：“我妹妹总不见得十恶不赦，有时她倒是出于好心。”
女：“好心，她有好心？”用手掌在自己脖子上做刀锯状，“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
……
男：“肝火旺，妈的病是难好了，就让让她吧。”
女：“谁没病？我也有病。娘和女儿一条心，鬼花样百出。”
男：“……真怕回来……”
女：“你不回来，我也不在乎，她们倒像是我做了寡妇似的笑话我。”
男：“讲得这么难听？”
……
郊区和市区，一江之隔。郊区不少人在市区工作，周末回来度假，多半是喜气洋洋的。这对男女看来新婚不久，一星期的分离，也会使女的起早冒雨来送男的上车。凭几句对话，已可想见婆媳、姑嫂之间的风波火势。男的无法息事宁人，尽管是新婚，尽管是小别重逢，却烦恼多于快活——就是这样的家庭小悲剧，原因还在于婆媳、姑嫂同吃同住，闹是闹不休，分又分不开。从两人苍白憔悴的脸色看，昨夜睡眠不足，男的回家，女的当然就要细诉一周来的遭遇，有丈夫在身边，嗓门自会扯高三分。那做婆婆、小姑的呢，也要趁儿子、哥哥在场，历数媳妇、嫂子的新鲜罪过，牵动既往的种种切切——为什么不分居呢？那是因为找不到别的住房，或是没有够付房租的钱。复杂的事态都有着简单的原因。
我似乎很满意于心里这一份悠闲和明达，毕竟阅人多矣，况且我自己是没有家庭的，比上帝还简单。
快到开车的时候，他二人深深对看一眼，男的跳上车，坐在我前排，女的将那黑伞递进车窗，缩着脖子在雨中奔回去了。
那人把伞整好，挂定，发了一会呆，忽然扑在前座的椅背上啜泣起来……
同车有人啜泣，与我无涉。然而我听到了那段话别，看到了苍白憔悴的脸，妄自推理，想象了个大概，别的乘客不了解此人为何伤心，我却是明明知道了的。
并非我生来富于同情心，我一向自私，而且讲究人的形象，形象恶俗的弱者、受苦者，便很难引起我原已不多的恻隐之心。我每每自责鄙吝，不该以貌取人；但也常原谅自己，因为，凡是我认为恶俗的形象，往往已经是指着此种人的本心了。
啜泣的男人不是恶俗一类的，他衣履朴素，脸容清秀，须眉浓得恰到好处，中等身材，三十岁不到吧。看着他的瘦肩在深蓝的布衣下抽动，鼻息声声凄苦，还不时长叹、摇头……怎样才能抚及他的肩背，开始与他谈话，如何使母亲、妹妹、妻子相安无事……会好起来，会好起来的。
先关上车窗，不是夏天了，他穿得单薄。
啜泣声渐渐平息，想与他谈话的念头随之消去。某些人躲起来哭，希望被人发现；某些人不想让别人找到，才躲起来哭。这两种心态，有时也就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表现出的。
提包里有书，可使我息止这些乏味的杂念。
是睡着了，此人虚弱，会着凉生病，想脱件外衣盖在他肩背上……就怕扰醒了，他不明白何以如此而嫌殷勤过分……坐视别人着凉生病……扰醒他又要啜泣，让他睡下去……这人，结婚到现在，休假日都是在家庭纠纷中耗去的……这是婚前没有想到的事……想到了的，还是结了婚……
岂非我在与他对话了。
看书。
……
将要到站，把书收起，正欲唤醒他，停车时的一顿使他抬起头来——没有忘记拿伞。下车时我注视他的脸——刚才是睡着了的。
路面有了淡淡的阳光，走向渡江码头的一段，他在前面，步态是稍微有点摇摆的那种。他挥动伞……挥成一个一个的圆圈，顺转，倒转……吹口哨，应和着伞的旋转而吹口哨，头也因之而有节奏地晃着晃着……
是他，蓝上衣，黑伞。
……
渡江的轮船上站满了人，我挤到船头，倚栏迎风——是我的谬见，常以为人是一个容器，盛着快乐，盛着悲哀。但人不是容器，人是导管，快乐流过，悲哀流过，一直到死，导管才空了。疯子，就是导管的淤塞和破裂。
……
容易悲哀的人容易快乐，也就容易存活。管壁增厚的人，快乐也慢，悲哀也慢。淤塞的导管会破裂。真正构成世界的是像蓝衣黑伞人那样许许多多畅通无阻的导管。如果我也能在啜泣长叹之后把伞挥得如此轻松曼妙，那就好了。否则我总是自绝于这个由他们构成的世界之外——他们是渺小，我是连渺小也称不上。
（摘自《哥伦比亚的倒影》）
木心（1927—2011），本名孙璞，原籍浙江，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1982年定居纽约，晚年归根故里乌镇，被海内外华人视为深解东西方艺术传统的精英和传奇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