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水学派张元素制方用药理论

张元素，字洁古，易水学派开创者，早年为儒生，后因科举不利而潜心医学。弃儒从医的人生经历、同期著名医家的医学思想以及当时的文化背景均对张元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宋代盛行的理学和运气学说。他借鉴宋代理学思辨成果，“援易入医”，对传统的制方用药理论进行了重构，经数十年努力，张元素独树一帜，在脏腑辨证、制方遣药等方面自成一家，按照药物的“气”“味”对药物性用、制方进行分类整理，并引入“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开创了独特的易水学派制方用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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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历

自幼聪敏，8岁应“童子举”，27岁试“经义”进士，因犯“庙讳”而落榜，遂弃仕从医。初医术不精，经深入研究《内经》等医学经典，医术大进，一次当时名医刘完素患伤寒多日，头痛脉紧，呕逆不食，自治不效，张元素前往诊候，刘氏对他十分冷淡，元素言之于医理，用药一剂而愈，使刘完素大服其能，元素由此显名。

主要著作

著有《医学启源》、《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药注难经》、《医方》、《洁古本草》、《洁古家珍》以及《珍珠囊》等。其中《医学启源》与《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最能反映其学术观点。

学术内容

张元素在《内经》脏腑理论的启示下，结合自己数十年的临床经验，总结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以言病机的学说，将脏腑的生理、病理、辨证和治疗各成系统，较前又有提高，使脏腑辨证说由此而渐被众多医家所重视，脏腑病机理论也被不少医家所研究。至清代，则脏腑辨证理论趋于完善，现已成为中医辨证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可见，张元素的脏腑辨证说对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除心包络之外，对于每一脏腑，张元素均从生理、病理、演变、预后以及治疗方药等方面进行阐述，各成体系，较为系统。此外，张氏还对药物学研究颇有发挥，尤其在药物学的理论认识和临床脏腑用药方面，更为突出。张氏根据《内经》的理论，强调药物的四气五味之厚薄，是影响药物作用的重要方面。正由于药物有四气五味厚薄的不同，因此药物作用才会出现升降浮沉的区别。因此，对于每一药物功用的解释，他强调首先应明确其气味厚薄，然后再进一步阐发其功效，使中药学的理论与其临床效用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了中药学理论的发展。

此外，药物归经理论也非常被张氏所重视。他认为，不同的药物对于不同脏腑的效用所以不同，是因为其各归于某一经的缘故。因此，了解药物的归经，就可以掌握其药效特点。如同一泻火药，黄连则泻心火，黄芩泻肺火，白芍则泻肝火，知母则泻肾火，木通则泻小肠火，黄芩又泻大肠火，石膏则泻胃火。柴胡泻三焦火，必佐以黄芩，用柴胡泻肝火，必佐之以黄连，泻胆火亦同。其所以都是泻火药而药效不同，就是由于它们的归经各不相同。如果归经不同，无的放矢，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归经理论的发明，是对中药学理论的重大发展，它说明了为什么不同的药物在临床上取得不同疗效的道理，既是临床经验的很好总结，又为辨证施治、遣药处方提供了中药效用的理论依据，推动了中药学的发展。而且，张氏在归经学说理论的启示下，进而又提出来引经报使之说，如羌活为手足太阳引经药，升麻为手足阳明引经药，柴胡为少阳、厥阴引经药，独活为足少阴引经药等。认为以上这些药物配伍于方剂之中，可以引诸药归于某经某脏腑，以加强方剂的效用。张氏提出的引经报使理论，现已被广泛应用于方剂学，对临床有着积极的意义。

轶事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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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医之初，他没有什么名气。有一次，在社会上享有盛名的刘完素病了，害伤寒八天吃不进东西，正不知该怎么办，张元素赶去探望他的病。刘完素有点瞧不起他，脸转过去冲着墙壁不作声。张元素说：“你凭什么对我这样不客气呢?”等到他诊完脉，说出脉情，又问是否服用的某种药，刘完素点头称是。张元素说，你这就错了。那种药是主寒的，只能越服越重。你的病情这样，应该服用某某药才能奏效。刘完素听了，大为叹服。按他指示的药服后，病很快就好了。张元素从此名声大震，与刘完素相差无几。后来，竟独成一家体系，形成了一个易水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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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价

张元素医学思想的可贵之处，首先是他具有革新精神。他虚心研究学习古代的医学理论，但不拘泥古方。他明确地声称：“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就是说，时代不同，具体气候和患病者的体质等情况不同，病情有变化，不能完全再按过去的处方用药。他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灵活地吸收前人经验，结合自己数十年的临床实践，不断总结，有了新的建树的。

张元素以研究脏腑病机为中心，成为一派医家之开山。对于脾胃病的治疗方法成为易水学派师弟相传的家法，其弟子李东垣、王好古均为中国医学史上青史留名的人物。张氏对药物学的贡献很大，其所撰《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一文，探讨药物功效及临床应用，后被李时珍收入《本草纲目》之中，可见其学术影响之一斑。

后世影响

张元素具体的医学成就对于后世影响广泛，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他的脏腑辨证说。即从人的脏腑寒热虚实来谈病机辨证的学说。对于一般内科杂病的治法，主张先从辨脏腑的虚实着手。如对肝病，他首先提出肝脏的正常生理，然后列述肝脉在各种不同病理情况下的变化，进而定出较标准的药物和处方。其它脏腑也大致如此，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比前人的论述，更为深刻，有了大的发展和提高，自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二是他的遣药制方论。中医学上，把寒、热、温、凉看作药的气，把酸、苦、辛、咸、甘、淡看作药的味，气与味合，而成药性。也就是药效作用的根本所在。张元素认为各种药物的气味厚薄是不相同的，从这个观点出发，他把药物诸品分成五大类，这是他的创见。他还发明药物归经之说，取各药性之长，使它们各归其经。如同一泻药，有泻肝火的，有泻肺火的，等等。在这个基础上，张元素拟定了制方的原则，共分“风、湿、暑、燥、寒”五种制法，十分详尽。他以什么特性的药，治什么症候的病，借相生相克的关系，说明疗病的原理，具有朴素的辨证因素，这一点是很可贵的。

张元素在脏腑辨证，遣药制方两方面的理论，不仅在当时具有指导意义，就是今天，也仍为我们借鉴和运用，是对我国医学发展的重要贡献。张元素同刘完素一样，弟子也很多。其中以李杲、王好古(均为河北人)为最著名，他们二人在易水学派中的成就最大。

本文对张元素制方用药理论进行剖析，以期能提纲挈领地把握易水学派用药心法。

药性

气味厚薄别，升降五类分

张元素将药物自身的气、味属性看作药物功效之本，并认为正是药物气味厚薄的不同导致了药物之间功效互有差异，因此将药物气味的厚、薄作为分类依据，构建出独特的药性体系，即药类法象。

依据《黄帝内经》中“阳为气，阴为味”的观点，张元素提出“气为阳，味为阴”，并按照药物气味的不同，详细划分为味厚（纯阴）、味薄（阴中之阳）、气厚（纯阳）、气薄（阳中之阴）四类。

根据《黄帝内经》中相关运气理论和理学“天人观”，张元素将木、火、土、金、水五行与自然界中风、暑、湿、燥、寒五气相对应，与气机升降交变中生、长、化、收、藏、升、浮、降、沉进行匹配，最终把常用的药物按照气味厚薄、五行属性、气机升降特性分为五大类，即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中央、燥降收、寒沉藏。

张元素认为，风升生类药物属于“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味薄则通”，如防风、羌活等；热浮长类药物属于“气之厚者，阳中之阳，气厚则发热，辛甘温热是也”，如附子、干姜等；湿化成中央类药物属于“气平，味淡，兼气温凉寒热，兼味辛甘咸苦”，如黄芪、人参、半夏、白术等；燥降收类药物属于“气之薄者，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如茯苓、泽泻等；寒沉藏类药物属于“味之厚者，阴中之阴，味厚则泄”，如大黄、石膏等。这五类药物共同组成“制方之阶”，在六气和脏腑病机的指导下，灵活用于临床制方遣药的过程中。

制方

气味有性用，五行本克生

根据张元素组方思路对制方方法进行分类，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气味制方法”，另一类为“五行生克制方法”，两种制方法均涉及气味用药。

气味制方法是对张元素《医学启源·用药备旨》中提及的“制方法”的概括，其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黄帝内经》中记载的药物气味性用使用经验，如《素问·脏气法时论篇》中“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以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中“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等。基于《黄帝内经》相关理论，张元素在《医学启源·用药备旨》中进一步总结为“辛能散结润燥，苦能燥湿坚软，咸能软坚，酸能收缓，甘能缓急，淡能利窍”，极大地扩展了药物气味性用使用依据。药物的气味性用结合四时气交、五脏生理病理特性演变为“升降浮沉补泻法”和“脏气法时补泻法”。医家学者通常所讲的“五脏苦欲补泻法”实为“脏气法时补泻法”的主体内容。在临床实践过程中，气味制方法的具体操作为：识其病之标本脏腑，寒热虚实，微甚缓急，而用其药之气味，随其证而制其方也，是故方有君臣佐使，轻重缓急，大小反正逆从之制也。

以张元素自创的当归拈痛汤为例，该方用于治疗湿热病，以“湿淫于内，治以苦温”为治则。在药物选择方面，以辛能散、苦能燥湿，选用羌活、防风为君药，透散关节经络之湿；升麻、葛根苦辛平，白术、苍术苦甘温，升麻、葛根味薄可引清气上行，白术苦能除湿，甘能和中，苍术体轻气壮可祛皮肤腠理之湿；当归身辛温可活血散瘀，人参、甘草甘温可补脾养气，亦能制苦药伤胃之弊；湿热相和，苦以泄之，故用苦参、黄芩、知母、茵陈；治湿须利小便，淡能利窍，故用猪苓、泽泻。本方在治法治则的确立以及药物的选取上均以药物气味性用为根据，充分体现了张元素气味制方法的组方思路。

五行生克制方法以五行相生相克理论为依据，以风、暑、湿、燥、寒五气为纲，细分为五类制方法，风制方、暑制法、湿制法、燥制法、寒制方。例如，风的五行属性为木、在脏为肝，辛的五行属性为金、在脏为肺，“风制方”中以“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辛，以甘缓之，以辛散之”为治则，从五行、五味、五脏的归属关系来理解为“风淫于内，即是肝木失常也，火随而炽，治以辛凉，是为辛金克其木，凉水沃其火”（《医学启源·用药备旨》），即风淫于内为木、火失常，可用金克木、水克火。五行生克制方理论是将五行与五淫、五脏、五味相串联，先对辨证结果进行归纳，以五淫中某一邪统之，即气化或抽象化辨证结果，其后根据五淫与五行的配属关系，以五行之间生克制化理论为指导，处方遣药。

可见张元素组方思路以气味制方法和五行生克制方法为主，前者多宗药物气味性用使用经验，后者多本五行相生相克理论，气味用药依旧处于两种制方法的核心环节。

理论

性用本气味，脏腑重气化

对《黄帝内经》中运气学的研究热潮同样对张元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张元素认识到人体脏腑、五运、六气与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五行的重要性，将六气中“少阴君火（热）”与“少阳相火（暑）”纳入五行“火”的范畴，化裁“六气”为“五气”，并将五行与五气、脏腑、经络、用药、制方相串联，构建出系统的“五行-五脏-五气-药类法象-制方法”理论模型，并用以指导医学实践。如《医学启源》篇首的“天地六位脏象图”中，六气中“相火主极热”和“君火主热”均与五行之中的“火”进行配属；《医学启源·用药备旨》“药类法象”中分列风、热、湿、燥、寒五类，“五行制方生克法”中亦为五类制法。

“五行-五脏-五气-药类法象-制方法”理论模型将脏腑病机与六气病机相融合，如“木-肝-风”“金-肺-燥”之类；将五行元素与气的相关属性配属于脏腑，改善了传统脏腑辨证理论中对病位概念的过分强调，同时更加重视病机转变的多样性，开创独特的易水学派医学理论。

张元素制方用药理论的构建并未舍弃历代积累的药物功效精华，而是将药物的独特功效和特殊用法进行归纳整理，分类汇总于《医学启源》诸篇中，如“随证治病用药”“去脏腑之火”“各经引用”等。这些理论对后世本草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在临床中被广泛使用。

1、脏腑辨证说。

即从人的脏腑寒热虚实来谈病机辨证的学说。该学説由点到面，详细论述每一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演变预后，治疗方药等四个方面，成为易水学派的理论基石。如在论述心脏时，先列出心的性质，功能，五行属性，脏腑关联等特征：“经曰心者，五脏之尊也，号帝王之称也，与小肠通为表里，神之所舍，又主于血，属火，旺于夏，手少阴太阳是其经也”。然后阐述心的虚实寒热证：“心虚则恐悸多惊，忧思不乐，胸腹中苦痛……其脉左寸口虚而微者是也。接着指出心病的演变和预后：“心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静，”。最后从补虚、泻实，温寒、清热等方面制定治疗方药：“心苦缓，以五味子之酸收之，心欲软，软以芒硝之咸，补以泽泻之咸，泻以人参、甘草、黄芪之甘”。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比前人的论述，更为深刻，有了大的发展和提高，自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2、遣药制方,发挥中医学药物理论。即根据药物的特性处方的疗病处方的一套理论。中医学上，把寒、热、温、凉看作药的气，把酸、苦、辛、咸、甘、淡看作药的味，气与味合，而成药性。也就是药效作用的根本所在。张元素认为各种药物的气味厚薄是不相同的，从这个观点出发，他把药物诸品分成五大类,拟定了制方的原则，共分“风、湿、暑、燥、寒”五种制法，十分详尽。他以什么特性的药，治什么症候的病，借相生相克的关系，说明疗病的原理。他根据《内经》的理论，强调药物的四气五味之厚薄，是影响药物作用的重要方面。正由于药物有四气五味厚薄的不同，因此药物作用才会出现升降浮沉的区别。因此，对于每一药物功用的解释，他强调首先应明确其气味厚薄，然后再进一步阐发其功效，使中药学的理论与其临床效用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了中药学理论的发展。

3、与时俱进的革新精神。

他虚心研究学习古代的医学理论，但不拘泥古方。他明确地声称：“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就是说，时代不同，具体气候和患病者的体质等情况不同，病情有变化，不能完全再按过去的处方用药。他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灵活地吸收前人经验，结合自己数十年的临床实践，不断总结，有了新的建树的。他创制了治疗脾胃病的代表方剂——枳术丸。该方具有治痞、消食、强胃的功效。用白术二两，枳实麸炒黄色去穰一两。同为极细末，用荷叶裹烧饭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多用白汤下，不拘时日。本方系从《金匮要略》中枳术汤演变而来。《金匮要略》此方是枳实用量重于白术，以消化水饮为主，兼顾脾胃。张氏改汤为丸，白术用量多于枳实，则以补养脾胃为主，兼治痞消食。配荷叶芬芳升清，以之裹烧。又用米饭为丸，与术协力，则更能增强其养胃气的作用。于此可见，张氏对于脾胃病的治疗，其主导思想，乃是以扶养后天之本为先，而辅之以治痞消食.为其“养正积自除”的治疗观点。

4、深化脾胃病辨证。

他将脾胃病的治疗总结为土实泻之，土虚补之，本湿除之，标湿渗之，胃实泻之，胃虚补之，本热寒之，标热解之等具体治疗原则。土实泻之，包括泻子、涌吐、泻下。土虚补之，包括补母、补气、补血。本湿除之，包括燥中宫、洁净府。标湿渗之，包括开鬼门。胃实泻之，包括泻湿热，消饮食。胃虚补之，包括补胃气以化湿热、散寒湿。本热寒之，主要是降火。标热解之，主要是解肌等等。他根据脾喜温运，胃宜润降的生理特点，分别确定了治脾宜守、宜补、宜升，治胃宜和、宜攻、宜降等治则，为后世进一步完善与深化脾胃病辨治纲领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5、倡导药物的“归经”说和“引经报使”说。

归经是指药物作用的定位，不同的药物对于不同脏腑的效用所以不同，是因为其各归于某一经的缘故。因此，了解药物的归经，就可以掌握其药效特点。如同一泻火药，黄连则泻心火，黄芩泻肺火，白芍则泻肝火，知母则泻肾火，木通则泻小肠火，黄芩又泻大肠火，石膏则泻胃火。柴胡泻三焦火，必佐以黄芩，用柴胡泻肝火，必佐之以黄连，泻胆火亦同。其所以都是泻火药而药效不同，就是由于它们的归经各不相同。张氏在归经学说理论的启示下，进而又提出来引经报使之说，引经报使指某些药物能引导其他药物药力到达病变部位或某一经脉，起向导作用。如羌活为手足太阳引经药，升麻为手足阳明引经药，柴胡为少阳、厥阴引经药，独活为足少阴引经药等。归经是遣用每味药的专司，引经是向导全方主治的效用。以上这些药物配伍于方剂之中，可以引诸药归于某经某脏腑，以加强方剂的效用。

张元素在他所撰的《珍珠囊》、《脏腑标体药式》以及《医学启源》等书中，对药物气味的补泻、阴阳升降、归经、引经等方面做了精辟的阐发。在药性、毒理的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李时珍誉为“《灵》、《素》之下一人而已”，并不是偶然的。

总结下来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谈：

一.五脏补泻

张氏言补泻，是在《内经》五脏'苦欲喜恶”的理论指导下，验之临床并提出用药原则。

《医学启源·五脏补泻法》载：

“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甘草；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五味子；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白术；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泻之，黄芩；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黄柏、知母。”

又载：

“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川芎，以辛补之，细辛；以酸泻之，白芍药。

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芒硝；以咸补之，泽泻，以甘缓之，黄芪、甘草、人参。

脾欲缓之，急食甘以缓之，甘草；以甘补之，人参；以苦泻之，黄连。

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白芍药；以酸补之，五味子，以辛泻之，桑白皮。

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知母；以苦补之，黄柏，以咸泻之，泽泻。”

张氏根据《内经》的用药原则，在临床上作出示范，对后世有所启发。

二.气味厚薄、阴阳升降

张氏在《内经》药性理论指导下，对阴阳升降浮沉又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凡同气之物，必有诸味；同味之物，必有诸气；互相气味，各有厚薄，性用不等，制方者必须明其用矣。”说明制方必明其药性。盖气为阳，味为阴，阳主升，阴主降，张氏对此独有体会。他又说：“茯苓，淡，为天之阳，阳也。阳当上升，何谓利水而泻下？然云：气之薄者阳中之阴，所以茯苓利水而泄下，亦不离乎阳之体，故入于太阳也。麻黄，苦，为地之阴，阴也。阴当下行，何以发汗而升上？亦不离乎阴之体，故入手太阴也。”又说：“附子，气之厚者，乃阳中之阳，故经云发热；大黄，味之厚者，乃阴中之阴，故经云泄下。竹叶，淡，为阳中之阴，所以利小便；茶，苦，为阴中之阳，所以清头目也。”正因为张氏对这方面很有研究，所以他在《珍珠囊》一书中，叙述药物功用时，就首先介绍每味药的气味厚薄和阴阳升降等属性。

三.归经、引经报使

张氏临证用药，非常注重归经。他认为，能深刻了解药性，使之各归其经，则力专用宏，疗效更著；如不明归经，便无的放矢，难获确效。同是泻火药，但临床运用不同，如黄连泻心火，黄芩泻肺火，白芍泻肝火，知母泻肾火，木通泻小肠火，石膏泻胃火。柴胡泻三焦火，须用黄芩佐之，柴胡泻肝火，须用黄连佐之等等。在《珍珠囊》中，几乎每一味药都作了归经的说明。

此外，张氏还提出了引经报使之说，以便更好地发挥方剂的效用。如太阳小肠膀胱经，在上则用羌活，在下则用黄柏；阳明胃与大肠经，在上则用升麻、白芷，在下则用石膏；少阳胆与三焦经，在上则用柴胡，在下则用青皮；太阴脾与肺经，用白芍药；少阴心与肾经，用知母；厥阴肝与心包络经，在上则用青皮，在下用柴胡。总之，归经是遣用每味药的专司，引经是引导药力达到病所。药性有专司，制方有专主，则临证疗效，必将有更大的提高。

四.脏腑标本用药式

张氏临证主要从脏腑的寒、热、虚、实入手。因此，在治疗上必以温、凉、补、泻为指归。他的《脏腑标本药式》对五脏六腑用药做了全面的阐述，对后世很有启发。下面举肺脏一例说明之：

其余脏腑类此，这个《用药式》不但执简驭繁地掌握药物效能，也给医生临诊处方用药提供了方便，颇受后世学者欢迎。伟大的药学家李时珍，就将其文全部收录到他所著的《本草纲目》中。

张氏对药物分类，亦根有创见，他把药物按气味厚薄，阴阳升降，四时五行等综合分为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五类。每类附入若干药物，独具一格，对后世亦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