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长一些,黄立猷东渡扶桑研读农业,黄钰生考入有名的天津南开学校。1919年秋,黄钰生公费远赴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留学深造。经年苦读,1924年,他获得芝加哥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在天津,日寇籍口南开大学窝藏所谓“反日亲共”分子,教学楼秀山堂、木斋图书馆、学生宿舍,刹那间毁于一旦。而他和妻子回国十二年苦心经营积攒的小家,却遭战火焚烧,荡然无存了。国难当头,论职守,校产毁私产亦毁,于心无愧。倘若公毀私存,就可耻了。现在你还有我,我还有你,还要什么呢……半个月后,在南京,黄钰生面见张伯苓,交上学校的一大串钥匙,以示不辱使命。张校长感动至极,含泪道声“子坚辛苦了”。(黄钰生,字子坚。)1937年8月中旬,南开奉命与南迁的清华、北大共组长沙临时大学;9月初,黄钰生受张伯苓委托,赶往长沙参加临时大学的筹备工作。12月13日,南京沦陷,武汉震动,长沙成为后防重镇,长沙小东门车站被炸,学校不能安稳上课,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迁徙。1937年10月,南开同仁在长沙临时大学合影(右四为黄钰生,左三为杨右先)。其中陆路,则要从湖南经贵州到云南,沿途主要靠步行,由身强力壮的年轻师生组成。清华校长梅贻琦,知道师弟黄钰生,留学芝加哥大学,曾得过棒球冠军。对此,他征求黄的意见:“子坚,你愿不愿从陆路走,带带队?”旅行团采取军事化管理,湖南省主度张治中,特派黄师岳中将担任团长,指挥一切。同行教师有闻一多、许骏斋、李嘉言、李继侗、袁复礼、王钟山、曾昭抡、毛应斗、郭海峰、黄钰生、吴征镒共11人,组成辅导团。黄钰生、李继侗、袁复礼组成旅行团指导委员会,由黄钰生任主席,负责日常具体的领导工作。旅行团的学生,一律穿土黄色军服,裹绑腿,背干粮袋、水壶、黑棉大衣,还有一把雨伞。同时,路线选定、前站、宿营、伙食管理等重要事项,更需他参与定夺。为免不测,黄身着与学生一样的土黄色军服,将巨额经费以布带自缠腰间,并自嘲是“腰缠万贯”下西南。旅行团没有帐篷,更没有住旅馆的预算开支,所以每天必须找村镇宿营。学校教室、马店、客栈、柴木棚、榨油房、仓库、茶馆、礼堂、戏园子,那些年轻的学生们,一到晚上,可以放倒头去做甜蜜的美梦。而担负着保管经费的黄钰生,更是每一晚,都要小心翼翼,殚精竭虑,保证资金的安全。旅行团1938年2月20日出发,4月28日到达昆明,历时68天。据说最有条理的,是化学教授曾昭抡,每天步行结束后,无论走得多远多累,他都会在烛光下记日记。风华正茂的他,怀揣一本小型英汉词典,一边行军,一边背诵。背熟了,便模仿一位外国诗人的样子,潇洒地把这一页撕掉。至于沿途所看到的风景之美丽奇险,各种的花木鸟兽,各种样式的房屋器皿和各种装束的人,真是叫我从何说起!在旅行团中,黄钰生年纪最大,地位最尊,晨兴最早,夜眠最迟,全团历经艰辛、跋山涉水,黄钰生从排除险难、计划途程,到安排食宿、照顾病号,上下左右无不感佩。黄钰生称这次旅行,是阔气的、愉快的和思想上、学术上获得丰收的旅行。同时,黄钰生也感叹,如果没有健壮的身体,也很难禁得起如此沉重的磨炼。他曾在贵州玉屏购得当地名产竹手杖一根,精心刻上“行年四十,行路三千”八字,以纪念这段不凡经历。1939年岁末,寒冷的严冬,妻子梅美德病故,年仅四十岁。1938年1月,到达昆明的梁林夫妇应梅贻琦之邀,给西南联大设计校舍。没钱没材料,因为实在太穷,设计方案一改再改,校舍从高楼变矮楼,矮楼变平房,平房变草棚。终于,梁思成忍无可忍,把设计图纸摔到梅贻琦的桌子上,改!改!改!你要我怎么改?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你要我梁思成设计什么?思成,现在是国难之时。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我还给你的,行吗?最后,124亩的校园里,只有图书馆和实验室能用青瓦做顶,教室用铁皮,至于宿舍,茅草就行了。(教室区)土墙,铁皮屋顶(涂了绿漆)。下起雨来,铁皮屋顶被雨点打得乒乒乓乓地响,让人想起王禹的《黄岗竹楼记》。而大家不熟悉的是,负责施工建造“铁皮屋顶”的“建筑设计委员长”,西南联大成立之时,南开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教育部令他们轮流担任三校校务常委会主席。最初三位校长的分工为:梅负责教务,蒋负责总务,张负责建设。因此,代表南开的黄钰生,到达昆明不久,即出任联大“建设长”。可以说,昆明大西门外约八万平方米联大新校舍的落成,1938年秋,联大常委会委托黄钰生全权创建、管理“师范学院”,与文、理、法、商四学院平行,同时将北大的教育学系合并进来,黄先生把这看作实现自我价值、实验独特理念的难得机会。他自主制定学院方针,该院自成体系,被称为“校中之校”。师资方面他巧借联大精英,请朱自清等兼任系主任,聘冯友兰、闻一多、陈岱孙、罗常培、张奚若、贺麟等名家为教授,自己讲授“教育哲学”。更突出的是他对学生极严格的要求,为了将来“领导青年为人师表”,仪容行止都要合规矩。我原想把师院办成牛津大学式的或中国古代书院式的,以区别于联大的其他院校。但多数课程都和文理学院合班上课,不能不受环境的影响,我仿照南开那样进行严格的管理,也使一些学生不满。黄钰生吸取中外师院的长处,在学习上,他主张上大课的时间要少,学生向教师求教的时间要多,学生既要博览群书,又要重视实践,使学习变得生动活泼。为此,他开辟了一个阅览室,指定专人管理并指导学生阅读;他重视朗诵,亲自主讲“诗文朗读与欣赏”的课程,并在校园里布置了一个读书亭,以便学生平时朗读。1939年10月,联大校委会决议设立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属学校,聘请黄钰生兼任附校主任。他为附校制定了三项任务:为师范学生实习教育行政和教学方法的场所;为师范学生实验现代教育原理与技术的实验室;为一般中小学树立榜样。黄钰生特别倾力于师院附属中学的建设,移植“南开经验”严格管理,成效显著。学生一律要在校住宿,有事外出过夜要请假,男女生不得擅自进入对方宿舍,会见客人只能在会客室;严格遵守学习时间,每日清晨举行升旗仪式;学生衣着要整洁而不华丽,仪态端庄而不放荡,口不出秽语,行不习恶人。那几年,附中声誉渐好,省政府主席想送他的女儿来上学,我们坚持先考试后入学原则,表示考及格才收。后来这孩子到别的中学去读书了。黄钰生后来总结说,自己一生中“最感得意的是在昆明办联大附中这一段”。如我们熟知的哲学家汤一介、作家宗璞、原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中科院院士戴汝为、严陆光等,都是黄钰生在联大附中、附小的学生。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师范学院及其附属学校整个建制留在了昆明,成为云南的教育重镇。人们感念黄钰生的办学业绩,称誉他将“无限遗爱永留西南边陲”。1941年4月,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清华大学举行三十周年校庆。接着,冯友兰也登台,叙起北大与清华,也有“通家渊源”。之后,会议非常热烈,纷纷举出三校出身人物互相支援的情形。所有的人,都感到联大的团结,远远超过三校通家关系之上。有一年联大校庆,黄钰生谈到三校同仁,工作和谐归功于三校具有如云、如海、如山的风度,即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稳重如山。联大训导长查良钊配上“自然、自由、自在”为下联,并解释,自然是求真不贵做作,自由是同善不尚拘束,自在是无求有所不为。他认为,在如云、如海、如山的气氛中,三校同仁必然向往自然、自由、自在。当时,无论清华、北大的校长,还有众多教授,均与南开有着某种联系,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梅贻琦之所以走上教育道路,与老师张伯苓的教诲和引导有着直接关系。蒋梦麟,长期担任南开大学校董,参与南开大学的策划和发展;北大教授丁文江、陶孟和、胡适,也曾担任南开大学校董;陶孟和、江泽涵、吴大猷、钱思亮等,都是从南开毕业的。南开情节,使得三校顺利渡过磨合期,克服了最初困难。当然我们也看到,黄钰生所具有的南开、清华“双重”学历,为其参与西南联大的校务管理,无疑增添了各校相互理解和圆融的因素。在我的心目中,黄钰生先生是解放前南开大学的象征。其实不只我如此,许多老校友都有这样的看法。在西南联大期间,黄钰生协助梅贻琦校长处理校务并担任建设长、师范学院院长及附校主任,培养了大批人才,有人评价——他为西南联大所建立的功业,可以说仅次于梅贻琦校长。80年沧桑巨变,遥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西南联大已走进历史。但在其存在的九年中,不只是在形式上弦歌不缀,而且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为国家培养出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
1947年,清华大学三十六年校庆,清华校长梅贻琦(左三)与北大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合影。
古语常说:“水深不语,人稳不言”,适时的沉默,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境界。古龙说:“越是沉默寡言之人,其言语便越可贵。其人若论武功,气度必有慑人之处,其言之价就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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