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的弟子,梅贻琦的师弟,一位被历史面纱掩盖的国家级人物

作者:山佳
他是张伯苓的弟子,1915年从天津南开学校毕业,
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
同为南开毕业生,他又可说是梅贻琦的师弟。
他,就是黄钰生,一位被历史面纱掩盖的国家级人物。
黄钰生,1898年出生于湖北丐阳县仙桃镇。
十岁时,跟随兄长黄立猷来到北方。
稍长一些,黄立猷东渡扶桑研读农业,黄钰生考入有名的天津南开学校。
1919年秋,黄钰生公费远赴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留学深造。
经年苦读,1924年,他获得芝加哥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
在芝大,黄钰生不但完成了学业,还收获了他的爱情,
与善良美丽的华侨姑娘梅美德琴瑟和鸣,百年好合。
1925年,黄钰生携新婚燕尔的妻子,回到故国,
重返母校天津南开大学,担任哲教系教授。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
在天津,日寇籍口南开大学窝藏所谓“反日亲共”分子,
7月28日悍然炮轰南开大学。
教学楼秀山堂、木斋图书馆、学生宿舍,刹那间毁于一旦。
危难之际,时任南开大学秘书长的黄钰生,临危不惧,
沉着镇静,指挥同学们紧急疏散,转移校产。
一切处置停当后,他才乘小舟告别熊熊火光中的校园。
而他和妻子回国十二年苦心经营积攒的小家,却遭战火焚烧,荡然无存了。
毁家纾难,梅美德说过这样一段话——
国难当头,论职守,校产毁私产亦毁,于心无愧。倘若公毀私存,就可耻了。现在你还有我,我还有你,还要什么呢……
家有贤妻,夫复何求?
半个月后,在南京,黄钰生面见张伯苓,交上学校的一大串钥匙,以示不辱使命。张校长感动至极,含泪道声“子坚辛苦了”。(黄钰生,字子坚。)
1937年8月中旬,南开奉命与南迁的清华、北大共组长沙临时大学;
9月初,黄钰生受张伯苓委托,赶往长沙参加临时大学的筹备工作。
1937年11月11日,上海沦陷。
12月13日,南京沦陷,武汉震动,长沙成为后防重镇,长沙小东门车站被炸,学校不能安稳上课,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迁徙。
1937年10月,南开同仁在长沙临时大学合影(右四为黄钰生,左三为杨右先)。
师生,分三路赶赴昆明。
其中陆路,则要从湖南经贵州到云南,沿途主要靠步行,由身强力壮的年轻师生组成。
清华校长梅贻琦,知道师弟黄钰生,留学芝加哥大学,曾得过棒球冠军。
对此,他征求黄的意见:“子坚,你愿不愿从陆路走,带带队?”
黄钰生,很爽快地答应了。
那年,他40岁。
旅行团采取军事化管理,湖南省主度张治中,特派黄师岳中将担任团长,指挥一切。
同行教师有闻一多、许骏斋、李嘉言、李继侗、袁复礼、王钟山、曾昭抡、毛应斗、郭海峰、黄钰生、吴征镒共11人,组成辅导团。
黄钰生、李继侗、袁复礼组成旅行团指导委员会,由黄钰生任主席,负责日常具体的领导工作。
旅行团的学生,一律穿土黄色军服,裹绑腿,背干粮袋、水壶、黑棉大衣,还有一把雨伞。
这些行军装备,均由湖南省政府赠送。
若说黄师岳中将,是旅行团的总导演;
那么黄钰生,则是举足轻重的制片人。
因为全团数万元的经费,均系于他一身。
同时,路线选定、前站、宿营、伙食管理等重要事项,更需他参与定夺。
为免不测,黄身着与学生一样的土黄色军服,将巨额经费以布带自缠腰间,并自嘲是“腰缠万贯”下西南。
旅行团没有帐篷,更没有住旅馆的预算开支,所以每天必须找村镇宿营。
学校教室、马店、客栈、柴木棚、榨油房、仓库、茶馆、礼堂、戏园子,
有时也许会有猪陪在一旁,散发出难闻的腥臭气。
那些年轻的学生们,一到晚上,可以放倒头去做甜蜜的美梦。
而担负着保管经费的黄钰生,更是每一晚,都要小心翼翼,殚精竭虑,保证资金的安全。
旅行团1938年2月20日出发,4月28日到达昆明,历时68天。
几乎每个人,都在坚持写日记。
据说最有条理的,是化学教授曾昭抡,每天步行结束后,无论走得多远多累,他都会在烛光下记日记。
而唯一能与他的毅力相媲美的,就是穆旦。
风华正茂的他,怀揣一本小型英汉词典,一边行军,一边背诵。
背熟了,便模仿一位外国诗人的样子,潇洒地把这一页撕掉。
到达昆明时,词典已所剩无几。
而他记住了大量词汇,赢得同伴的钦佩。
这是漫漫旅途中,诗意的纪念。
三千里行军,艰苦而单调;
但异样的风土人情,也别具一格。
闻一多在给家人的书信中,这样写道——
至于沿途所看到的风景之美丽奇险,各种的花木鸟兽,各种样式的房屋器皿和各种装束的人,真是叫我从何说起!
在旅行团中,黄钰生年纪最大,地位最尊,晨兴最早,夜眠最迟,
同时最为平易近人,与学生关系最为接近。
全团历经艰辛、跋山涉水,黄钰生从排除险难、计划途程,到安排食宿、照顾病号,上下左右无不感佩。
黄钰生称这次旅行,是阔气的、愉快的和思想上、学术上获得丰收的旅行。
行军中,他总是走在最后,并口诵打油诗一首——
行年四十,徒步三千;腰缠万贯,独过山岗。
此间,洋溢着乐观与自豪。
旅行团将至昆明前夕,黄钰生夫人梅美德,
特从昆明赶来迎接,伉俪情深,全团称羡。
同时,黄钰生也感叹,如果没有健壮的身体,也很难禁得起如此沉重的磨炼。
他曾在贵州玉屏购得当地名产竹手杖一根,精心刻上“行年四十,行路三千”八字,以纪念这段不凡经历。
1939年岁末,寒冷的严冬,妻子梅美德病故,年仅四十岁。
爱妻仙逝,令黄钰生悲痛欲绝,十五载的相濡以沫……
他赋诗缅怀亡妻——
多情唯有西山月,夜夜清晖照长眠。
大概,很多人都熟悉这个故事:
1938年1月,到达昆明的梁林夫妇应梅贻琦之邀,给西南联大设计校舍。
没钱没材料,因为实在太穷,设计方案一改再改,校舍从高楼变矮楼,矮楼变平房,平房变草棚。
终于,梁思成忍无可忍,把设计图纸摔到梅贻琦的桌子上,
怒气冲冲地说——
改!改!改!你要我怎么改?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你要我梁思成设计什么?
梅贻琦喉结滑动、声音颤抖——
思成,现在是国难之时。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我还给你的,行吗?
当晚,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含泪又作了一次修改。
最后,124亩的校园里,只有图书馆和实验室能用青瓦做顶,教室用铁皮,至于宿舍,茅草就行了。
汪曾祺的笔下,这样描写——
(教室区)土墙,铁皮屋顶(涂了绿漆)。下起雨来,铁皮屋顶被雨点打得乒乒乓乓地响,让人想起王禹的《黄岗竹楼记》。
后来,教室的铁皮顶,也因故换成茅草顶了。
而大家不熟悉的是,负责施工建造“铁皮屋顶”的“建筑设计委员长”,
就是黄钰生。
西南联大成立之时,南开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教育部令他们轮流担任三校校务常委会主席。
最初三位校长的分工为:梅负责教务,蒋负责总务,张负责建设。
张伯苓常驻重庆,有关大学事宜委托黄钰生代理。
因此,代表南开的黄钰生,到达昆明不久,即出任联大“建设长”。
不难想象,数千外省学生和教师齐集西南边城,
校舍和宿舍的营建该是何等紧迫!
可以说,昆明大西门外约八万平方米联大新校舍的落成,
凝聚着黄钰生的大量心血和付出。
西南联大的学生在上课
1938年秋,联大常委会委托黄钰生全权创建、管理“师范学院”,
与文、理、法、商四学院平行,同时将北大的教育学系合并进来,
成为西南联大五位院长之一。
黄先生把这看作实现自我价值、实验独特理念的难得机会。
他自主制定学院方针,该院自成体系,被称为“校中之校”。
师资方面他巧借联大精英,请朱自清等兼任系主任,聘冯友兰、闻一多、陈岱孙、罗常培、张奚若、贺麟等名家为教授,自己讲授“教育哲学”。
更突出的是他对学生极严格的要求,为了将来“领导青年为人师表”,仪容行止都要合规矩。
他说——
我原想把师院办成牛津大学式的或中国古代书院式的,以区别于联大的其他院校。但多数课程都和文理学院合班上课,不能不受环境的影响,我仿照南开那样进行严格的管理,也使一些学生不满。
黄钰生吸取中外师院的长处,在学习上,他主张上大课的时间要少,学生向教师求教的时间要多,学生既要博览群书,又要重视实践,使学习变得生动活泼。
为此,他开辟了一个阅览室,指定专人管理并指导学生阅读;
他重视朗诵,亲自主讲“诗文朗读与欣赏”的课程,并在校园里布置了一个读书亭,以便学生平时朗读。
1939年10月,联大校委会决议设立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属学校,聘请黄钰生兼任附校主任。
附校包括中学、小学。
他又把办南开中学的经验在附中推广。
他为附校制定了三项任务:为师范学生实习教育行政和教学方法的场所;为师范学生实验现代教育原理与技术的实验室;为一般中小学树立榜样。
黄钰生特别倾力于师院附属中学的建设,移植“南开经验”严格管理,成效显著。
学生一律要在校住宿,有事外出过夜要请假,男女生不得擅自进入对方宿舍,会见客人只能在会客室;严格遵守学习时间,每日清晨举行升旗仪式;学生衣着要整洁而不华丽,仪态端庄而不放荡,口不出秽语,行不习恶人。
据他晚年忆述——
那几年,附中声誉渐好,省政府主席想送他的女儿来上学,我们坚持先考试后入学原则,表示考及格才收。后来这孩子到别的中学去读书了。
黄钰生后来总结说,自己一生中“最感得意的是在昆明办联大附中这一段”。
如我们熟知的哲学家汤一介、作家宗璞、原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中科院院士戴汝为、严陆光等,都是黄钰生在联大附中、附小的学生。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师范学院及其附属学校整个建制留在了昆明,成为云南的教育重镇。
人们感念黄钰生的办学业绩,称誉他将“无限遗爱永留西南边陲”。
西南联大附小1944-1946年学生
1941年4月,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清华大学举行三十周年校庆。
在重庆的张伯苓,特地转告黄钰生,
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应隆重地庆祝。
在会上,黄钰生大作“通家”的解释,
指出清华校长梅贻琦,是南开第一届毕业班的高材生。
接着,冯友兰也登台,叙起北大与清华,也有“通家渊源”。
曾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是清华人;
冯友兰本人,是清华文学院院长,出身北大。
之后,会议非常热烈,纷纷举出三校出身人物互相支援的情形。
所有的人,都感到联大的团结,远远超过三校通家关系之上。
有一年联大校庆,黄钰生谈到三校同仁,工作和谐归功于三校具有如云、如海、如山的风度,即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稳重如山。
联大训导长查良钊配上“自然、自由、自在”为下联,并解释,自然是求真不贵做作,自由是同善不尚拘束,自在是无求有所不为。
他认为,在如云、如海、如山的气氛中,三校同仁必然向往自然、自由、自在。
当时,无论清华、北大的校长,还有众多教授,均与南开有着某种联系,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也是三校合作的基础。
梅贻琦之所以走上教育道路,与老师张伯苓的教诲和引导有着直接关系。
蒋梦麟,长期担任南开大学校董,参与南开大学的策划和发展;
北大教授丁文江、陶孟和、胡适,也曾担任南开大学校董;
汤用彤、罗常培等人,曾在南开大学任教;
陶孟和、江泽涵、吴大猷、钱思亮等,都是从南开毕业的。
南开情节,使得三校顺利渡过磨合期,克服了最初困难。
当然我们也看到,黄钰生所具有的南开、清华“双重”学历,为其参与西南联大的校务管理,无疑增添了各校相互理解和圆融的因素。
南开大学1937届校友吴景略说——
在我的心目中,黄钰生先生是解放前南开大学的象征。其实不只我如此,许多老校友都有这样的看法。
在西南联大期间,黄钰生协助梅贻琦校长处理校务并担任建设长、师范学院院长及附校主任,培养了大批人才,有人评价——
他为西南联大所建立的功业,可以说仅次于梅贻琦校长。
80年沧桑巨变,遥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西南联大已走进历史。
但在其存在的九年中,不只是在形式上弦歌不缀,而且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
为国家培养出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
而黄钰生先生,是一位被历史面纱掩盖的国家级人物。
今天,我们特以此文,纪念这位师者。

1947年,清华大学三十六年校庆,清华校长梅贻琦(左三)与北大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合影。

古语常说:“水深不语,人稳不言”,适时的沉默,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境界。古龙说:“越是沉默寡言之人,其言语便越可贵。其人若论武功,气度必有慑人之处,其言之价就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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