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要穿过多少座城，才能被写成史诗

文/ 江河

大家好，欢迎收听早茶夜读，我是彭江河，这周我们的共读书目是茅盾的《虹》。

如同茅盾在小说中写到的，主人公梅行素是个“虹一样的人物”，而她的青春历程确如彩虹一样在时代气象的感召下诡谲多变。在未写完的《虹》中，梅女士领略了三方水土，遇到了三个症候型男人。

第一站是，家乡成都和初恋韦玉。

民国时期成都的城市鸟瞰图

1919年，18岁的梅女士在成都的益州女校读书，北京的“五四”风潮原本和她风马牛不相及，爱国不爱国的，“目标太笼统了，太迂阔了，鼓舞不起她的热情”，而革命的浪潮由不得她做旁观者，革命要抄东洋货，梅女士的姑表兄未婚夫正是开商铺的，她心想到，将来可不能做一个“十手所指的卖国奴”，更何况，此时她更纠结的是她的爱人，另一个姨表兄韦玉。

但问题是，梅女士和韦玉两人都已定亲，毫无结合的可能，一次约谈中，得了肺病的韦玉表兄表示没有能力给梅女士幸福，又说了“我看小说，我看新杂志，我想从纸片里得到安慰，从纸片里找得自救和救你的方法。现在我找得了！新的伟大的理想已经把我的痛苦解除，已经付给我割舍下你的代价。现在只有看见妹妹多福多寿，我便是世界上最快活的人！”，这样的话，梅女士听后又气愤表兄的懦弱，又满腔疑惑，“她向来自以为对于韦玉的认识很明确，现在则觉得不然了”，于是她稍稍抑制住心中的不快，对表兄说，“你说的那些小说和杂志，我也要看；送到我家里罢”。

知道为什么有些家长那么在意自家孩子跟谁做朋友么？因为，一个朋友一个坑啊！家长希望孩子跟好学生做朋友，好学生成绩好，人品好，安安全全无风险，就像梅女士的未婚夫，从小没爹没娘，却自立自强开商铺（猥琐无趣那又得另说了……），算不上好学生的，没有那些标配，谁知道你背后藏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总之，韦玉无意中把梅女士拉到了“新文学”的大坑中。梅女士翻遍了《学生潮》《新潮》杂志，一切“新”开头的都让她入迷。

新文化运动这时有革命火力作为冲锋军，已和《新青年》初期的寂寞不可同日而语，其主张号召恰与年轻人的苦恼相呼应，具有强势的话语力量，摧枯拉朽，平地惊雷，敲醒“铁屋子”中的梦中人。梅女士自我意识勃发，但她什么都改变不了，最后还是如约嫁给了姑表兄。这便是她迷茫追求的开始，当“五四”只给了年轻人口号和蓝图，而没有教会年轻人如何实践、如何抵达时，“那种苦苦追索人生的意义而终于一无所得的疲倦的呻吟”（《蚀·追求》），茅盾二十年代写的女性总是在迷失与幻灭中徘徊，这倒也是鲁迅一直犹疑的启蒙难题。

在这种困境下，所谓的症候性男人就要出场来启动其文本功能了，知道韦玉最后什么结局吗？——他死了。

点蜡烛，这门手艺，它……

韦玉的死证明了五四个人主义力量的耗尽，此路不通，茅盾便把梅女士推出了个人的小圈子，下一站是重庆。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茅盾笔下的人物和时代的同构关系。有人问，什么是茅盾的“社会剖析派”小说，这就是，时代推着人走，人在时代浪潮中翻滚、煎熬，湮没在时代画布的尘埃里。

当然，梅女士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她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别忘了她叫“梅行素”啊，呼之欲出的“我行我素”，她是时代热潮中的明眼人，“一切罪恶可以推在旧礼教身上，同时一切罪恶又在打破旧礼教的旗帜下进行，这便是光荣时髦的新文化运动！”，解放的只是人们的欲望，新的时髦外衣下仍旧溢满陈腐，因此当她逃到重庆获得了教员职业后，她依然感到迷茫，更迷茫的是她只能做批判，不能明晰地确定自己的理想。

民国时期的重庆

第二个男人就是她的同事之一，因为戏份太弱，我们就不花大篇幅去讲他了，在梅女士看来，这位同事并没有比学校里其他同事高明到哪里去，拒绝他的求爱代表了梅女士与假闹腾的新文化运动划清界限的立场。后来，为了躲避学校里的人事纠缠，梅女士到了一个军长家当家庭教师，不想又受到军长纠缠，只好借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到了上海。

本书的第三站是上海，和第三位症候性人物，革命者梁刚夫。

民国时期的上海

到这里大家应该能了解到，“东方美人”梅女士，又温柔又坚毅，她在一般男性面前都是自尊骄傲的，是拒绝地“攻”，而不是自卑地“受”。可到了上海，到了梁刚夫这里，她的骄傲被动摇了，她的两性天平倾斜了。一开始，她气不过，但当她意外地读到了《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时，她在“五四”时期的启蒙激情又被点燃了，梁刚夫对她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从韦玉到梁刚夫，“哥哥妹妹”式的情爱叙事背后，选择谁，拒绝谁，实则暗含了梅女士对人生图景的想象。

上海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荼，渐渐地，一面因为自身对于“更广大更热烈”的信仰和追求，一面由着内心情愫的牵引，梅女士加入了革命的队伍。看起来，一直自责自我意志脆弱，想要获得人生主导权的梅女士在个人单薄无力的处境中无法实现，只有在集体的力量中才能得到历练，这就是茅盾赋予革命者梁刚夫的症候性意义。

我们现在看这部小说的逻辑可能比较偏左翼文学的革命思维，但我想文本同时也在处理现代性的病症，贯穿了整部小说的梅女士的苦恼，被启蒙后的个体发现了自我被放逐的人生真相后，她到底该何去何从，这也是她不断逃离、不断转移的动机之一，革命、集体能否给她人生意义的回应，茅盾没有写下去。梅女士无疑是“五四的女儿”，她的人生轨迹是二十年代革命热潮的化身，正是人生意义的求索使这部看似具有小资情调的成长小说胜任了时代主流的精神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