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基层医生的自述 —— 医疗上的一些事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来源

微信公众号：医法汇

去年底，我的一位亲人，80多岁了，因为心绞痛去做心脏血管造影，术中发现：右冠状动脉主干完全闭塞，远端没有毛细血管网；左冠状动脉的近端有两处狭窄，一处直径减少约90%，一处约80%。当时介入手术医生给我们两个方案，一是直接在左冠放支架，有很大的风险，但不做介入而保守治疗，病人发生急性心梗的风险也很大；另一方案是手术分两步，这次试着打通右冠，如果打通了，再择期做左冠，但右冠完全闭塞，病情可能进展好几年了，存在斑块钙化而无法打通或者有血管破裂的风险。因为我是医生，亲人让我来做决定。虽然我是医生，我也知道介入手术医生所说两种方案的利弊没错，但因为我不是心内科的专科医生，我也无法权衡到底该怎么做。我问医生该怎么做，医生先是建议先做左冠，又说风险太大，他也无法做决定。我又问医生，如果病人是您的母亲，您会怎么做。他还是不能给我提出明确的建议。实在没办法，我咨询了一个心内科专业的朋友，在他的建议下先做了右冠，后期又做了左冠，目前效果很好。但问题是，假如亲人事先没有问我，采取了第一种方案，万一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后果，而我咨询了朋友，说不该采取第一种方案，这样会不会出现医疗纠纷呢？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次经历让我反思我们的医患沟通制度，患者或家属对病情及相关诊疗信息有知情的权利，医务人员有履行告知的义务。患者在知情的情况下有选择、接受与拒绝的权利。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患方的知情同意权，听起来挺不错的。但在很多医疗决定上面，患者一方是无法识辨一个选择和另一个选择有什么区别的。

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在讲《选择的困惑》时说，在美国现在早已不是那种你去看医生，医生直截了当告诉你该如何做的时代了，相反，你到了医生那里，医生会对你说，“我们可以用治疗方案甲，也可以用治疗方案乙。方案甲有如此这般疗效和风险，方案乙有如此这般疗效和风险，你想怎么治？”然后你说，“大夫我该如何做？”医生又说了一遍，甲有如此这般疗效和风险，乙有如此这般疗效和风险。你想怎么治。你再问医生：“大夫，你要是我，你选择哪种？”医生说，“但是我不是你”。

（图片来源于网络）

巴里·施瓦茨指出，这种情况其实是把做决定的担子和责任从一个知道该怎么做的人，转嫁到一个对治疗方案一无所知，而且正在为病痛所困扰，根本不在能做决定的状态的人身上。这就是目前我们医生在履行告知义务时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名医生，在我的亲人需要做手术时，我知道我要承担其中的风险，因为手术风险、麻醉风险等根本不是医生所能完全控制的。但是，很多患者及其家属不理解。如同我在前面所说的，如果我们医生给患者提出了明确的建议，万一出现严重不良后果，又有可能出现医疗纠纷。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多年的医疗工作中，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即患者对疾病的认识不足，不知道一些基本的医疗原则、医疗常识。我们医生当然要鼓励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但也要让患者知道，目前的医学属于经验医学，即使是高血压这样的常见病，病因、发病机制等问题都没能完全清楚，疾病的诊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让患者明白同一种疾病，病情轻重不同、个人的体质不同治疗效果可能完全不一样；要让患者明白，目前我们国家的医院分为不同的等级，不同的等级医疗水平是不一样的。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当发现患者对我们的医术存在质疑时，不要生气、愤怒，因为这也很正常。作为医生，当我们的亲朋遇到一些重大疾病时，我们不也是经常去上级医院诊治吗。我们应该积极的帮助患者联系上级医院的医生，最简单地，把上级医院相关科室专家的坐诊时间告诉患者，让患者自己去，并注意保持联系。

（图片来源于网络）

对于患者，在提高治疗需求、增强法律意识的同时，也要增加自己的医学常识，目前有很多专业的医学网站，最简单地，也可以去网络搜索。

现在很多医院都有自己的网站，科室也有自己的微信号，这些都是医患沟通的途径。甚至可以成立专业的第三方评价机构，评估医院的治疗方案。因为目前有专业的医疗纠纷司法鉴定机构，但这是在事后去处理事故，为什么不可能关口前移，提前处理呢。

（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国的医疗纠纷沸沸扬扬闹腾了十多年了，这些年下来，医患双方在沟通时，双方都缺乏信任。患者不相信医生，医生提防患者。这种畸形的医患关系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但对于医生来说，治病时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若有疾厄来求救者，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行迹之心”。而且要数十年如一日，践行“大医精诚”，才能得到患者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