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是个很能交朋友，很有宽容度，很平易近人的君子。与蔡元培交往过的人，基本上有一个共识：蔡元培是个非常好相处的“好好先生”。您若不信，我来引几个人的原话：陈独秀的感言：“一般的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林语堂的感受：“我退居上海之时，……蔡先生和我都家居愚园路，每天上班，得与蔡先生同车，使我更亲切认识蔡先生。果然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辈，说话总是低微的声音，待人总是谦和温恭。”又说：“人家叫他'有求必应’。凡是谁做一本书，求他做序或题签，他没有不答应。求他八行书荐事，他也拿起笔来给你推荐。而部长院长，看见蔡先生八行书，知是他写的，可以不理。蔡夫人说，蔡先生这人真容易伺候，饭烧好也吃，烧焦了也吃。”蒋复璁追念蔡元培时称：“蔡先生是最可以亲近的一个人，无论什么去请求他，他总肯帮你们的忙。慈祥和蔼是老人常性，而蔡先生尤为特甚。”吴敬恒回忆：“蔡先生平时待分，对好人没有不尊敬，对坏人，也没有不宽恕。这个人只要有一点可取之处，总是待他很好；只要他做的事有益于国家，没有不赞同。”
蔡元培的书法与为人一样，兼容并包，不拘常法。在某些人眼中，蔡元培的书法是差劲的。1892年参加殿试朝考的时候，蔡元培没有以通用的馆阁体书写。一位阅卷大臣就说：“此卷的字不是馆阁体。”幸亏另一位名叫汪柳门的先生非常赏识蔡元培，就说：“他是学黄山谷的。”于是大家都在卷子后面划了一个圈，蔡元培得以成为翰林。此事过了好多年后，蔡元培执掌北大期间，在一次公众场合，北大教师钱玄同突然问蔡元培：“蔡先生，前清考翰林，字都要写得很好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么蹩脚，怎么能考中翰林呢？”场内一片肃静。钱玄同也意识到自己冒失了，怎么能在这样的场合这样评价德高望重的校长呢！蔡元培却一点不在意，微笑着说：“我也不知道。大概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吧。”听蔡元培这么幽默地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气氛变得非常融洽。这样的人，无论他身居如何高职，总不会端架子，总会平等待人，当然更不会忘掉老朋友。
看到此处，有人不免质疑：交朋友当然是要交好相处的，但我是瞧不起“好好先生”的。什么时候都是好，往往虚伪，没有自己的主见。可是我要说：“蔡元培虽然是'好好先生’，但绝不虚伪。他当然非常有主见，而且在大节上非常刚烈。”晚清年间，蔡元培经过科举考试，中举人中进士，一路高歌进入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翰林院。但他经过戊戌变法看到清政府无能时，毅然放弃高官厚禄，返回故里。不仅如此，他还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试图以激烈手段来救国；他又在上海创立光复会，出任会长；加入中国同盟会，被孙中山委任为上海分会会长……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蔡元培更是擎起了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大旗，顶住了难以想象的压力，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所有的这一切，又岂是一个普通的“好好先生”所能做到的。蔡元培所做的许多大事，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开拓成果。要开拓出前人从没有的新天地，又岂能没有主见。那么，蔡元培是如何将“好好先生”与“有主见”矛盾地统一呢？梁漱溟称：“我所了解的蔡先生，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进一层说：坦率真诚，休休有容，已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大吧。”陈独秀则在“老好人”的评语后，又加上一句：“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点。”这一点，林语堂也有共识，说：“但是人有所不知者，以为蔡孑民（即蔡元培）只是个'好好先生’。……其实蔡先生软中带硬，外圆内方，其可不计较者，他不计较，大处出入，却不肯含糊。”
蔡先生的外貌，总是温和的。庸俗浅薄的人，或者要把蔡先生看作一个筹融的人。他早年在爱国学社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秘密赁屋，试造炸药”，领导学生从事暴动工作的人，这还可以说是少壮时代情感和血气的作用。可是他的勇气，尤其是道义的勇气，是与年俱增的。
民国元二年间，孙中山先卸总统职，国民党中拟议组阁问题的时候，党中就有许多同志说，倘以党中某君组阁，或不免为袁氏所毁；倘以蔡先生组阁，袁氏威胁利诱之技穷矣。足见蔡先生的道义勇气，在当时已为党中同志所共识。
民国六年，蔡先生将赴北平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先生的朋友，多数是极力劝阻，但先生终于决然前往。他在北大十年，经过了无数的恶劣环境，从来没有与任何恶势力，作所谓通权达变的妥协。其他素来以清高自命的人，甚至革命党人，于这个期间，在北平军阀官僚政府下的行径，有几个人今日可以对蔡先生而无愧色！
中日事变发生以后，蔡先生很少发表言论，记得民国二十三年，蔡先生某次从上海到南京，有位意志不定而当时地位极重要的人请他吃饭。蔡先生在席上对主人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一面说着，一面两行热泪已经流到杯中了。主人极不安，举座无不感动。这些事实都表现蔡先生内心的勇气。但是这不过随便举列的几个例子而已。
《蔡元培自述》中，蔡元培本人曾回忆辞退北大几位外国教员的经过：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着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蔡元培还是“开放女禁”、使男女学生同校读书的伟大教育家。男女同校这件事，不仅在中国，是件开拓性的善举，使女子能够与男子接受同样的高等教育；而且在当时的整个世界，男女能同校的国家也是很少的。此事关系重大，如果处理不好，会遭到难以想象的阻力。但蔡元培却以变通的方法，很容易地解决了问题，而且他在日后回忆时也是轻描淡写。他说：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赊购内。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于不动声色处，行雷霆万钧之事，这便是蔡元培一贯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