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为抵抗：纳粹占领时期的荷兰地下文学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2020年12月4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在国际合作部“海外名家讲学计划”的支持下举办线上讲座，主题为“文学作为抵抗：纳粹占领时期的荷兰地下文学（1940-1945）”。主讲人杰罗恩·德伍夫（Jeroen Dewulf）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日耳曼研究系讲席教授，兼任伯克利国际问题研究所和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荷兰殖民与后殖民文学及历史，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低地国家文化，日耳曼文学及欧洲政治等。
本次讲座主要基于德伍夫教授专著《反抗之精神：纳粹占领时期的荷兰地下文学》（Spirit of Resistance: Dutch Clandestine Literature during the NaziOccupation）。该研究以纳粹占领时期的荷兰地下文学为研究对象，对与其相关的历史背景、出现原因、发展经过、主要内容以及其战后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讲座海报
整理｜何俊德、谢侃侃
（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
二战时期，荷兰全境遭到德国占领，当地出现的各式各样不被纳粹政权允许的文学作品，创作时代大致是1940年5月至1945年5月。选择这一时期的地下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有多方面的考量。首先，虽然在德国占领时期许多欧洲国家都曾出现过地下文学，但荷兰涌现的地下文学作品是最多的，地下出版业也尤其繁荣。在法国和丹麦，仅有像午夜出版社（Les Editions de Minuit）和北欧自由出版社（FritNordisk Forlag）等为数不多的地下出版机构，出版量不足百部。然而，同一时期的荷兰地下文学的数量则远超于此，单是迪尔克·德·容（Dirk de Jong）就列举出上千部作品，而他所列举的书目亦不完全。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些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荷兰在纳粹占领时期会出现如此之多的地下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是如何创作、发行和流通的？类似的创作和出版行为有何风险？目的是什么？创作者和流通参与者达到了怎样的目的？最后，这些地下文学带来了什么影响，二战之后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荷兰地下文学的历史渊源
出版业在荷兰以及广义的低地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而深厚的出版传统对荷兰人的身份认同及他们在二战期间的抵抗运动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比利时安特卫普（Antwerp）自16世纪起便是欧洲印刷业的中心，当地著名的普朗坦出版社（Plantin Press）是欧洲最古老的两个出版机构之一。安特卫普在今天的比利时境内，却与荷兰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的尼德兰（或所谓低地国家）的范围比现在大得多，大致覆盖现在的整个荷比卢地区（Benelux），安特卫普也在其领土范围之内。
杰罗恩·德伍夫专著《抵抗之精神：纳粹占领时期的荷兰地下文学》
16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欧洲，其中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Charles V）控制着大片土地，号称日不落帝国（sun never set），尼德兰也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庞大的帝国采用中央集权制，马德里是绝对的权力中心。在查理五世的统治下，王国所属城邦没有制定政策和宗教信仰的自由。然而，这样的要求却与尼德兰的传统相冲突。尼德兰自古以来都是一个贸易非常活跃的地区，传统上其境内各区域都享有地方自治权，可以自订税收政策。尼德兰人对这种自治权十分珍视，对马德里的压迫也日渐不满，荷兰人也因此对作为西班牙执政根基的宗教问题展开了全新的思考。伊拉斯谟（Erasmus）等人的批判性思考在尼德兰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无可避免地对教皇和查理五世的权威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当时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就清晰地反映了这一情况。可以说，自16世纪起，创作与出版就是荷兰人反抗压迫的重要手段。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领导的反抗运动催生了新教的诞生，马德里政权也开始努力地压制此类活动。然而，压迫带来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西班牙是否可以有效地控制人们的信仰？身处帝国中心的马德里当然认为这是可行的——作为一个统一的帝国，人民理应拥有相同的信仰，即天主教，而尼德兰人则更愿意坚持自治的传统。这种分歧引发了尼德兰人对西班牙统治进行反抗，战争持续了80余年，最终导致了尼德兰的分裂，南部省份仍然处于西班牙的统治之下，信奉天主教，成为了日后的比利时和卢森堡；北边的省份则成立了独立的共和国，获得了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荷兰国父威廉·范·奥伦治（William van Orange）在八十年战争中将印刷品用作其强有力的武器，以获取公众支持，著名的《高岑诗歌集》（Anthology Geuzenlied）便是典型范例。高岑（Geuzen）指的是16世纪威廉·范·奥伦治的支持者，倡导自由，反对西班牙人的统治。《高岑诗歌集》就是为声援他们而作，反映了荷兰人的身份认同，现在仍然有较大影响，荷兰国歌的一部分就来源于高岑诗歌集。因此，自16世纪就开始兴盛的低地国家印刷业和反抗文学在纳粹占领时期再次成为了滋生反抗的土壤。
1940年出版的Geuzenlied Book的封面，左边是16世纪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起义，右边则是反抗德国纳粹的占领。
德伍夫教授将反抗西班牙统治和反纳粹占领联系起来，指出荷兰人在二战中使用了类似的策略。从《高岑诗歌集》可以看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地下文学的主要形式是诗歌，而诗歌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畅销。然而，这一情况在纳粹占领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诗歌集再次得到广泛流传，抵抗诗歌集在这一时期卖出了40000多册。
二战中荷兰地下文学的兴起
二战中地下文学在荷兰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但其中的原因却是比较复杂的。其中一种接地气的解释是，纳粹占领时期荷兰人大多无事可做。因为害怕轰炸以及害怕被送到德国当劳工，人们常常需要躲在家里，门窗紧锁，城市的夜晚通常也是漆黑一片。在这样的环境中，荷兰人百无聊赖，只能苦等，一部分人便把情感寄托在文字作品上，构成了地下文学的一部分。日记是那个时代重要的文学形式，记录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安妮日记》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些地下文学也反映了当时的荷兰人的生活状态：等待、再等待，直至实现独立与解放。
地下文学的兴起也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即德国纳粹在荷兰实施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其严格程度超过了其他任何占领地区。这一审查制度严格控制了在荷兰出版的所有印刷品，犹太作家或支持共产主义的文学作品都会遭到清理，一些看起来不痛不痒的英美作品也会遭到审查，并将其作者视作“敌方作家”。甚至与纳粹、占领、反抗等主题毫无关联的译著也会遭到审查和禁止，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诗集的荷兰文译本亦未能幸免。
德国纳粹的宣传部门在荷兰成立了文化管理院（KultuurKamer），负责监管荷兰的所有出版物。纳粹占领时期，想要继续发表的作家必须要首先成为文化管理院的会员，这意味着出版物必须完全符合纳粹的思想和价值观。许多荷兰作家都反对这一政策，但仍有不少人为了维持生计选择加入文化管理院，以换取继续发表的机会，而创作内容却是一些与时政现状无关的动植物主题。对于那些信仰较为坚定的作家来说，地下文学则成为了其继续创作发表的另一种选择。同时，很多荷兰人相信，购买和阅读地下文学也是支持同胞反抗纳粹的一种实际行动，因为通过地下文学所赚取的一部分利润将被用于支持抵抗组织。
奥地利纳粹头目赛斯-英夸特（Seyss-Inquart）参观文化管理院（KultuurKamer）
上述情况与欧洲其他地区不同，譬如纳粹在比利时等地就没有设立文化管理院一类的机构，而纳粹德国在荷兰实施较严格文化政策的原因也是多层的。首先，从占领管理方式上看，纳粹在比利时、法国等占领区实施军事管理，政府事务由军队直接负责；而纳粹在荷兰则是通过文官政府进行管理，文官政府由奥地利人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等重要纳粹头目领导，十分重视纳粹意识形态的宣传。例如，荷兰在二战期间有超过70%的犹太人遭到迫害，比例之高冠绝欧洲。此外，纳粹文官制定的严格政策也充分地反映在文化管控方面，尤其是他们对图书出版工作的重视。
为何德国纳粹对荷兰的管理方式如此特殊？事实上，在德国人到来之前，荷兰人安东·马瑟特（Anton Mussert）就受到纳粹主义的鼓舞，在荷兰发起了小规模的荷兰纳粹运动（NSB），想要在德国进驻后成为领袖。然而，马瑟特不仅在荷兰当地不受欢迎，其政治理念也没有得到德国纳粹的赏识。马瑟特的最终目的是将荷兰纳粹化，成为纳粹大家庭中的一员，同时让荷兰保持国家独立，成为欧洲重要的一部分。这与德国纳粹的想法并不一致，最终导致纳粹当局决定在荷兰采用不同管理方式。在他们看来，不仅要将荷兰纳粹化，更要让荷兰社会“德国化”，使其成为大德国（Greater Germany）的一部分。许多纳粹头目认为，荷兰自古以来就是的德意志的一部分，荷兰只是因为一些历史原因暂时离开了德国的怀抱。因此，他们更愿意将荷兰称作“威斯特兰”（西边的土地，Westland）而不是“尼德兰”（低地之国，Netherland）。纳粹军政领袖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就曾声称荷兰语就像卢森堡德语一样，不过是德语的一种方言。因此，德国纳粹也想如法炮制其对待卢森堡的方式，将荷兰社会一步步蚕食，令其成为德国的一部分，最终让荷兰人自愿将自己看作是德国人。在纳粹看来，德国即将领导一个新欧洲，荷兰人应该为自己成为领导新欧洲的一部分感到高兴。荷兰社会的纳粹化显然不能实现这一愿景，只有对前者进行完全的“德国化“改造才能达到目的。
在此背景下，荷兰人也对此产生了激烈的反应，开始用更为直白的爱国话语表达自己。他们坚信荷兰人不是德国人，要坚守自身的身份，要为自己的荷兰身份感到自豪。然而，这样的话语事实上与马瑟特使用的陈述方式殊途同归。为了将自己与马瑟特等纳粹分子区别开来，荷兰反抗者们决定再度搬出荷兰皇室，将其作为国家团结的象征。在德国入侵前，荷兰皇室就已失去了昔日的影响力，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对其充满了不屑。然而，这一情况在德国占领荷兰之后发生了改变。反抗者们为荷兰女王威廉明娜（Wilhelmina）“二次加冕”，冠之为“荷兰女王及荷兰人民的女王”。这样做的最主要原因是马瑟特曾在荷兰王室仓皇逃往伦敦后对其大肆批评，认为王室背叛了荷兰民众，并希望借此机会与德国纳粹合作，实现自己统治荷兰的梦想。马瑟特的批评显然与大多数荷兰人的意愿相悖，因此反抗者（尤其是其中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将曾经被当作保守势力象征的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奉为反抗运动的英雄。荷兰王室也因此在反抗运动中变得愈发重要，象征荷兰皇室的橙色也成为了反抗者的标志色。
荷兰地下文学的流通
前文提到，地下文学是遭到纳粹当局明令禁止的，在此背景下进行创作需面临极大的风险。德国占领期间，荷兰有至少700名地下出版工作者被杀害。除了处罚违反禁令者，纳粹当局还会采用诸如没收打字机等手段加强控制。然而，纳粹并没有对地下文学的创作和印刷进行真正有效的控制。首先，荷兰有着成千上万台打字机，没收难度较大。同时，荷兰人想出了隐藏打字机的各种办法，将其藏在狗圈或墓地等人迹罕至的地方。此外，荷兰人也采用胶版（hectograph）等更为安静印刷方式。这种印刷方式需要借助外力，因此人们经常使用在荷兰随处可见的自行车来驱动打印设备。纳粹当局严格管控纸张的分配和使用，因此荷兰地下文学作品通常较薄，以诗歌和小故事为主，几乎没有长篇小说。
荷兰人用自行车驱动打印设备
荷兰人在占领时期把日常生活中的大把时间都花在了黑暗中的等待，经常无处宣泄精力。然而，纸张的短缺又限制了他们在创作时长篇大论。因此，许多人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插图画创作上。“忙碌的蜜蜂”（De Bezige Bij）是这一时期的很有代表性的出版社，由一群积极参与反抗运动的学生创立，曾帮助了400名犹太儿童，使其免遭迫害。“忙碌的蜜蜂”也是这德国占领时期荷兰最大的地下文学出版社，活跃至今。《十八位亡灵》（De Achttien Dooden）是该社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讲述了一群遭到纳粹迫害的反抗者的故事。另外，讨论这一时期出版物的艺术价值，就不得不提到亨德利科·沃克曼（Hendrik Werkman）。沃克曼是“蓝色的驳舟”出版社（De Blauwe Schuit）的画师，为《哈希迪奇传说》（ChassidischeLegenden）创作了精美的插图。他也是一位著名的地下文学作家，在1945年3月遭到纳粹逮捕和处决。令人更为遗憾的是，其部分作品后来在盟军的炮火中焚毁，仅有很小一部分留存于世。
弱军事抵抗 vs. 强精神抵抗
紧接着，德伍夫教授探讨了其著作的核心问题，即荷兰人的精神反抗。事实上，荷兰人在二战期间并没有进行太多的军事抗争，他们对德国纳粹的反抗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而且是比较成功的。正因如此，德国纳粹对于荷兰的“纳粹化”和“德国化”改造均以失败告终。由于德国对荷兰的占领，荷兰人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是荷兰人，而不是德国人。德国纳粹是侵略者，是限制荷兰自由之人，因此荷兰人也将自己的身份认同提升到新的高度。在荷兰地下文学中，反抗作家经常强调荷兰人是世界上和德国人最不一样的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地下文学形成了一种对抗纳粹战争文学的反宣传。
德伍夫以阿尔伯特·赫尔曼（Albert Helman）为例，分析了德国和德国人在荷兰地下文学中的形象。阿尔伯特·赫尔曼来自荷属苏里南地区，是第一位来自荷兰加勒比海殖民地的反殖民小说作家。他拒绝加入纳粹建立的文化管理院，毅然决定投身地下文学的创作。他收集了大量德语文学作品中对于德国纳粹的批评，将其整理成合集出版，以此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荷兰地下文学中反德话语的核心目的是对纳粹宣传进行对抗，这其中也包括引用来自奥地利或德国反纳粹势力的声音。事实上，部分荷兰地下文学作品就是由流亡荷兰的德国和奥地利作家创作的，总量中约有5%的作品是德语，如卡夫卡作品（FranzKafka）的再版。也有一小部分出版商专门出版售卖德语文学作品，如沃尔夫冈·弗洛梅尔（Wolfgang Frommel）和沃尔夫冈·科丹（Wolfgang Cordan）两位德国知识分子。两人均是格奥尔格圈(George-Kreis)成员，在流亡荷兰时创立了仅出版德语文学中“阳春白雪”作品的地下机构，并成功地将这些书籍卖给了德军官兵。
另一方面，荷兰地下文学并不只是一味地强调与德国进行斗争，有一部分作品也表达了调停及和解的意愿。例如，作家西蒙·费斯特代克（Simon Vestdijk）就曾在狱中邀请自己的狱友演讲。而这位狱友则选择了德语作家卡夫卡作为例子，表示荷兰人需要对抗的是纳粹分子，而不是德国的语言和文化。战后，以费斯特代克为首的作家群体也极力反对荷兰文化部推动的废除高中德语教学的计划。尽管如此，战后荷兰人学习德语的意愿远低于战前，荷兰也因此被看作德国邻国中最不愿意学习德语的国家。
然而，德语并未在荷兰销声匿迹，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大量奥地利和德国流亡者选择继续在荷兰生活。《安妮日记》作者安妮·弗兰克的父亲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就有一位这样的密友，德国社会学家库尔特·巴施维茨（Kurt Baschwitz）。巴施维茨在战后积极帮助联系《安妮日记》的出版，为荷兰文学作出了贡献。
安妮·弗兰克《密室》
地下文学之遗产：荣耀抑或是借口？
讲座的最后一部分，德伍夫教授探讨了荷兰地下文学的战后处境及影响。荷兰解放后，地下文学成为了反法西斯主义的象征。地下文学作品首先在荷兰各地展出，以祭奠那些为了出版自由而献出生命的反抗者。之后，这些作品就在欧洲巡回展示，并被赋予了另一层意涵——地下文学不仅仅是用来反抗纳粹宣传的工具，更重要地，它成为了提升荷兰国家形象的手段，荷兰政府希望通过展出地下文学作品来凸显该国在德国占领时期的英雄形象，而这种刻意的形象塑造实际上掩盖了荷兰在二战中表现出的软弱：荷兰军队仅稍作抵抗便败下阵来，最终是依靠他国的强大力量才打败侵略者重获自由。二战期间，参与武装斗争的荷兰人最多不超过25000人，然而荷兰却声称自己是个英雄的国度，显然是不合适的。同时，许多荷兰人与德国人进行经济合作，协助纳粹迫害犹太人，大量事实在战后被掩盖，遭到责难的仅有马瑟特和他的荷兰纳粹运动以及罪恶的德国人。可以说，战时的荷兰地下文学是对抗纳粹宣传的有力武器，然而在战后却成为了荷兰为自己不光彩行为进行辩解的借口。
同时，在殖民地问题上，地下文学甚至被当作荷兰为其殖民战争进行辩护的依据。例如，广受欢迎的荷兰地下文学作家莱昂哈德·惠辛加（Leonhard Huizinga）就声称，二战期间不仅仅是德国占领了荷兰，日本人也同时侵略了荷属东印度。因此，荷兰不仅仅在欧洲战胜了德国，也在亚洲战胜了日本，因此荷兰人解放了荷兰，也解放了荷属东印度。然而，这样的叙述显然在印度尼西亚并没有太大的市场。印尼人心中的“自由”与荷兰人认为的并不一致。1944年，“忙碌的蜜蜂”出版社收到了大量来自印尼民族主义领袖苏丹·沙里尔（Sutan Syarir）的信件，信件由沙里尔的妻子提供。战争开始前，沙里尔被荷兰人囚禁于巴布亚的波汶·帝古尔（Boven Digul）监狱，他在狱中写下了这些文字，不仅批评了荷兰的殖民政策，同时还对荷兰王室及威廉明娜本人进行了批判。“忙碌的蜜蜂”一开始十分犹豫是否应该出版这些信件，希望等荷印殖民战争的尘埃落定落定之后再出版。事实上，“忙碌的蜜蜂”拖到第二年才出版了这些信件。与此同时，该出版社却再版了殖民主义者惠辛加的书，共40000册，为荷兰重返东印度“拯救印度尼西亚”造势。这样的背景下，荷兰人将自己对“占领”、“殖民”和“反抗精神”的双重标准展现得淋漓尽致。
除了殖民问题，二战中犹太人遭遇的大屠杀也为荷兰地下文学蒙上了一层阴影。荷兰人的英雄形象在雅戈·普雷瑟（Jacques Presser）所著的《消亡》（Ondergang，1965，英译本译为《风中灰》（Ashes in the Wind））中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普雷瑟是一位犹太历史学家，妻子在犹太大屠杀中丧生，本人则在灾难中艰难地活了下来。在荷兰，有73%的犹太人遭到迫害，这一比例在整个欧洲是最高的。德伍夫教授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荷兰人还将自己称作是英雄的民族是极不合适的。记者阿德里安·维尼玛（Adriaan Venema）也对一些位居高位的荷兰知识分子提出质疑，批评他们在战后努力掩盖了自己在战争中与德国合作的事实。这些知识分子见风使舵，初期坚信德国会赢，便积极投身纳粹文学的创作，到了战争末期，看到德国大势已去，就开始创作地下文学。比如，简·坎珀特（Jan Campert）就在战争初期收取了大量犹太人的钱财，承诺将帮助他们偷渡到比利时避难，然而却在暗中与德国人勾结，使得这些犹太人一到比利时就遭到逮捕。维尼玛揭露了荷兰地下文学中的阴暗一面，使得荷兰地下文学的光辉形象大打折扣。
《消亡》（Ondergang）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荷兰新一代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后新一代追求自由，选择更为进步的生活方式，也接受更多的左翼思想和价值观，渐渐失去了对地下文学的兴趣。因此，许多荷兰地下文学作品都被贱卖到了英美等其他国家的图书馆。不仅如此，荷兰地下文学在1965年后的文学史著作中也被严重忽视，文学史学者们更多地将注意力投向了20世纪30年代的先锋派作家及40年代晚期的战后反叛文学思潮，却忽略了战时地下文学发展最为蓬勃的时期。德伍夫教授提到，当先锋派作家的书只能卖出50本时，地下文学作品在民间广受欢迎，销量成千上万。
德伍夫教授认为，地下文学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历史背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他同时指出，战后荷兰文学中所谓的“新思潮”实际上在战争时期就已萌发，但许多文学研究者却将这些“新思潮”与战争时期的文学割裂开来。例如，安娜·巴拉曼（Ana Blaman）于1948年创作的小说《孤独之旅》（Eenzaam Avontuur）是荷兰第一部公开描写女同性恋关系的小说，但她在1943年其实就已出版过含类似女同题材的短篇小说。莱恩·布莱斯特拉（Rein Blijstra）创作的地下文学作品讨论了与荷属东印度（今印尼）的相关问题，他尖锐地发问：如果一个国家将自己追求自由的抵抗行为视作正义之举，那么她占有殖民地的正当性又从何而来呢？地下文学作品也包含了最早的犹太大屠杀相关记录。早在《安妮日记》问世前，埃迪·赫尔萨姆（Etty Hillesum）从韦斯特博克（Westerbork）集中营寄出的信件就已经通过秘密渠道出版发行。
许多人批评了荷兰在战争时期对纳粹罪行的无动于衷，而这种反思是否到了战后才出现呢？德伍夫教授给出了否定的回答，指出在战争进行时就有一大批地下文学作家清晰而尖锐地批判了部分荷兰人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些作家并不是到了1960年代才投身于反叛文学思潮，相反，他们在抗议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的战争时期就已经勇敢地发出了批判的声音。
最后，德伍夫教授强调，地下文学的重要性在于维系了民众对文字的信仰。值得注意的是，纳粹宣传机器压制并滥用了文学的力量，出版作为人文主义后盾的传统信仰遭到了彻底的破坏，而荷兰民众对文学力量的信仰却恰恰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蓬勃兴盛的秘密刊物与地下文学作品与纳粹宣传机器对文学的滥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可能不像一些人期冀的那样光芒万丈，但在无尽的黑暗笼罩大地时，再微小的火焰都可以带来温暖与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