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繁荣创作——忆50年代的创委会(3)
在创委会秘书室，读书的风气也很浓。除了按照工作需要，分工阅读作品外，在业余时间大家都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理论、文艺理论，阅读中外古典名著。1954年，《文艺学习》杂志上刊登过一份《文艺工作者学习政治理论和古典文学的参考书目》。我的同事各自参照这个书目，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订立自己的学习计划。那时，读前苏联文学作品风靡一时，《收获》、《幸福》、《旅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茹尔宾一家》、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奥维奇金的特写，都是大家争相传阅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情节、语言，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议论、交流中，也逐步养成各抒己见、自由讨论的习惯。对创作组热烈讨论的《三千里江山》、《菊花石》以及路翎的小说《初雪》、《战士的心》、《洼地上的“战役”》，往往存有不同的看法，有时争论起来，还挺较真。由于创委会领导鼓励多阅读、勤练笔，一些同事利用业余时间辛勤笔耕，也写出了一些好的、有影响的作品或评论，如杲向真的儿童小说《小胖与小松》、王景山的杂文、我的儿童文学评论等，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作并发表的。
同事之间在思想上、生活上相互关心和帮助。上、下级之间，新、老同志之间，都相处得亲切、和谐，平等相待，真诚相处，没什么隔阂。沙汀是个资深的老作家，年龄比我大27岁，但同我可说是忘年交。他有什么苦恼，比如，一心想回四川，想搞创作，想老婆孩子，都直率地向我倾诉。又如，我和陈淼是最早同时调进创委会的，我俩更是经常推心置腹无所不谈，包括各自的婚恋情况也都直抒胸臆，没什么遮掩。创委会好似一个大家庭，同事间亲如兄弟姐妹，老大姐何路就把我当作小老弟。开会时她常和我坐到一条板凳上，拍着我的肩膀，说些悄悄话。每到上午10点工间操的时间，创委会秘书室的同事相聚在办公楼的回廊上，谈天说地，有时乐不可支。那时苏联有本小说《三个穿灰大衣的人》，由于我年轻逞强，数九寒天连棉毛裤也不穿，因而被同事们戏称为“穿单裤过冬的人”。当年，邵荃麟、艾青、沙汀等就住在22号院里，我们天天都能看见他们系着红领巾的孩子上学、放学的身影；有时还能看到他们的没上学的小男孩，穿着海军衫，端着冲锋枪，穿梭于院子回廊间做打仗的游戏。这些孩子也和我们说笑打闹，一点也不生疏、拘束。
风风雨雨中的遭际
创委会成立、发展、消亡的历史，是与50年代文坛的风风雨雨紧紧联结、密不可分的。从1953年到1958年初，先后经历了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文艺报》、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和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肃反、反右派等一系列文艺批判和政治运动。创委会负责人、工作人员的遭际、命运也随着这些批判斗争而动荡、升迁和沉浮。这里不说邵荃麟、沙汀、刘白羽、康濯等负责人当年的处境和表现，只举部分工作人员在反胡风、反右派中的遭遇为例，来看看普通知识分子在“左”倾路线、思潮下身心受到怎样的摧残。
随着反胡风斗争的展开，《人民日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的公布，创委会秘书室很快挖出一个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严望(本名阎有太)。严望与我是同事，也是创委会的一个秘书，但他比我大十岁八岁，资历比我深，是个16级干部。他不搞创作、评论，在文学界可说是没一点名气。只是在50年代初调来全国文协后，做组织联络工作，与胡风才有了交往。他因为给胡风通风报信，定为胡风集团打入作家协会的“坐探”，骨干分子。被关押了十年后，免于刑事起诉，送进劳改队。直到“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平反后，严望也才得以平反，于1980年春回到中国作协。他的一生可说是命运多舛。我也因为严望的交代而受到牵连，经过一年多的审查，才作出我与胡风集团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所犯泄密错误属于严重自由主义的结论。毛泽东在给《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加的按语中有一句话：“有些自由主义分子则是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因此对我的错误的批判，上纲上线很高，最后给予我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直到胡风集团一案平反，撤销对我的处分，我才卸掉背了二十五年、六年思想包袱。原担任创委会秘书室主任的陈淼，本来已调离作协去鞍钢工作，深入生活，也因为涉及向胡风集团“坐探”严望“泄密”，当即被召回北京，受到审查和批评。
在反右派斗争中，创委会秘书室、研究室也不是风平浪静，同样受到急风骤雨的侵袭。先后受到批判的工作人员有我、杨犁、王景山三人。在整风会上，我是首先被批判的。由于赴东北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调查了解鸣放情况时，我曾在小范围向当地宣传部、作协负责人传达过周扬在刊物编辑座谈会上鼓励鸣放的讲话精神，因而被指责为“煽风点火于基层”；又由于写了两篇反映作家对文艺领导批评意见的通讯报道，而被批评为“替右派分子鸣锣开道”。在作协内部排队中，据说定我为中右，最后确认我的问题性质是严重右倾错误，随即下放劳动。第二个受到批判的是时任创委会研究室副主任的杨犁。《文艺报》1949年创刊后，他就在丁玲、陈企霞麾下工作。由于所谓的“为丁、陈反党集团翻案”而受到批判，最后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农村改造。另一个被批判的是研究室研究员王景山。本来他已调离创委会，在北京师范学院(即现今的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书。由于1957年春在创委会工作期间写了《谈“禁忌”》、《老八路和老爷》、《“比”的种种》等几篇杂文在《文艺报》等报刊上发表。反右后，检举揭发材料由作协转到学校，最后虽未划为右派，但被开除了党籍。还有一个周勃，1956年自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作协创委会。不久，调回湖北《长江文艺》编辑部工作。他也因为在创委会秘书室期间写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和其他论文在武汉受到批判，并被定为右派。一个小小的、十三、四人的单位——创委会秘书室、研究室，竟有三、四人受到错误的批判处理。由此可以看出，反右派斗争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打击和伤害又是多么深广和严重！
默默耕耘的收获
50年代在创委会及其秘书室、研究室工作过的前后共计有30多人。从“文革”到现在，担负过创委会领导职务的作家、批评家都已与世长辞。秘书室、研究室的工作人员陈淼、何路、罗立韵、杨犁、胡海珠、严望、杲向真、黄玉颀、邸金俊、李宝靖等也已先后谢世。如今健在的十二、三人多半是耄耋老人了。当年的同事偶尔相聚在一起，说起在创委会的那段经历，依然是情深意浓、百感交集，既有一试身手、如鱼得水的喜悦，也有历尽风雨、不堪回首的酸楚。1958年初创委会撤消后，我的同事们各奔东西，有的下放劳动，有的支援边疆，有的走上新的岗位。半个世纪过去，回望同事们走过的路，大多数都没离开文学岗位，一直还在文学园地上默默耕耘，在文学创作、评论、编辑、教学、组织工作等方面奉献了自己的心血、精力，取得了程度不同的可喜的成绩。
专业从事文学创作的有：陈淼、韦嫈、杲向真等。陈淼以话剧剧本《红旗歌》(合作)而一举成名。离开创委会后，长期在鞍钢体验生活，后成为辽宁作协专业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炼钢工人》、《红榜的故事》、散文集《春雨集》等。他英年早逝，54岁就撒手人间。韦嫈“文革”前是天津作协专业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母与子》、长篇小说《从前有个姑娘》、《流泪的花》等。杲向真在创委会期间写的《小胖与小松》，曾获第二次全国少儿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后为北京作协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灾星》、《啊！不是幻影》、《耗子精歪传》等。
从事文学评论、研究、教学、组织工作的有：杨犁、王景山、古鉴兹、周勃、束沛德等。杨犁曾任《新观察》副主编，后担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主编文集《胡适文萃》等。王景山系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系主任，著有《王景山文集》(三卷)、《鲁迅书信考释》、《鲁迅五书心读》、《旅人随笔》等。古鉴兹曾担任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教研室主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著有长篇小说《穷棒子王国》等。周勃系湖北大学教授、系主任。他在创委会期间发表的《略论形象思维》、《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曾在文坛引起很大反响；他著有《永恒的困扰——文艺与伦理关系论纲》、《文学思存集》等。束沛德长期从事文学组织工作和评论工作，担任作协书记处书记、儿童文学委员会负责人多年，著有评论集《束沛德谈儿童文学》、散文集《龙套情缘》、《岁月风铃》等。
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有：何路、罗立韵、胡海珠、王鸿谟、刘传坤、李宝靖等。何路、罗立韵、胡海珠都曾在《人民文学》任编辑，后何路长期担任《中国文学》编辑部主任、副主编、社长；罗立韵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室主任，胡海珠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室主任，她们都是资深的文学编辑。王鸿谟先后在《新观察》杂志、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组长、主任。刘传坤一直在《红旗手》、《甘肃文艺》、《飞天》任编辑。李宝靖在《广西文学》任编辑、主编，并担任广西作协副主席，著有散文集《桂海游踪》等。王、刘、李三位都获得编审职称，是富有经验的老编辑。
50年代的创委会在联系、团结作家，发展、繁荣创作方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也为培训一批具有良好素质和服务精神的文学组织工作者做了夯实基础的工作。我从事文学组织工作是从创委会起步的，它对我的成长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在创委会，我有过成功也有过挫折，有过喜悦也有过忧伤，在心灵深处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创委会的领导和同事，是我文学路上的良师益友。至今我还与六、七位在北京或外地的创委会同事保持着电话或通讯联系。期待着五、六十年前的老同事有朝一日能有一次聚会，畅叙离情别绪，追忆作协往事，那将是一件多么令人快慰的事啊！
2012年9月
(原载2013.年第一期《作家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