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霖 简历

　　李时霖五岁上学，一直在家乡私塾读经书，同时兼学英文、国画、书法。18岁时在嘉善县养正小学任教员。一年后，即1912年考入上海民国法政大学，后因家境贫困，只得中途辍学。返回家乡后，任松江县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教员，教授图画、书法等。1920年9月，由松江县派赴北平进入教育部主办的“注音字母国语讲习所”学习一年，后考入外交部当录事，不久又考取外交部特别书记生，在该部电报科当译电生。同时，利用晚上时间参加内务部主办的“统计讲习所”学习，一年后毕业。李时霖自幼学习古诗文和书画，后曾教授书画，1920年底，他在北平参加“中国画学研究会”，曾师从著名画家金北楼(金城)学翎毛花卉，画艺得以提高。

　　1923年，李时霖被派任中国驻日内瓦国际联合会代表办事处主事。于1924年春由沪放洋到法国马赛，因办事处首席代表为中国驻意大利公使唐在复兼任，故再转赴意大利罗马上任，在那里同时学习意大利文和法文。是年9月初，赴瑞士日内瓦出席国际联合会大会，会毕返回罗马后，继续学习外文。1925年调驻墨西哥公使馆任随员，于8月抵达墨西哥。因墨西哥以西班牙语为国语，故在墨西哥京城吕勃萨门(Rubsamen)外国语学校夜班补习西班牙语、法语一年。1926—1928年间利用业余时间在墨京法政学院旁听国际公法二年，毕业论文以西班牙文撰写，题目为《列强在华迫订的不平等条约应予废止》，颇得该校主任加·拉巴萨(C·Rabaza)教授的赞许。1927年，升任驻墨西哥公使馆三等秘书。1929年3月调任驻智利公使馆三等秘书，不久即升为二等秘书兼代馆务。

　　李时霖在驻智利公使馆任职期间，充分利用各种关系致力于两国间的友好。他与原智利驻墨西哥大使帕罗斯在墨西哥京城相识，感情甚好，值帕罗斯出任智利外交部长时，李时霖即利用工作之便，向外长提出要求取消智利政府对华侨入境的苛刻条件。当时拉美各国受美国的影响，对华侨新客(初次入境的侨民)一律取缔入境，对华侨老客的来往也有许多约束，且在香港返回居留地时，须由各国驻港领事签发护照，很多额外勒索，流弊甚多。经与智利外交部主管司长尼埃托(F·Nieto del Rio)多次谈判协商，智利政府终于在数月后制订了新条例。

　　新条例体现了对我主权国家的尊重，放宽了华侨入境的限制，形成对拉美各国歧视、限制我国侨民入境政策的有力冲击。中国政府对智利来华侨民亦以同等待遇办理，用换文形式开始实行，从而促成了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

　　为表彰李时霖敦睦智中两国邦交，智利政府赠授他勋章一枚，中国外交部颁令晋升他为一等秘书。1930年又派他赴阿根廷洽谈通好事宜，获阿总统接见。1932年初兼代驻智利使馆使事。

　　1930年，我国驻智利公使馆公使张履鳌(孔祥熙、宋子文留美时的同学)在任期间，欺骗华侨，利用智政府统制外汇后美金有官、私两种汇率的机会，将智外交部发还给华侨的185美金的保证金，诈称智外交部以官价折合智币发还给华侨(智外交部一向以美金交我驻智公使转发华侨)。这一转手间，张以欺骗手法将获利归其私囊。李时霖始规劝之，张履鳌竟以交涉应酬需款为由搪塞。李时霖当即搜集确切证据三十余种向外交部揭发控告。1932年初，张履鳌被外交部免职查办，但其暗中勾结驻智京国民党区分部，捏造事实，向国民党中央党部、侨委会、外交部、工商部、财政部诬告李时霖私通共产党，诬陷张履鳌。1932年秋，李时霖反被无辜免职。此时，智利各地侨商团体纷纷电请外交部、侨委会，一致要求恢复李时霖职位，严惩贪官张履鳌。但终因孔、宋的势力颇大，以致无果。李时霖非常气愤，决定誓不回国，乃在智利从事农场耕作，并刻图章一枚号称“南美农夫”，以明其志。

　　1934年夏天，李时霖回国后，经老友柳亚子介绍，于是年冬天任交通部直辖福州航政办事处主任一职。福州一带航政管理向由闽海关税务司外国人管理，现由交通部收回自管。李时霖在任期间，除了严格约束属员不许向航商勒索贪污，并亲自检查各轮的救生、防火设备，取消了原有的英文航海日志，一律改为以中文为主，译注英文，以方便外籍海员，并报交通部批准实行。此举体现了国家主权的象征，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李时霖在福州任职期间与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多有来往。当时闽省物产资源丰富，却因财力不足开发不力，李时霖建议利用闽省在南洋各属侨商财力来开发，多次进言，颇得陈仪赏识，被聘为福建省政府咨议。

　　1936年3月，李时霖任厦门市市长，得知前任市长欠发该市小学教职员工的薪金达数月，李时霖体谅教工的清苦，亲自向回国富侨劝募到三万余元，补发了欠薪，并规定以后教师的薪金同政府职员的薪金同时发给，不再拖欠，上下无异言。

　　在任期间，曾遇一次警察擒匪格斗事件，一名警察被匪徒枪杀，举丧时，李时霖除筹款优恤外，又躬自步行执绋直抵墓地演说追悼。这些体恤民情，爱护部属的做法，多年以后，仍被当地民众传为美谈。

　　1938年，李时霖受陈仪派遣，前往香港设立福建省银行驻港办事处，以期吸收侨汇。同时在港发售“救国公债”。是年10月又派赴菲律宾马尼拉访问闽侨领袖李清源，因李清源病重住院，公债之事无法进行，即搭乘原轮到新加坡拜见侨领陈嘉庚。在新加坡时，正值厦门公会举行联合各界书画展览筹赈。李时霖踊跃参加，一面作画参展，一面积极奔走卖券。回省投资及公债一事，得到陈嘉庚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他再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泗水、望加锡(乌戎潘当)、巨港以及缅甸的仰光等闽侨聚居的地方，宣传推销闽省的土特产，吸引侨商回国投资，并劝募公债。

　　李时霖一生从事过多种职业，结交过无数朋友，教授过众多学生，有文艺界、教育界、学术界的，又有侨界、商界及名人政要等。李时霖待人诚恳，虚心好学，乐于助人。因此他的朋友和学生，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都乐意和他交往，其中不乏挚友。

　　李时霖与著名国画大师、美术教育家、爱国人士徐悲鸿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23年至1925年期间，李时霖任我国驻日内瓦国际联合会主事、随员时，因工作而往返于瑞士、法国、意大利等地。两人在此期间结识后，极为投缘。三十年代末，同在南洋居住，经常往来，李时霖大徐悲鸿两岁，李时霖十分钦仰徐悲鸿的为人和画技，同样徐悲鸿也敬佩李时霖的人品，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两人的关系更是密切，或谈论国事，或切磋交流书画技艺，相互帮助，情同手足。

　　新中国成立以后，李时霖与徐悲鸿为加深两家之间的友谊，商定结为干亲。徐悲鸿特意为李时霖之小儿光夏(小名小牛)起名为徐庆犁，与徐悲鸿之小儿徐庆平同为庆字辈。徐悲鸿在给李时霖的信中写道:“犁者小牛也，故取此名”，并在郭沫若赠与徐悲鸿的一本册页上亲笔作画《小牛图》转送给庆犁，以资纪念。徐悲鸿夫人廖静文也在册页上题词留念。徐悲鸿为使李时霖发挥其所长来报效祖国，还特向周恩来总理推荐李时霖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此事经阎宝航办理。只可惜李时霖因在香港处理商务，未能及时到京，误了开学日期，因此未能参加革大学习。李时霖深感有负于周恩来总理的盛意，终生引此为大憾。

　　六、七十年代，李时霖在香港的儿子常汇款给他，因此他的手中持有侨汇券(当时凭侨汇券可在市场上购买各种紧俏商品，如粮油、轻工产品等)，李时霖省吃俭用，自己舍不得使用侨汇券，却常用此券送与友人，以期帮助朋友解决一时的困难。对烈属和邻里更是热情相助和睦友好。在“文革”期间，姜椿芳遭迫害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李时霖深信姜的为人，不怕被牵连，常去姜的家中看望其家属，以表安慰和敬意。

　　与此同时，李时霖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之中，积极参加各种学习和社会活动。曾向周恩来总理建议开设学校培养西班牙语人材，以应需要，并表示自己愿意从事西班牙语工作，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奉献于社会。

　　1952年，在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李时霖被推荐担任西班牙语翻译。他看到我国西班牙语人材短缺，十分焦急，请亲友在香港为学员购置学习书籍邮寄北京，开办了西班牙语短期培训班，不辞辛苦，夜以继日地工作，保证了大会的顺利进行。

　　1954年，李时霖由姜椿芳介绍到中国音乐家协会担任秘书兼资料员。他自幼喜好赋诗填词并善于习字绘画，同年参加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他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创作诗词和书画作品，用以歌颂新时代，歌颂新生活，时有佳作参加国画展览，并在首都图书馆、艺术博物馆等地担任抄写工作。

　　1957年，他经邵力子(民革中央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席)介绍参加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民革成员。1964年，李时霖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1959年，他从中国音乐家协会退职后，在中国文联干部学习班、北京景山学校、建工部干部学校、中国音乐学院等院校教授西班牙语至1966年。为培养西班牙语人才，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对教学工作兢兢业业，不遗余力。鉴于李时霖不仅精通西班牙语，而且热衷于教学工作，北京景山学校曾聘请他为学校的终身教师。

　　1966年8月17日捐献给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四件文史资料:《旧典备徵》一件、陈宝琛给李鸿章信一件、张謇致李鸿章信一件、瞿鸿机致李鸿章信一件。1966年捐献给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字画文物多件。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林则徐肖像一幅(鸦片战争百年，李时霖曾寓居福建林则徐故居，从其后裔手中得此肖像。1985年8月30日中国集邮总公司为纪念林则徐诞辰200周年所发行的纪念邮票，以此肖像为原稿)。1980年7月16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