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特殊年代的电影
每个时代都有其特点。文革时期的电影继承了早期样板戏的“三突出”原则，以高效简便的方式在最大程度上契合了当时的阶级斗争需求，成功地凸显出特殊历史环境下文艺宣传所需要的视听效果，在娱乐贫乏的年代呈現给大众一种别样的革命激情。今天，这些夸张甚至带点荒诞意味的文艺宣传手法早就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不过，有些电影艺术性还是较强的，尽管突出政治性，即使是八个样板戏也不能说是一无是处。何况这些有瑕痴的作品，也还可以作为记录历史的文献资料，它还是能提醒我们中国电影发展所走过的弯路，以史为鉴，引以为戒。
一般认为所谓“文革时期”是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这10年时间。在此期间，中国的电影事业受到了时代的强烈的冲击，一大批电影工作者受到冲击，电影事业受到严重的影响。1966年文革开始后，我国的电影事业基本陷于瘫痪状态，停止了拍摄。从1966年到1970年，整个电影界除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闻简报》以外，没有拍摄出一部电影。从1970年开始，一些电影厂为了扩大八个样板戏的影响，开始组织创作人员对八个样板戏进行电影拍摄，随后陆续开始了电影拍摄工作。而从1970年起，正是我开始懂事的时候，见证了整个文时期的电影发展的过程。虽然有些电影没有看到过，但是大部分电影都看过。据有关资料反映，整个文革期间共拍摄了近百部电影，大致上有以下几个类型：
一是戏剧类30部，其中：现代京剧13部，即《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海港》、《龙江颂》、《奇袭白虎团》（以上6部为样板戏）、《红色娘子军》、《杜鹃山》、《平原作战》、《红云岗》、《磐石湾》、《审椅子》，其中《海港》进行了2次拍摄。现代舞剧4部，即《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以上2部为样板戏）、《草原儿女》、《沂蒙颂》；地方戏13部，即湖南花鼓戏《送货路上》、越剧《半篮花生》、粤剧《沙家浜》、湘剧《园丁之歌》、河北梆子《渡口》、淮剧《人老心红》、《拣煤渣》、维吾尔语歌剧《红灯记》、河北梆子《宝莲灯》、吕剧《管得好》、莱芜梆子《三定桩》、黄梅戏《小店春早》、《红霞万朵》。舞台艺术1部，即《红军不怕远征南——长征组歌》。
二是故事片类60多部。即《侦察兵》、《南征北战》、《火红的年代》、《无影灯下颂银针》、《渡江侦察记》、《一副保险带》、《闪闪的红星》、《创业》、《钢铁巨人》、《平原游击队》、《向阳院的故事》、《海霞》、《烽火少年》、《红雨》、《决裂》、《渡口》、《战船台》、《春苗》、《第二个春天》、《小将》、《激战无名川》、《雷雨之前》、《金光大道》（上集）、《车轮滚滚》、《长城新曲》、《黄河少年》、《沙漠的春天》、《碧海红波》、《阿勇》、《小螺号》。《反击》、《山花》、《沸腾的群山》、《青春似火》、《牛角石》、《海上明珠》、《宝莲灯》（上、下集）、《欢腾的小凉河》、《年轻的一代》、《征途》、《难忘的战斗》、《江水滔滔》、《阿夏河的秘密》、《新风歌》、《金锁》、《磐石湾》、《管得好》、《南海风云》、《南海长城》、《雁鸣湖畔》、《芒果之歌》、《长空雄鹰》、《锁龙湖》、《山村新人》、《金光大道》（中集）、《开山的人》、《枫树湾》、《山里红梅》、《寄托》、《春潮急》、《主课》等。
三是引进的外国电影，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拍摄的电影。这些国家为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主要有朝鲜的《鲜花盛开的村庄》、《火车司机的儿子》、《摘苹果的时候》、《劳动家庭》、《永生的战士》、《原形毕露》、《轧钢工人》、《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看不见的战线》、《三妯娌》、《战友》、《南江村的妇女》等。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创伤》、《海岸风雷》、《地下游击队》、《战斗的早晨》、《伏击战》、《第八个是铜像》、《勇敢的人们》。罗马尼亚的《爆炸》、《多瑙河之波》、《巴布什卡历险记》、《多瑙河三角洲的警报》，越南的《回故乡之路》、《阿福》、《火》、《前方在召唤》、《琛姑娘的松林》、《森林之火》等。
四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所拍摄的纪录片《新闻简报》。从1967年到1976年，新影厂和八一厂共摄制了长短纪录片509部，新闻杂志片1528部，共计2037部。大部分是拍摄“文化大革命”的内容，也有记录祖国建设新风貌的；如《征服黄河的战斗》、《战海河》、《海河战歌》、《韶山银河》、《红旗渠》、《大庆红旗》、《沸腾的开滦》、《胜利油田》、《大庆人》、《百舸争流》等等。
“文革”这个特殊年代所拍摄的电影极具时代特征。一是“样板戏”是风向标，作品政治性十分强烈，样板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形态。改编、拍摄样板戏不光是艺术创作，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带有强烈的政策执行色彩。编剧、导演等演职人员本着严谨苛刻的创作准则，“经过千锤百炼，从全剧到每一句唱词、每一个动作，都是精益求精，经过反复推敲”，以保证演出时小至一个台步、一句台词都不能有丝毫变动，否则，稍有疏漏就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文革期间，“样板戏”十分的风行。江青把現代京剧作为革命文艺的实验对象，尤其1967年《谈京剧革命》的发表，成为吹响大兴样板戏的号角。《红旗》杂志称：“京剧革命的胜利，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破产，给无产阶级新文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此后，“样板戏”影片成为文革头7年（1966——1973年）中唯一摄制的艺术电影。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样板戏电影基本上拍摄于1970年之后。这些轰动一时的影片，包括京剧現代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等，加上后来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等，是江青自认为革命文艺成功实践的代表作。之后还有京剧《龙江颂》、《平原作战》、《磐石湾》、《红色娘子军》、《杜鹃山》、《红云岗》，芭蕾舞剧《沂蒙颂》、《草原儿女》等相继被列入“样板戏序列。这些剧目本身都具有比较成熟的群众基础，且久经组织和市场检验，是政治取向上信得过、没问题的作品。
除《海港》、《龙江颂》是现实生活题材外，其它都是革命历史传奇，塑造了工人、农民、士兵的高大形象。首先要符合阶级斗争的需要，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最佳表现题材。其次是“三突出”原则的广泛应用。文革时期的中国电影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工农兵作为社会的主人，占领了社会主义文艺舞台，其主旋律就是歌颂工农兵，歌颂革命战争的火红年代，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形势。这些影片在创作上深受“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文艺指导理论影响。以1973年为界，文革时期的电影呈现出前后相异的艺术态势。文革初至1973年前由于文艺高压政策，基本是样板戏一统天下，1973年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和直接干预下，电影创作部分地恢复了，但是仍旧脱离不了“三突出”原则的桎梏。
“三突出”理论是由1975年任文化部部长的于会泳在1968年5月23日在《文汇报》撰文《让文艺界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提出，被称为“文艺创作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这些电影大都给人以向上的精神鼓励，革命战争题村的主要是歌颂无产阶级革命的、集体英雄主义以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我路线斗争的内容；工业战线题材的主要是宣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及在工业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内容（是走资本主义道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农业战线题材的主要是宣传合作化以及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教育战线题材主要是宣传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主线以及两路线斗争的内容；医疗战线题材的主要是歌颂赤脚医生和医疗必须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内容。文革期间，除了“样板戏”、老三战（即影片《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之外，只有《青松岭》、《海霞》、《创业》、《闪闪的红星》、《雷雨之前》、《南海风云》、《南海长城》等几部屈指可数的故事片，电影文艺呈現出几近荒芜状态。
虽然“文革”时期所拍摄的电影，受政治影响极深，但也有一些电影艺术性较强，看过后很难忘记，一些经典台词被人传诵，我至今还能咏诵其中的一些经典台词。如《智取威虎山》的“脸红什么？”“精神焕发。”《闪闪的红星》里的“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等。引进的外国电影如朝鲜的《鲜花盛开的村庄》里的“好看的脸蛋能出大米吗？”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里面的“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等等。此外，还产生了许多经典电影歌曲。如反映赤脚医生在农村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的影片《红雨》插曲“赤脚医生向阳花”；《青松岭》里面的“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闪闪的红星》里的“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外国电影有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里的“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里的“卖花姑娘”、“春天年年来人间”等等。其中《卖花姑娘》感动了很多中国人，有许多中国妇女边看边痛哭流泣。
文革十年的电影是一个特殊年代的产物。在中国百年电影史中只有十年，许多电影让我们这些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虽然受“左”的影响太深，但我们对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都要用辩证的历史唯物观即一分为二来看待，我们不能够因为自家的某些伤痛或某些政治因素，看不到其中一些电影的艺术性和爱国情节，人云亦云地加以全盘否定。那个特殊年代的电影在一定的程度上，它毕竟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十年文革是文化荒漠，是八亿人民八个戏。其实还是涌现出了一些政治性、艺术性都很强的正能量电影。可惜，70后的人们大多数人都没有看这些电影，不能说这不是一大的遗憾。对比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电影为追求票房排行榜，粗制滥造，不讲社会责任，没有正能量，我们也应该好好反思。我说这些，并不是为那个年代的电影唱赞歌，而是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一问题，因为我们毕竟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