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居民收入增长背后的差距问题

据媒体报道，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共有6个省份全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了3万大关。其中上海和北京两大直辖市均突破5万大关，上海以54305元位居榜首，北京以52530元紧随其后。

“3万元俱乐部”的增多、整体收入水平的上升，毫无疑问是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到2020年实现“两个目标”的关键之一。如果没有收入水平的整体上升，要想消除贫困、解决贫穷问题，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难度很大，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实现目标的可能。

现在的问题是，尽管从居民收入的整体水平来看，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情况来看，都基本达到了目标，实现了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实现“两个目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就广大居民对收入增长的感受以及购买力分析，收入增长的含金量似乎还存在一定问题。其中，收入差距是制约居民收入增长质量的关键。要知道，如果收入差距问题不解决，很多现实矛盾也难以化解，甚至会引发更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如全面小康，就有可能因此而出现不平衡、不协调、不统一，甚至出现掩盖问题的现象。

而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居民收入方面存在的差距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区差距，二是城乡差距。对前者而言，不同地区之间，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数据显示，2016年，贵州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5121元，仅为上海的27.8%。云南、青海、广西等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发达地区也存在很大的差距。可见，“全国一盘棋”的任务是相当重的、压力也是相当大的。如何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实现统筹发展，将是下一步最为关键的内容之一。不然，全面小康会出现形式与内容、外观与本质不统一的现象。

对后者来说，尽管这些年来，中央对农村工作一直高度重视，中央14年一号文件也连续14年聚集“三农”，对农村工作、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等都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更是逢文件必谈、逢会必讲。但是，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十分明显，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更大。按照数据，属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浙江省2016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7237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达到22866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约2.2多一点。相反，贵州、云南、青海、陕西的城乡收入比都超过了3倍。其中，贵州高达3.31，成为全国城乡差距最大的省份。要知道，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居民收入的基数也小，如果差距再大，农民的收入水平如何，就可想而知了。更何况，这些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也在全国属于比较差低的，低收入加低保障，对这些地区居民意味着什么，应当做出认真的研究和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的浙江省，在居民收入问题上，正在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 “共同富裕”之路，而且是有质量的“共同富裕”之路。要知道，浙江的GDP总量与广东、江苏、山东相比，有着不小的差距，但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仅落后于上海、北京两个直辖市，2016年更是将天津市超越了，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8529元，正在向“4万元俱乐部”冲刺，且城乡居民收入比也是全国各省份中最低的，差距最小的。

当然，除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之外，行业差距、体制差距等，也是居民收入增长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并有效解决的问题。因为，金融等垄断行业的员工收入，比起很多行业来都是高收入。而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同样存在着比较大的收入差距。如果缩小，也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从总体上讲，在居民收入问题上，浙江是一个值得其他地方好好学习的成功模板，也是提升居民收入整体效率与水平、质量与效益的示范区。原因就在于，浙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把富民与强省紧紧结合在一起，把鼓励居民创业放在突出位置，形成了“老板经济”的发展格局。也就是说，不管老板大小，也不管赚钱多少，每个人都想着当老板、想着创业，从而，出现了“富在居民”的良好景象。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销烟的逐步消散，新一轮经济发展也将提速。速度如何才能与效率紧密结合，居民收入增长水平是一面镜子。而这里所说的增长，当然是质量型增长、效率型增长，而不仅仅满足于数量和规模的扩张。中国经济，不能再在结构失衡、收入差距拉大中发展，而必须更加重视发展的协调性、平衡性、同步性。缩小收入差距，当然是核心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