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个亲历祖国航天事业走向辉煌的总设计师——刘宝镛院士

卫星与网络

（原文刊登于《卫星与网络》杂志2012年10月）

他原本的理想是当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高考时心愿未遂却成就了他的另一番职业生涯。

他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阶段的第一批参与者，设计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运输工具——火箭。

“因为工作性质特殊，几十年来和老同学老朋友都断绝了关系。”回首往事，他淡淡地笑着说，语调中却没有任何遗憾。

走出刘宝镛院士的办公室，脑海里顷刻浮现出一首耳熟能详的老歌：“啊祖国，我的祖国，我把满腔的赤诚献给你，愿你永远坚强永远蓬勃！”

【人物小传】

刘宝镛，导弹总体设计专家。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现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研究员。他是中国航天事业早期创建阶段的参加者之一，长期从事飞行力学和弹道导弹总体设计工作，参加了中国第一代液体近程导弹及第一代固体导弹的研制工作，历任航天部二院四部副主任、一院副总工程师、国家重点工程总设计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一院型号系列总师、全国战略导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等职。他是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学科学术带头人之一，在担任国家某重点工程第一总设计师期间，大胆采用新技术，组织攻克了十三项重大关键技术，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技术管理措施。曾两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并先后获得中国航天奖、全国劳动模范和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时已入秋，北京的天气依然很热，清早阳光即璀璨得炫目。

像往常一样，76岁的刘宝镛院士准时出现在位于北京南苑一幢灰色大楼的办公室里。这座院落，是他工作了半个多世纪的单位所在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他熟悉这里的草草木木，脑海里印刻着这偌大的院子从一片荒芜拔地而成一座现代化科研机构的变迁历史。同样，这座院落也见证了刘宝镛从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拼搏奋斗历程，这段历程和人民共和国国防科技发展的历史息息相关，既带有艰辛与苦涩，又承载着无尚荣光。

红润的面容，利索的动作，敏捷的思维，爽朗的笑语……从哪里看，刘宝镛也不像76岁的老人，只有当记忆的闸门在沉思后打开，你才确信坐在对面娓娓而谈的是一位阅历丰富的、年逾古稀的长者。

走进校门，对钱学森的崇拜让他选择了力学研究

往事封尘已久，对学生时代的那段回忆让平时略显严肃的刘宝镛脸上洋溢出快乐。

1936年1月，刘宝镛出生在天津。这是一个人口简单的普通工人之家，在刘宝镛出生时家里已经有了一个正在牙牙学语的小女儿。一儿一女让刘家父母非常开心，他们日子过得虽然艰苦却节衣缩食供两个孩子读书。从小，刘宝镛和姐姐就在一个班里上课，姐弟俩的成绩也总是在班里名列前茅。

平津战役结束的时候，刘宝镛正在读初中，只有13岁的他脑海里开始朦朦胧胧策划起自己投身于新中国建设的构想。解放初期，中国的工业还十分落后，不要说火车、飞机，就连一辆自己生产的汽车也没有。因此，“发展中国自己的汽车工业”成了家喻户晓的一句口号，当一个汽车制造工程师也成了少年刘宝镛的梦想。1954年，刘宝镛和姐姐同时高中毕业，满眼见到的报纸文牍处处传播着刚成立一年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消息。那时候能去造汽车是件非常了不得的事，姐弟俩没有任何犹豫，第一志愿都选择了清华大学的汽车制造专业。

发榜的日子到了，刘宝镛在清华大学的校名下左看右看也没找到自己的名字。姐姐被清华录取了，自己却榜上无名——当汽车制造工程师的梦想破灭了，这让刘宝镛不免有些沮丧。他完全忘记自己还报了其他志愿的事，以为自己没考上大学，一个人站在后面默不作声。

“你第二志愿填的是哪里？再去看看。”一个同学提醒他。

刘宝镛第二志愿填报的是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如梦方醒的他再次挤到榜前，终于在北京大学的校名下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说起这段往事，刘宝镛忍俊不禁。“给你们看一样东西”，他呵呵笑着说。

他站起身从书橱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抽出一份泛黄的旧报纸。哦，居然是一份1954年8月15日的《光明日报》，上面以一个整版篇幅密密麻麻地印着当年考上大学的学生名单，刘宝镛和他姐姐的名字赫然在目。

1956年以前，中国能够考上大学的人数是凤毛麟角，所以上榜考生都是通过报纸公示名单。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同时考出两名大学生，而且一个清华一个北大，这让刘宝镛的双亲喜笑颜开，而刘家出了两个高材生的事情也在邻居间一度传为佳话。

“现在回想起来北大给我的教育太重要了。”刘宝镛感慨地说。北大重视基础教育，而且当时任课的都是国内一流的大师级教授，这让18岁的刘宝镛受益匪浅。丁石孙教授的高等数学、周培源教授的理论力学等课程，不仅在刘宝镛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而且为他以后几十年的科创之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刘宝镛上大二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对他后来的事业影响至深的事情。那年秋天，在日内瓦双边会议之后，被美国人扣留数年之久的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钱学森辗转回到祖国，这位爱国科学家立即成为许多青年学生心中的偶象。对钱学森的崇拜，使刘宝镛在大三分专业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力学；继而，在流体力学、固体力学和一般应用力学三个更细的专业划分中，他依然选择了钱学森所研究的一般应用力学。听说钱学森要来北大讲力学课，刘宝镛兴奋极了，他想见钱学森更想听钱学森的课，钱学森和他所研究的那些理论对于他已经产生了强大的磁力。然而想听钱学森课的人太多了，以刘宝镛一介普通学子的身份根本拿不到入场券。他想方设法用省下的助学金买到了影印版的《工程控制论》。从此，这本影印书就成了刘宝镛的宝贝，他读了不知道多少遍，直到今天还珍藏着。

四年大学生涯，给刘宝镛夯实了事业的基础。“我们那届招了200多个学生，后来出了七个院士。”刘宝镛不无骄傲地说。他说，正是因为基础课的底子好，在以后的创新科技中他和他的同学们才能够游刃有余。这七位同学院士虽然都是出自同一个大班，但是后来的研究方向却不尽相同——有人搞纯数学，有人搞计算机或者软件，还有的搞核工业、流体力学、微重力，而让刘宝镛牵挂半个多世纪的却是导弹。

走出校门，他成了钱学森手下的兵

虽然上大学时没能听成钱学森的课，但是大学毕业后刘宝镛却成了钱学森手下的兵。

1956年10月，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制机构，两年后，中国开始研制航天运载火箭。就在这一年，刘宝镛被分配到行内人称之为“老五院”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他成为我国航天事业早期创建阶段的参与者之一。

刚到老五院，刘宝镛别说没见过导弹，他甚至连导弹是什么都不知道。他被分配到第一设计部，在那里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大几岁的年轻人——那个人就是后来被业内公认为“中国卫星之父”的孙家栋，当时身为组长的他在刘宝镛眼里就是一位“老”同志。

从来没有见过导弹的刘宝镛开始了他的导弹设计生涯。那时候，中国的导弹设计还在仿制阶段，翻译苏联提供的导弹资料成了必须闯过的第一关。由于大学期间打下了坚实的俄文底子，刘宝镛首先参与的就是资料翻译工作。“当时咱们是用农产品和苏联交换技术资料，苏联人为了充重量，有时候一大包‘资料’里只有上面一张纸带着点文字，剩下全是马粪纸。就这些文字东西还不全是真正的导弹资料，有时候是关于灯泡形状的，有时候是关于灯泡颜色的，甚至还有什么样马桶的……这些东西我们全都要翻译过来，然后再淘汰。”刘宝镛回忆说。对于翻译，刘宝镛的任务不只是简单的语言转换，他还需要对相关的专业数据进行核准。正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刘宝镛很快推算出偏差弹道计算公式及弹道计算有关内容，使仿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苏联专家撤走后，刘宝镛担任了第一设计部专家遗留资料整理小组组长，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了遗留资料的翻译、整理和出版工作。1961年，仿制项目获得成功，年仅25岁的刘宝镛被授予“1059”工程师称号。

在老五院，见到钱学森对刘宝镛来说成为一件平常的事。那时候，钱学森经常到设计部来，也常给年轻人一些非常有意义的指导。刘宝镛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向钱学森请教一个卫星轨道选择计算方面的问题，钱学森对他说：“你们一定要充分利用计算机，不要总是陷在对理论的追究上。”钱学森的话对刘宝镛启发很大，从此他对计算机产生了深厚兴趣。最初，单位里只有一台老式晶体管计算机，刘宝镛逮住机会就在上面搞计算，一米米黑色纸带见证了他的刻苦勤奋与才智锐气。说来也许让很多人难以相信，直到1989年，身为航天部一院副总工程师的刘宝镛才独立拥有了一台386计算机，这使他在科研攻关上如虎添翼。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刘宝镛参加了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液体型号导弹的全过程，他主要负责飞行力学工作。就是在这次任务中，刘宝镛首次提出了液体导弹的最大射程检验问题，研究出一种极为适用的检验方法，启开了导弹最大射程领域的检验之门。1966年，为了研制中国首枚液体洲际导弹，新的总体设计研究室成立，30岁的刘宝镛成为弹道、气动、载荷工程组组长。随后几年，因为大形势的变化，刘宝镛去搞过“四清”，也被下放到齐齐哈尔的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中国第一颗卫星发射成功的时候，刘宝镛还在东北广袤的大地干着农活，听到收音机里那从太空传回的东方红乐曲声，他的眼眶湿润了，内心深处他为自己曾经为中国卫星起步所做的奉献而感到自豪。当年他想制造汽车的梦产生了极大飞跃，现在他的理想已经和中国的航天事业紧紧联在一起。

庆幸的是，刘宝镛被下放的时间不算太久，不到一年他又回到了自己所钟爱的科研岗位。刘宝镛如鱼得水，在没有任何国外资料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他带领工程组不断探索理论方法，不断进行试验验证，终于开辟了我国潜地导弹水下弹道设计技术的新途径。

时光在一年年流逝，刘宝镛身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从组长、室主任、全面主管设计工作的设计部副主任到型号副总设计师、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他的职业生涯一直都与导弹设计息息相关。1985年，刘宝镛参与主持的固体潜地导弹和地地导弹的总体设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他是名列获奖证书上的七位主要代表之一。获得了国家科技成果最高奖项的刘宝镛并没有因此而固步，次年他带头起草了发展我国第二代战略导弹的建议，在得到上级肯定后他被调任主持第二代战略武器的研制工作。从此，新一代战略导弹就一直牵制着刘宝镛的心。

整整13年，作为型号第一总设计师的刘宝镛花在技术攻关和研制第一线上的时间无法计数。13年来，哪里最困难他就指挥战斗在哪里，既倾听归纳一线研制人员的意见又精辟提出自己的见解，还直接参与重大关键性技术攻关。13年来，在他的领导下，十三项重大关键技术的攻关得以圆满完成，新一代战略导弹采用的新技术超过80%，而且很多新技术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999年10月1日，在建国五十周年的盛大庆典上，由刘宝镛主持设计的新型导弹出现在阅兵方队中，此举立刻在国际上引起极大震动。中国国防力量的增强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刘宝镛为新型号战略导弹定型和技术上的跨越式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令中国人因他而骄傲。庆功会上，刘宝镛荣获国防科工委授予的“9910”工程一等功，继而他又获得中国航天奖、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等军队、科技和奉献方面的最高荣誉。2001年，刘宝镛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后他被任命为该型号系列总设计师，同时兼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

四十余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刘宝镛已经从一个不知导弹为何物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中国第一流的导弹总体设计专家。

家里家外，一个男子汉坚实的臂膀

喜悦与悲伤和歉疚夹杂在一起，让刘宝镛的1999年过得极不寻常。

就在第二代战略武器胜利收官的日子，他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却撒手人寰。极少有人知道，这些年，在刘宝镛身上承受着怎样的三层压力：项目中的科技攻关；国家要求的时间进度；再有，就是来自家庭的特别负担。

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刘宝镛的母亲和老祖母就与他一起生活。一家六口挤在一间房子里，老的老小的小，妻子身体又极为不好。刘宝镛成为这个家的主要劳动力，洗衣、做饭、都是他必不可少的的日常活动。家里住得实在太挤了，单位在另一幢筒子楼里给他调剂了一间房。1976年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别的人家都往外跑，只有刘宝镛急急火火冲到母亲和儿子住的那幢楼里……沉重的家庭负担从来没有拖住刘宝镛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的后腿。每天，干完杂七杂八的家务，他照例抱着一堆资料数据躲到角落里研究计算，万籁俱寂之时，小屋里那盏昏黄的台灯相伴他度过了一个个不眠的深夜。

送走了老祖母又送走了母亲，刘宝镛病弱的妻子终于倒下了。对于妻子，刘宝镛心中有着太多太多的歉疚：一个星期必须的两次透析成为维持她生命的重要途径，可是在妻子饱受病痛折磨的时候他却抽不出时间陪伴，只能常年雇着一辆人力小车拉妻子去医院。每次把妻子扶到那辆简陋小车的座位上时，刘宝镛都既心痛又无奈，但他是一个重大项目的带头人，肩上担负着祖国交付的重大使命。一次又一次，他只能默默地目送妻子纤弱的身影渐渐远去。

上苍似乎特别能理解刘宝镛苦衷，妻子做完换肾手术后生命之火又顽强地燃烧了七年，直到刘宝镛主持的新一代战略武器迎来了成功曙光。荣誉到来的时刻，刘宝镛把相继获得的一个个奖章奖牌摆在妻子的遗像前，此刻他心里方能深刻体味到那两句脍炙人口的歌词：军功章呵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祖国昌盛有你的贡献，也有我的贡献……

庆功时刻，刘宝镛同样忘不了曾经的老领导两代一星元勋黄纬禄院士。共事多年，刘宝镛从这位前辈科学家身上学到了许多闪光的品质。他高度的工作责任心，他治学的严谨务实，他对下级同志的体贴入微，他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他平易近人的性格，都在刘宝镛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刘宝镛还记得，有一次他们一起到南京出差，黄纬禄白天在现场一丝不苟，晚上又兴致勃勃地给大家变起魔术，他的多才与亲和，令刘宝镛至今忆起还钦佩不已。

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第一代开拓者，刘宝镛在培养航天事业接班人方面也颇有建树。他对年轻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打好自身学科的基础，如果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很难会在以后的研究中取得成绩。“科学技术上的成就不能速成，必须靠扎实的工作和不断的积累”，这是刘宝镛几十年科研生涯中的最深刻体会。

“在航天领域，我们每一个人就相当于大海中的一滴水。千万个水滴融合在大海里，可以托起万吨巨轮，力量很大。但如果一颗水滴离开大海到了岸上，马上就会被晒干，一钱不值。”刘宝镛如是说。

“宇宙是无限的，中国的航天事业也是无限的，一定要在各方面打好基础。”刘宝镛院士用苍劲有力的大字写下他对中国航天未来发展的寄语。字里行间，倾诉着一个老科学家对祖国的无比赤诚，也蕴藏着他对年轻一代航天人的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