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文物骗了郭沫若

假文物骗了郭沫若

1971年，北京故宫举办出土文物展览。其中首次向世人展示了两件文书，一件是白居易诗《卖炭出土文物展览翁》诗，署“坎曼尔元和十五年抄”；一件是作于元和十年的三首诗；署“纥坎曼尔”。其一为《忆学字》：古来汉人为吾师，为人学字不倦疲。吾祖学字十余载，吾父学字十二载，今吾学之十三载。李杜诗坛吾欣赏，讫今皆通习为之。其二为《教子》：小子读书不用心，不知书中有黄金。早知书中黄金贵，高招明灯念五更。其三为《诉豺狼》：东家豺狼恶，食吾(饣食)，饮吾血。五谷未离场，大布未下机，已非吾所有。有朝一日，天崩地裂豺狼死，吾却云开复见天。

元和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相当于公元806至820年。在新疆发现了当时的汉字文书，自然不是一件小事。郭沫若看过原件十分兴奋，将这两件文书命名为《坎曼尔诗笺》，并写了《＜坎曼尔诗笺＞试探》一文，对这三首诗评价很高：

“第一首《忆学字》写祖父孙三代学汉文的经过。开头一句‘古来汉人为吾师’，表示了民族感情的融洽，甚素朴，非常动人。”

“第二首《教子》是坎曼尔教训自己的儿子。把这首诗和前一首联系起来看，足见坎曼尔的祖孙父子四代都在学习汉文。”

“第三首《诉豺狼》是痛骂恶霸地主的诗，非常痛快，也非常尖锐，有声有色，诗没有押韵，但确是一首绝妙好辞。”

郭文说：“诗中有几个简笔字。如‘诗坛’、‘五谷’等，从唐代以来一直流传到现代，民间简化汉字的生命力于此可见。”

对于坎曼尔所抄《卖炭翁》，郭文认为“可能是《卖炭翁》新乐府存世最古的抄件”，“元和十年上距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李白之死五十三年、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杜甫之死四十五年，而李杜的诗歌已为西域的兄弟民族所‘欣赏’，文化普及程度的深且广，难道不会使人大大地睁开眼睛吗？”“元和十五年即公元820年，于时白居易（公元772—847年）还生存着，年四十八岁。白居易的诗在他生前已大受欢迎，远传至高丽和日本。相传新罗王愿以百金购买白居易诗一首，现在又得到西域坎曼尔的抄件，我看倒不仅价值百金，直可称为无价之宝了。”

郭文说：“坎曼尔这位兄弟民族的古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既抄存了白居易有进步意义的《卖炭翁》，又还有他自己做的痛骂恶霸地主的《诉豺狼》，有这双重保证，无论怎么说，他应该是一位进步的知识分子。还有他那种民族融洽的感情也是高度令人感动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大民族主义，在他的心坎中，看来是完全冰消雪化了。”

郭沫若文章一出，《坎曼尔诗笺》身价百倍，还选入了中小学语文课本。但也有人提出异议。

史学家张政烺认为，《坎曼尔诗签》不是唐代之物，理由有三：一是诗笺中竞出现了只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才推行的简化字‘坛’、‘谷’等；二是诗笺上的字体在唐代还没有，只是在明朝万历年以后才出现；三是有些词语如‘东家’也是唐代不可能有的。

1980年11月18日，肖之兴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坎曼尔诗笺＞年代的疑问》。提出了五点质疑：一是“坎曼尔所写正楷，使用的不是唐朝通常的字体”；二是“(饣食)”被认为是“馕”字的简化字，但“馕”字出现很晚，不要说《康熙字典》未收入，就是解放前的《辞源》、《辞海》都没有此字，唐代怎么会出现它的简化字呢？三是坎曼尔是“伊斯兰教特有的名字”，但伊斯兰教于10世纪后半叶才开始传入新疆，如果坎曼尔真是九世纪的新疆居民，却怎么会提前采用伊斯兰教的名字呢？四是诗签背面是察合台文，这是一种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维吾尔语的文字，但它是在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以后才逐渐形成。汉文书写应该比察合台文早，但从诗签的书写痕迹看，汉文墨迹浸透了察合台文，书写时间明明晚于察合台文，那么诗签怎么可能是唐人所写的呢？五是元和年间的前后许多年，回纥人尚未到达米兰，米兰尚为吐番人占据，此时既无汉人也无回纥人居住，怎么可能会出现写汉文诗的回纥居民呢？

然而，这些质疑不被接受，主流意见仍然认为诗笺是唐代珍贵文书。

学者杨镰穷追不舍，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弄清楚诗笺的制造者可能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Ｌ先生，参与者是S先生，到1990年底到1991年初，他到乌鲁木齐寻找当事人，这时L已于一年前去世，S先生给杨镰写出证明：“新疆自治博物馆从西大桥到现址以后，L同志就曾叫我抄过诗篇。大约是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之间，一次L来找，让我把一些诗句抄在两张残纸上，他还把要抄的内容用另外一张纸写好给我看。抄这个做什么用，我并不知情。抄完后不久，我就到南疆‘社教’，离开博物馆。两张纸怎么被当成唐代文物送到北京等情况，我毫不知情。大约十年后，想不到它竟成了‘文物’，印在书的封面上。他当年写诗的纸也没有保存下来。为了不继续贻误后人，我便把上述情况告诉了杨镰同志。所谓‘坎曼尔诗笺’是我应L之求，无意中书写的。”

至此真相大白。身为考古泰斗的郭沫若，的确是上了一当。至于上当的原因，恐怕不是学识不够，而是趋时心理支配了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