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本的鉴定
古籍是文物，文物离不开收藏，收藏首先要鉴别真伪与价值，于是就有了版本鉴定。版本鉴定，即确定一书在何时何地由何人制作而成，其制作过程如何。具体到古籍刻本，版本鉴定包括确定刻书者、刻书时间和刻书地点，确定印刷者、印刷时间和印刷地点（即前印、后印情况），弄清楚刻书和印书的全过程。
版本鉴定方法包括实物分析法和文献考证法，实物分析法主要是从版本风格尤其是字体的角度来考察版本实物，文献考证法则是根据文本内容来研究古籍版本。其中，实物分析法是根本方法，文献考证法是重要辅助。实物分析法的核心是版本风格分析，而版本风格的核心是字体风格。字体风格既会随着时代和地域发生变化，也在古籍的流传过程中保持着相对稳定性。所以，字体风格是实物分析法最核心的要素，也是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
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嘉靖本有着特殊的鉴藏传统。不像宋元本均以朝代命名，嘉靖本以一朝一帝命名，在版本史上享有盛名。但是历来关于嘉靖本版本风格的认识却存在偏颇，传统的版本学教材多将嘉靖本甚至整个明中期刻本的风格总结为宋体字、白口、白棉纸，仿佛嘉靖本以一种风格统一天下。这种单一风格被不断强化，以至于一些藏书家和研究者动辄将“方体字”、“白棉纸”的本子定为嘉靖本，导致嘉靖本鉴定的误判。实际上，对嘉靖本风格的传统认识主要基于苏州式嘉靖本，在此之外，尚有北京式嘉靖本和建阳式嘉靖本两种类型。而实践中所见的嘉靖本又有杂糅两种以上风格者，其情况更为复杂。苏式本、京式本和建式本三种类型，是从版本风格的角度对嘉靖本所作的划分，揭示了嘉靖本之间的区域差异。三种类型的产生、发展、演变轨迹各不相同，但又呈现出相互影响的态势，最终构成了嘉靖本复杂的样态。
嘉靖本鉴定的特殊性不仅体现在嘉靖本特殊的鉴藏传统上，体现在三种类型的动态多维发展上，还体现在嘉靖本的大量翻刻现象上。明代刻书业繁盛，第一个刻书高峰即出现在嘉靖前后的明代中期，嘉靖本刊刻数量多，且同一种书往往有多种翻刻本，甚至翻刻和原刻时间都在同一年。这种嘉靖翻嘉靖本在鉴定中难度最大，对以版本风格鉴定版本而言也是极大的挑战。除了嘉靖翻嘉靖本之外，嘉靖翻刻本还包括嘉靖翻前代本和后代翻嘉靖本。下面结合具体的例子来谈谈嘉靖本版本风格与时代、地域、刻书者之关系，以及嘉靖本版本风格与翻刻相关问题。
《贾谊新书》：版本风格与时代
明弘治十八年沈颉刻本《贾谊新书》
黄丕烈校跋本《贾谊新书》十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明弘治十八年沈颉刻本”，现藏上海图书馆。我最初接触此书时对版本风格的认识尚浅，就遵从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著录。2010年夏，我入职天一阁之后赴上海图书馆翻阅此书，发现其字体横平竖直的风格已经较为明显，便怀疑此书为嘉靖本，而非明前期刻本。当时我请教了上海图书馆的一位老师，他根据此书的版本风格怀疑此书目录后沈颉刻书跋语系翻刻，此跋语实际抄自宋绍兴三十一年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刻本《文选》牌记。2015年，我在梳理嘉靖本版本源流时，找到另外三种弘治刻本——弘治十五年吴江县知县刘泽刻本《松陵集》、弘治十七年沈津刻本《龙筋凤髓判》、弘治十八年苏州知府林世远刻本《震泽编》。后承友人告知，又关注到沈津所刻《欣赏编》，大概是汇印本，其中既有弘治末年的本子，也有正德初年的本子。这些版本与《贾谊新书》刊刻时间相近，版本风格也比较相近。因此，上海图书馆藏《贾谊新书》定为弘治刻本，是符合这种类型的版本风格演变过程的。
从弘治末年刻本到正德年间刻本，再到嘉靖刻本，这一条版本风格演变的线索逐渐清晰起来。不同时代的版本风格并非截然分离，而是有其前后相继的发展过程，嘉靖本的版本风格也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我们对版本风格的认识需要进一步细化，只有深入且精细地掌握版本风格，版本鉴定的结论才会更加准确。
《泰定养生主论》：版本风格与地域
《泰定养生主论》天一阁藏本
《泰定养生主论》国图藏本
《泰定养生主论》十六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为明正德六年冒鸾刻本，天一阁藏本、浙江医科大学（今浙江大学医学院）藏本著录为明刻本。通过对比书影，可以发现这三个本子是同一个刻本。此书有正德六年六月冒鸾《书后》，云时任福建布政司参议的冒氏命建阳县令孙佐交“义民刘洪”刻此书。又据正德六年六月建安杨易跋，很容易判定此书为正德六年冒鸾、孙佐委托刘洪慎独斋刻本。但是，此书字体风格与正德年间慎独斋乃至建阳刻本字体风格差异明显，且此书刻工刘卞曾参与嘉靖十六年陈蕙本《广文选》、嘉靖二十年前后冯天驭本《文献通考》等苏式本的刊刻。又书中每卷卷端第三行或空行或为墨钉，当为翻刻痕迹。据此，大致可以判定此书当为嘉靖间南京或附近地区翻刻本，并非正德六年冒鸾刻本。
《泰定养生主论》版本鉴定带给我们新的启发：地域的差异切实地存在于嘉靖本之间，不同地区的嘉靖本有着不同的版本风格。对于嘉靖四十五年这一时段而言，其时出版业已经遍布全国两京十三省，时代因素对版本风格的影响明显不如地域因素大，尤其是一些刻书中心的书籍，版刻特色十分鲜明。
吉澄刻本：版本风格与刻书者
明嘉靖吉澄刻本《书经集传》
在时间和地区的影响之外，刻书者的喜好也会对版本风格产生影响，这也是嘉靖本鉴定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如明嘉靖吉澄刻本《书经集传》，此书版式为白口、左右双边、单白鱼尾，字体方整，是典型的苏式本风格。除了包括《书经集传》在内的《五经集注》之外，由福建巡按御史吉澄发起的福建官方大规模刻书活动还刊刻了《四书集注》、《资治通鉴纲目前编》、《续编资治宋元纲目大全》、《新刊宪台考正少微通鉴全编》、《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其中《四书集注》和《五经集注》由苏州写工吴应龙、龚士廉写样，苏州刻工夏文德、黄周贤、袁宸等和福建本地刻工叶文辉、叶再生、陈友等共同刊刻。作为福建巡按御史，吉澄是典型的文人士大夫，这种不惜成本招募苏州写、刻工匠来闽和福建本地刻工合作刊刻苏式本的行为，正体现了他的文人雅趣。
苏式本、京式本、建式本三种类型的形成与不同群体对书籍的不同偏好、不同需求有密切关系。苏式本对应士大夫，体现出文人雅趣；京式本对应帝王，反映了帝王喜好；建式本对应商人，代表了商人逐利的趋向。具体到某一种嘉靖本的鉴定，刻书者的喜好和需求也与版本风格有密切的关系。
版本风格与翻刻
在时间和空间之外，翻刻为版本风格的形成提供了又一动因，从而使版本鉴定更加复杂。嘉靖本中存在大量的翻刻现象，包括嘉靖翻刻前代本、嘉靖翻刻嘉靖本和后代翻刻嘉靖本。
根据版刻风格是否符合一般规律，我们可以把嘉靖翻刻前代本分为常见翻刻和特殊翻刻。常见翻刻包括苏州翻刻宋浙本和建阳翻刻建本等，如嘉靖间东雅堂翻刻宋廖氏世綵本《昌黎先生集》，东雅堂本为典型的苏式本风格，其版式、字体极力模仿宋本，但与底本仍然存在偏差。特殊翻刻包括苏州翻刻宋建本等，如嘉靖四年至六年王延喆翻刻宋黄善夫本《史记》和嘉靖十三年至二十八年袁褧嘉趣堂翻刻宋蜀刻本《六家文选》，二者受底本影响较大，突破了时代和地域的限制，与典型的苏式本面目迥异，这在苏常地区刻本中是十分罕见的。后代翻刻嘉靖本是对嘉靖翻刻嘉靖本的延续，目前所见的例子不多，如清嘉庆十五年溪上听彝堂翻刻《诗缉》，便有意追摹底本——嘉靖赵府味经堂刻本的风格。
嘉靖翻刻嘉靖本的情况尤为复杂，无论是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之间的翻刻，还是不同地区、同种类型的翻刻，都容易导致翻刻本与底本的混淆，遑论同一地区的翻刻。如福建翻刻苏州本《重校正唐文粹》，不仅带有苏式本特征，甚至连底本苏州刻工李受之名“受”都一并被翻刻；又如广东翻刻福建本《宋史新编》，只有仔细对比字体和相关字形，才能区分原刻本和翻刻本。嘉靖翻刻嘉靖本中还有一种特殊的翻刻现象——科举录翻刻，此类翻刻本局部比原刻本更为精致美观，这与科举录刻印中所存在的考生名字后来填补的现象有关，如《嘉靖四十三年江西乡试录》“樊玺”之名原版人名空置，后以刻名字之木条嵌于原板之上刷印，他科中刻得粗糙拙劣的“查光述”和“钱复初”之名也与此类似。
明嘉靖刻本《嘉靖二十五年应天府乡试录》
一般情况下，版本风格的影响因素主要是时代和地域。就翻刻本而言，底本的版本风格也会对其版本风格产生影响。此外，鉴定嘉靖本时，还应充分考虑到刻书者的影响。
目前对嘉靖本版刻风格的认识较之以前已有很大的进步，不仅由单一向多样化发展，而且三大类型的划分及其交互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揭示。但是，嘉靖本数量大，现存嘉靖本至少在3000种10000部以上，其面貌应更为复杂，三大类型的划分仍显粗糙。相应地，嘉靖本的鉴定也有待细化和深入，如字体风格等描述需要更精确，三大类型无法覆盖的“例外”也需准确鉴定等。此外，以版本风格鉴定版本与精确断代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矛盾，因为版本风格的判定是针对某一时期而言的，很难精确到年，如正德十六年本和嘉靖元年本风格极近，但正德十六年本就是正德本，嘉靖元年本就是嘉靖本，在版本鉴定时二者判然有别。所以，对嘉靖本的鉴定，文献考证仍旧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全面且深入地掌握嘉靖本的版刻风格，结合广泛的文献考证，才能使嘉靖本鉴定的结论更加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