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上）——父亲的青年时代（第十四集）

在路上（上）

——父亲的青年时代（第十四集）

史啸虎

在拿到杨学诚和钱瑛同意他去延安的介绍信后，心里落下一个包袱的父亲将情况告诉了政治指导部的中共党支部书记黄心学。正在准备行装的黄心学、苏苇和潘琪他们得知后也很高兴，便邀父亲与他们一起走。看到老朋友终于如愿以偿，黄心学也松了口气，与父亲紧紧地握了一下手，既表示祝贺，也似乎在说：还是你老弟运气好。

父亲与黄新学等人一起离开大洪山那天可能是1939年3月底4月初的一天。路上，从延安中央党校毕业的苏苇还跟父亲详细地介绍了延安的情况，并建议父亲到延安后去她待过的中央党校学习，说对于父亲这样的有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而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央党校那里显然比抗大好。当然，马列学院也不错，等等。父亲听了，虽然内心未改去马列学院学习的念头，但也更增加了其对延安的向往。

那天，黄心学他们这个工作宣传队此行的最终目的地是到驻扎在宜城东某镇的第五战区84军某部（国民革命军第84军组建于武汉会战前夕，不久前曾在武汉东线顽强抵抗日军并给了日军极大的杀伤，是一支了不起的抗日军队）。全部身穿国民革命军军服并佩戴军衔的黄心学他们一行到84军的目的是搞统战。

但到了目的地后，因国民党限共政策出台，他们的统战工作并不很成功。除了潘琪先生成功打入84军173师作政治教官外（当时173师师长为钟毅——抗日名将，第二年，即1940年参加枣宜会战受伤，为不被日军俘虏，举枪自杀，年仅39岁。但在那年，即1939年11月份潘琪先生作为共产党人仅待了大半年就不得不撤出这支部队，转而到新组建的由彭雪枫任司令的新四军第六支队当宣传部长去了），黄心学与苏苇等人均先后撤出。苏苇返回鄂豫边区，然后又与边区疏散余下的数百人一起加入了新四军挺进团。黄心学则去了刚组建的由中共襄东特委改称的襄枣宜县委任组织部长。

抵达84军军部后，黄心学得知广西军部时常有汽车去襄樊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就帮助父亲联系了一辆卡车，于两天后送父亲独自一人搭车去了襄阳。父亲走的时候，与黄心学紧紧握手，拥抱，互道珍重。他们都知道，这一别，他们这对老朋友不会很快就能见上面的。何况那是在战争时期，与日本人的又一场大战即将开始。就这样，父亲便与他于七年前在武汉相识并结下深厚友谊的最后一个老朋友——黄心学也终于分手了。这时是1939年4月初。

自从1932年春父亲与黄心学他们在汉口相识，直到他们于1939年4月在大洪山脚下分别，他们相知相交已有七年，时间也最长。他俩与何伟、成庆生等老朋友们一起读书学习，讨论国家大事以及年轻人的志向与抱负，接受中共的抗日救亡的思想，还一起参与组建汉口读书会和武汉各界救国会，合作办抗日壁报，甚至几乎同时或先后加入中共，并且于分手前还在豫南鸡公山和鄂北大洪山同一个支部里共同过了半年多的组织生活。

其间，他俩还曾在汉口与何伟一起三个人像亲兄弟一样搭伙吃饭，在一口锅里搅了一年多勺子。中间他们也有过分分合合，但都不长。比如，1937年底或1938年初，黄心学曾离开汉口去河南汝南接替何伟，帮助当地恢复和组建党组织，但没多长时间就返回武汉了。后来，黄心学先去的鸡公山，而父亲也随后就去，再后来他俩又一同在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工作，一个任民运科长，后改任组织科长；一个任宣传科代科长，后改任《大洪报》主编。而现在他们又要分手了。他们也许都没有意识到，这次分手将是他们这对老朋友此生最后的诀别。

黄心学先生，这位喜欢，也有资格称呼父亲为“金缄老弟”或“略老弟“的人，与父亲分手后就一直就留在襄樊地区坚持抗日工作。自此以后的大多数时候，待人厚道细心的黄心学一直都是从事中共党的组织工作，曾先后任中共天汉、襄河、襄南、襄北、洪江等地委组织部长。但黄新学先生的才华绝不仅于此。据史料记载，1946年国共谈判时，教会大学毕业、英语水平与成庆生同样很好的黄心学还曾担任汉口军调处执行部第九小组中共代表的秘书兼翻译。在谈判过程中，他口才犀利，临机应变，才华横溢，赢得了美方军事代表的好评。然天不佑英雄。中共刚刚建政后的1950年5月，黄心学先生因患肝癌辞世，年仅42岁，去世前任中共中南局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

父亲是1952年联系上时任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的何伟时才知晓黄心学去世消息的。父亲为此伤感不已。因为黄心学是父亲在武汉期间结交的好朋友中相处时间可能是最长的一个人，也是他们当年在武汉共同创办读书会和救国会时几位最好的老朋友中最早去世的一个人。四年后，当父亲在北京决心放弃求证自己是1938年中共党员的最后机会时，我不知道，是不是父亲那时想起了死去多年的老友黄心学？

在与黄心学一路同行时，父亲与他们一样都穿着大洪山长岗店抗敌工作委员会时所发的国民革命军军装并佩戴军衔。这次为便于行路，父亲依然一身戎装坐军便车到了襄阳。在这里，父亲时隔半年不到又一次见到了他的另一个老朋友——胡绳先生（上一次是1938年10月末父亲和黄心学等随李相符先生从鸡公山铁路林场转移到襄阳时见过，那时胡绳也是刚从宜昌或武汉来到襄阳，只是各自都忙，匆匆一见罢了。详见本系列文章第十集《从鸡公山到大洪山》）。

前文说过，1937年10月父亲与胡绳在汉口合作创办中共的公开发行抗日刊物《救中国》，后因经费告罄而于1938年6月停刊。于是，胡绳先生便去办《全民抗战》，依旧是宣传抗日。那年9月，在父亲去河南鸡公山前将《救中国》的办刊政府批文和私人印章等一应手续全部交给了胡绳。胡绳以此为据，在中共长江局领导下又曾在宜昌恢复《救中国》刊物出版发行（也有资料说，这次复刊是史枚先生等做的，胡绳没有参与），但仅出了1-2期就因武汉会战而停刊了。1938年10月，胡绳受周恩来委派随同钱俊瑞先生一起从宜昌（武汉？）辗转来到襄樊，并在随后成立的国民政府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任上校委员。钱先生则任中将主任委员，党内是中共支部书记。

这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与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的政治指导部几乎都是一起成立的，且与后者一样名义上都是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下属的平级抗战机构，但其实质也都是中共领导的一个统战组织。该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还有臧克家、孟宪章和李伯余等。胡绳主要是主编《鄂北日报》。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撤销后，胡绳所在的这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也随后被撤销了。不过，父亲在襄阳城北街见到胡绳时，胡绳还是忙得很，似乎正在忙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扫尾工作并编发最后一期的《鄂北日报》。

父亲与胡绳再次相见无疑很高兴。父亲告诉他自己要去延安学习时，胡绳羡慕地说，去延安好，但他可能去不成延安了。父亲问他将要去哪里？胡说自己可能要去重庆（经查，胡绳在与父亲分手后没多久果然就西撤去了重庆，后任中共南方局文化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编委）。遗憾的是，父亲与胡绳的这次见面与近半年前的上次一样，虽然同样在襄阳，但依然没有时间多谈。

半年前那次，胡绳正在忙于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筹备和《鄂北日报》的创办，无暇与父亲多谈。这次也一样，他又忙于《鄂北日报》最后一期的发稿工作以及战区文化工委撤销后的善后和撤退前的准备工作，同样没时间与父亲多谈，只得先找个住处将父亲安顿下来。临走前胡绳说他去找便车，有消息再告诉父亲。胡绳还建议父亲有时间自己去江对面位于樊城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看看有无便车去西安。

父亲和胡绳等人在大洪山和襄樊地区分别参加抗敌工作委员会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这段经历表明：1938年10月至1939年3月的这近半年时间也正是李宗仁先生与中共合作抗日的最为紧密的蜜月期。蜜月期过了，就开始分道扬镳了。当然，国共这一阶段合作抗日的历史作用还是很大的，至少宣传和动员了更多的民众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去，也鼓舞了国军将士的抗敌士气。

1939年5月，也即李宗仁与中共分手之后不久，李将军率领第五战区20多万军队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随枣（随县和枣阳）会战。对手是日酋冈村宁次的11军，11万多人。这个战役以国军伤亡2万、毙伤日军1.3万人并收复了枣阳和随县而胜利告终。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胜利。然而，一年后，即1940年5-6月的枣宜（枣阳和宜昌）会战，国军不知为何却遭遇几同当年华北溃败般的惨败（国军38万人，死伤10万余人，而日军仍然是11军，8万人，但仅死伤7000余人，而且还最后占领了宜昌。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也在此役殉国——作者注）。这里面固然是有军力配置有误和指挥失当之原因，但也有说法是因为国共失和，人和因素阙如。此说或许也有道理。

胡绳先生到重庆后，1941年初曾去香港，任《大众生活》编委，以南方局文委委员身份领导内陆输港文化界抗日工作。1941年底又返回重庆。三年国内战争期间，胡绳先生先后在上海和香港的“生活书店”任总编。中共建政前后到北京，先后出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人民出版社社长、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学习》杂志社主编、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第一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以及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副院长，文革期间曾受冲击，并下放干校劳动。文革后胡绳复出，先后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晚年曾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0年去世，享年83岁。

在父亲一生的众多朋友中，胡绳先生无疑是最有文人气质和才华的一个，可以说著作等身。胡绳少年时代便著书立说，且观点新颖，文采斐然，惊艳一时。其代表作是《新哲学人生观》和《辩证法唯物论入门》。以后胡先生长期办报办刊，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时评文章。据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30岁时，胡绳即已发表上百万字文章和著作。其代表作是1948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共建政后，因长期担任中共党史和理论研究工作，胡绳主要撰写大量的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政论性文章和史论性研究报告。改革开放后，胡绳则撰写了很多总结中共历史经验和论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改革开放政治路线方面的文章，当然，其中也有很多应时应景的政治颂扬和唱和之作。这期间的主要著作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编著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胡绳先生在青年时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后，一生都在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去解释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也为中共的政治理论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不过，胡绳先生长期从事报刊编撰工作，且未接触过当时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西方民主政治学方面的理论学说，使其后来的政治和学术视野严重受限。他中晚年后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多为对中共各个历史时期政策的诠释和阐发。从学术的生命力角度看，这是很令人感到遗憾的。（写到这里，我的内心总生出一种似乎对父亲老友、也是自己长辈的胡绳先生似有所不敬的惶惑之感。然史论不为尊者讳，我也只能如此秉笔，说出心里话。有读者倘觉不妥，还望直言批评）

在襄阳住下后，父亲便过江去樊城看看能否找到便车去西安。到了第五战区司令部，父亲碰到了曾任刚被撤销的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委员和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副主任的陈超。两人见面都十分高兴。

据资料记载，陈超先生1902年生人，是黄埔二期炮科毕业生，时任第五战区高参和干训团副教育长，少将，1944年任国民革命军第69军144师师长，即后来的第114军第332师，直接指挥部队参加了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豫西鄂北会战。有资料显示，后来在1949年12月，陈超先生在四川绵阳率部起义。但之后这位陈超先生的行踪和下落，不知何故就不明暸了，也查不到了。

与国民党方面的抗敌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石毓灵不同，陈超先生对于与中共合作抗日始终持支持态度，在抗敌工委中曾给了中共方面很多帮助。父亲在大洪山时因创办抗敌工委的机关报《大洪报》与其有过接触而认识。陈超十分欣赏父亲的书法和文笔。他见到父亲很高兴，听说父亲要去西安，便立即答应帮忙找便车。

几天后，陈超专门派人到襄阳告诉父亲说，司令长官部有十多名参谋人员要坐两部卡车去西安，请父亲跟车和他们一起走。这时，胡绳也来跟父亲说了同样的消息，并说，还有一位民主人士，名叫关梦觉，原是东北救亡总会的，后在武汉郭沫若负责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某处任中校科员，现在战区政治部当教官。他也去西安，与你同路。

离开襄阳前的那天晚上，胡绳专门来到住处见父亲，还带了一瓶酒、一包卤菜和一包花生米，还有几个包子，请父亲吃饭，算是给老朋友饯行。那顿饭就是一个便饭，他俩也只是想就此叙个旧，互道珍重。但遗憾的是酒还没喝完，胡绳就被来人叫走了。也不知何事？

胡绳与父亲匆匆告别，走出大门时，父亲看着这位比自己年轻不少但富有才华的老朋友的背影，想到去年9月以来在武汉、大洪山下以及现在的襄阳，成庆生、何伟、蓝乃真、黄心学，还有这位年轻的胡绳，这么多好朋友一个接一个与自己分手告别的情形，心里十分感慨：我的老友们啊，何时我才能与你们重逢呢？

第二天一早，天还未亮，父亲就去指定的集合处上车走了。父亲所搭的两辆军车都是车厢带帆布拱蓬的大卡车，同行有十多位国军中低级军官。父亲和关梦觉两人都有中校军衔，于是受到优待，被安排在同一辆车的驾驶室里。车子在路上走了两天，一路颠簸。不知为何，那趟旅行中关梦觉先生似乎有什么心事，在与父亲互相自我介绍后，两人在路上交谈得并不多。即便如此，父亲也了解了一些情况：

关梦觉，东北人，比父亲小三四岁，东北大学毕业的，也曾办过刊物。一直在“东北救亡总会”工作。这次是准备从西安再转到重庆的“东总”去的。当然，我在撰写此文时也查到了关先生的一些经历情况。据民主同盟网介绍：

关梦觉先生1939年4月去西安的东北救亡总会陕西分会，然后5月份又到重庆，继续任“东总”宣传部副部长，并任国际问题翻译杂志《时与潮》编辑。1941年4月关先生到了洛阳，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晋豫区办事处任经济研究所所长，10月被河南大学聘为经济系副教授。1942年底，他离开河南到西安，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建设策进会西北区办事处总干事，后被陕西商专聘为教授，1944年经杜斌丞、杨明轩介绍，在西安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任西北总支部常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西北总支部的机关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主笔。1946年，关先生动身返回东北解放区，被任命为嫩江省、黑龙江省教育厅长。1950年民盟成立东北总支部，关先生调沈阳，任秘书长并兼任东北人民政府监察委员。1954年，关先生到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任教授，研究经济学理论，为该校经济学科创始人，1990年去世，享年78岁。2007年6月，吉林大学为关梦觉教授树立了半身铜像并举行了铜像揭幕仪式。

（有意思的是，在写此书时我才得知我的一位老同学、好朋友刘江先生——退休前系新华社副总编辑——夫人关劼女士居然就是关梦觉先生的女儿。想到当年我们的父辈曾有过这么一段虽说短暂却又很有意义的同路同车相处的经历，真让人感慨！）

一路上汽车开得还算顺利。父亲记得，他们是第二天傍晚到的西安。到了西安后，关梦觉先生领着父亲到东北救亡总会西安分会安排了住处，吃了顿便饭。天晚了，人也困乏了。在打听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地址后，父亲便领了一床被子，在一间客房里睡了一觉。第二天天还没亮，父亲醒来，也不知关先生住在哪间房里，不好打扰，又想尽早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到，于是换了一身便装就带上行李离开东北救亡总会西安分会，坐了一辆人力车兴匆匆地赶到了位于西安城中心的七贤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林伯渠当时是中共中央驻陕西办事处党代表，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则是伍云甫。他们都在七贤庄。从这点来看，那天在大洪山，钱瑛女士要父亲到西安去找林伯渠而不是找伍云甫，显然是将父亲看作是党内同志的。而且，杨学诚和钱瑛虽说对父亲坚持去延安学习可能有意见，最后也答应将其组织关系电报转去的。但不知为何，父亲的组织关系再也没有人见到，就此丢失了。

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接待室，父亲递上了钱瑛亲笔开具的那张行政介绍信，告诉接待人员说，钱瑛同志要我来找林伯渠同志。不知我的组织关系有没有转到？接待他的是一位年轻人，父亲未能记住他的姓名，只说可能姓王。对方接过介绍信说，我会去查一下，将你的情况报告上去，你先住下来。有消息会通知你的。那位王先生还叮嘱说，现在国民党正在与我们闹摩擦，最好不要出去乱跑，当心被他们绑架、扣押了，云云。然后便安排父亲住在了接待室东边一个小院子的偏厢房里。那里面有好几张床，看来是集体宿舍。

父亲倒也遵守纪律，就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住下来等自己的组织关系电报，很少出门，就是出门转转也是在附近，且很快就转了回去。可是一等七、八天，天天去问，办事处人员都说没有收到。父亲提出要见林伯渠，但总被告知林伯渠外出公干，不在办事处。经资料检索，1939年4月的那段时间林伯渠先生虽然就在西安，但也确实很忙。据《新中华报》1939年5月7日期报道，“一九三九年四月，八路军教导队孔繁阁等十七人，在西安北门外，被驻军二十八师补充团‘奉命’扣押。同月，中部县县长将八路军陈鉴等二十七人无理扣押六天。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为了制止此类违法事件，林伯渠急电蒋介石”，提出抗议。由此可见，林伯渠先生当时确实很忙，但父亲见不到林先生与其组织关系始终未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可能也有关系吧？

未几，宿舍里陆续住进了一些人，大多很年轻，学生模样。一天办事处人将那张行政介绍信还给父亲说，明天有一队人上延安，你也去延安吧。到延安再等你的组织关系，如何？父亲无奈，也只好答应了。

我们算一下时间：父亲在西安等待鄂中区委将其组织关系以电报转过去至少约有七、八天，加上他3月下旬或4月初从大洪山到襄阳的三五天、在襄阳的两三天以及从襄阳到西安路上的两天，足有半个多月快二十天了。那时大约已是4月中下旬了。这么长时间父亲依然没有等到他的组织关系，这其中必有缘故。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这一切发生的呢？前文分析过，这显然不会是因父亲不服从分配而给予的处分，这份电报被忘记发了或因故没有发出则是可能的。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一种疏忽。当然也可能不是。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而导致杨学诚和钱瑛他们两个人都忘记了与父亲的用电报转其组织关系的约定了呢？（后来钱瑛女士曾两次，1943年和1956年，说她“记不清楚”了）

我撰写此文时想搞清楚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的疏忽？所以查找了一下父亲他们走后大洪山鄂中区委负责此事的相关领导人，主要是杨学诚先生和钱瑛女士他们的情况。经查，1939年3月下旬或3月底（？），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被李宗仁撤销后，鄂中区委所有领导人可能很快就离开了随县长岗店大洪山腹地。因为相关史料记载，钱瑛女士“1939年2月至3月任鄂中区党委书记，3月起任湘鄂西区党委书记”。以这个时间算，父亲他们那年3月下旬或4月初走后没几天，也许就是第二天，钱瑛便已不再担任鄂中区党委书记了，而是很快离开长岗店，西行南下到了湘鄂西地区担任刚组建的湘鄂西区领导了。因为从鄂北到湘鄂西地区当时没有个十天半个月的赶路是不可能到达的。

关于杨学诚先生1939年3-4月间的记载则不明确，也查找不到。但他那时显然是较晚离开长岗店的。有资料记载，杨学诚在1939年6月新组建的鄂中区党委中任组织部长。三个月后中共又重新组建鄂中区党委一事，是否意味在大洪山长岗店大疏散后，至少有一段时间原鄂中区党委在书记钱瑛走后工作便处于暂停或解散状态？我想也是有可能的。但尽管如此，我的父亲，一个决心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的人的中共党员身份却因此而丢失掉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

1939年4月中下旬一天，刚满 30 岁的父亲怀着其中共组织关系被莫名丢失后的忐忑与低落的心情，随着一批更年轻的人们开始徒步从西安向北，走向了他心中一直向往去深造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