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释意】(十)祝与盟的区别

第十章  祝与盟的区别
(祝盟第十)

自古道:天地成形,乾坤定位。人类为了感恩乾坤化育,于是开始祭祀天地神灵。
    上古时代,所谓禋祭苍天“六宗”、秩祀大地“三望”。这其中祭祀之目的,主要都是祈祷风和雨顺;其祝祠的内容,主要是为了五谷丰登。正因为这样的内容和目的,可令君臣民众都能够心悦诚服,故而才有天地的报应不爽。所以,祭祀牺牲的飘香四溢,并非天地神灵的钟情最爱,这里面根本需要的还是道德人心,以及祭祀者本身的德艺双馨。无论祝福祈祥的言辞音调,会是多么慷慨激昂且又铿锵有力,但是真正感动乾坤魂魄,并能够有求必应的仍在于名副其实、优美典雅的道德风尚啊。
    神农炎帝之际,开始有了年末的蜡祭。当时祭祀的主要对象,是与农业收成有关的“八神”。据《礼记·郊特性》记载,其“蜡祭”祝词是:“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无作、草木归其泽……”由此,即可看出,在三皇蛮荒时代,人们祭祀祈祷时,其内心殷切渴望的内容目的。
    另据《尸子》(作者尸佼约公元前390-330年传为魏国曲沃人亦有鲁人楚人之说)记载,虞舜在春季祭祀时,其祝词是“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其中的利民理念,已经溢于言表。
    到了殷商时期,虔敬天地,祭祀祈福,已经深入人心,也更加庄严肃穆。《论语·尧曰》中记载,商王成汤郊祭时,不但须用黑色公牛侍奉苍天,而且在祝词中竟然责备自己“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了;另据《荀子·大略》记载,商汤曾经乘着素车白马参加夏祭祈雨,并在祝词中例举了咎由自取的六条罪状:“政不节使民疾宫室荣妇谒盛苞苴行谗夫兴。”若用现代话解释“罪六条”,即:政府无德、民生劳苦、大兴土木、妻妾成群、贿赂腐败、谗夫似贤。
    步入礼仪盛行的姬周时代,专门负责朝廷祭祀祝词的“太祝”官员,已经要求必须掌握六种形式各异的祭祀内容。据《周礼·春官·大祝》记载,这六种祭祀的名称,分别是“顺祝、年祝、吉祝、化祝、瑞祝、筴祝”。所以,像“庶物咸生”是用于祭天祭地,而“旁作穆穆”则用于祭拜太阳;再如“夙兴夜处”是逝者列入祖庙排位时的祈祷,而“多福无疆”是祭祖先时奉献祭品的祝词;另外,像君王诸侯等达官贵人,凡出门或远征,都一样要有严谨的祭祀程序,以及规范的祷告文书。这一切所呈现出来当时的社会风貌,人们不仅对天地神祇心怀敬畏虔诚,而且对祖宗前辈也无不追崇恭候。
    伴随姬周春秋的礼崩乐坏,祭祀风俗也逐步变成了亵渎神灵、谄媚祖宗的世俗乡愿,甚至改用币帛献祭,祝词不但变得连篇累牍,祭祀对象也开始五花八门。《礼记·檀弓下》记载,晋国卿大夫赵武(公元前591-541年嬴姓赵氏讳武谥文亦称赵孟赵文子)家的大屋落成,晋国公竟然号召大臣一起献词祝贺,其中大夫张老(生卒年不详字孟名老晋悼公时大夫中军司马)讽刺建筑规模僭越奢华,于是献颂词中有这样字词:“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闻此,赵武即刻回应道:“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京也。”像这样一个故事,并被传说成一个“善颂”一个“善祝”,足见世道人心的雅俗;另据《左传·哀公二年》记载,蒯聩(即卫后庄公姬姓名蒯聩卫灵公之子卫出公父亲春秋卫国第30任国君公元前480-478年在位)曾经于大战前祷告:“敢告无绝筋,无折骨,无面伤,以集大事,无作三祖羞。”如此祈祷内容,足见这一时期祭祀的祝祠已经事无巨细了,尽管有的人临战惊慌失措,依然不敢忘怀祈祷祖宗的显灵保佑。所以比较而言,《楚辞·招魂》算是这一阶段最讲究文采的祝辞了。
    汉朝伊始,汉高祖诏令“敬祭群神、祷祠如故”。于是举国上下,凡祭祀制式,一律肃穆森严。然而,在具体形和内容方面,自汉文帝之后,自上而下,才开始一边追寻儒家的礼仪章法,一边崇尚道家的方技巫术。例如汉武帝时,凡遭遇天灾人祸,宫内祝文,秘而不宣,其实已经不会再是商汤“万方罪己”的祈祷,而必定是嫁祸他人的诅咒了;另外,宫中还曾经特招童男童女击鼓祛除病邪,其实就是越地的神汉巫婆敬鬼求长寿那一套罢了。由此可见,时至于此,远古祭祀的形式和内容已经变了味道,并且开始走向了歪门邪路。在这期间,又因为传说黄帝曾经针对白泽兽写过“祝邪之文”,所以与东方朔“骂鬼之书”一起,后人把这样一类善于谩骂诅咒的文体,也就归入祝辞中了。其实这一类题材作品,唯有曹植《诰咎文》,才是符合祭祀的规范性诅辞。
    按照《仪礼·少牢馈食礼》记载,祭奠死者时的祝词,是在祭祀时,由担当“太祝”的官员,用以告知死者,前来享受生者奉献的祭品。到了汉末及曹魏时期,在祭奠逝者的祝词里面,还夹杂着对死者生前德行的赞颂,像这种“赞”应属于祭奠祝文的延伸;另外,在汉代帝王将相的陵墓中,隶属祭祀祝辞的文体,还有一种“哀策”。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妃子盛姬死后,便有“殇祀而哭、内史执策”的仪式。那么像这种用于祭祀的策,本来是记录赠送祭品的情况,后来竟然又写上了表达哀思的文字。其实,原本就有一种特别用以追悼逝者、表达哀思的文体,称作“诔”。所以,作为祭祀祝文中的哀策,本应是告知天地神灵的物件,却添加了告慰人间的“诔”脑袋及其“颂”躯干,这岂不是祝辞的本末倒置吗?不过单在溯本清源上,汉代太祝在祭祀时的哀策,应属于姬周时期祝文的延续。
    事实上,凡用于拜谒神灵祖宗的文理词章,不但要虔敬诚实,更要求问心无愧。所以,凡祈祷文,贵在诚惶诚恐、毕恭毕敬,而祭奠文,则不仅要恭敬诚实,更需要充满哀伤。这里面的差别,也就是“祝”,作为一种文体,最起码应具备的条件要求。由此,班固《涿邪山祝文》应是祈祷文“诚敬”的典范,而潘岳《祭庾妇》则是祭奠文“恭哀”的楷模。
    综上所述,通过例举祭祀性文体的不同种类及其杰出作品,关于“祝”的大致形式、内容和目的,随之了然于心。
    那么,何谓“盟”呢?

关于“盟”字,在《释名》(作者刘熙字成国北海生活东汉桓帝、灵帝间曾师从郑玄)一书上,如此解释:“盟,明也,告其事於神明也。”这里面解说的事情,是指在一种祭祀祷告神明的特殊仪式上,必须使用最为珍贵的祭器,一般盛上红牛耳和白马血作为献祭,而主持这种仪式“太祝”,所要郑重宣读的文辞就是“盟”。

远在夏、商、周三个王朝时代,并没有盟誓的仪式,于类似情况下,相互之间只要有一种彼此认同的约定后,便可以保证如约实施了。赶到了姬周时期,当礼乐走向败落之后,像格外庄严的盟誓,反而愈来愈多了起来,甚至出现了要挟/威胁性的契约盟誓。所以这一阶段,在会盟仪式上,前面出现了鲁国曹沫,持刀胁迫齐桓公,而后面便有了赵国毛遂,按剑要挟楚考烈王,甚至在秦昭襄王与南夷盟誓时,竟然还写上了“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的约定。待到汉高祖分封诸侯时,不但出现了“使河如带,泰山若厉。”的宏图大愿,甚至竟然有内含诅咒的《封爵誓》,也就见怪不怪了。然而,任何信誓旦旦的“盟”词,只有彼此坚守道德仁义,才有可能善始善终。一旦道德败坏、仁义丧失,任何形式内容的盟誓,都必定属于欺人自欺的虚情假意。所以任何国家民族的兴亡更替,必在于事业兴隆是否符合道德仁义的中正典雅,而与海誓山盟没有一丁点关系。例如汉未臧洪(生卒160-195年字子源广陵射阳县人汉末群雄之一)讨伐董卓的《酸枣盟辞》,曾经何等的慷慨激昂、气贯长虹啊!而晋代刘琨的《与段匹磾盟文》,也写得肝胆相照而又坚贞不渝。然而,他们的盟誓没有挽救东汉与西晋的灭亡,反而当初他们一起盟誓的人,却相互离间,并反目成仇。所以说,若言不由衷且言而无信,“盟”又有何用呢?
    单论“盟”这种文体,一是书写时,必须要说明所处背景的轻重缓急;二是务必坚守仁孝节义的道德准绳;三是要用同心同德、同生共死来祈祷神明监督,并请求苍天作证。所以这种文体的关键,在于书写时的态度,必须诚实真挚,而文理词章,唯求恳切感人。这就是“盟”的大概内涵吧。由此可见,这种文体其实并不难写,而难在言行一致,尤其难在落实到行动上面。毋庸讳言,在此特别忠告今后举行盟誓的君子们,务必以历史为鉴啊!还是坚守忠信节义的道德自律吧,不要妄想天地神灵的意外开恩或特别眷顾。
    总而言之:祝盟遵循的本则,就是“心意恒敬、智慧甚明”。只有虔敬诚实,才会肃穆庄重,也才能够写出感人肺腑的词句篇章。自晋代以来,祝盟文策,华而不实,徒有绚烂色彩!他们若是真心渴求幽冥神灵的垂青惠顾,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无愧于天地祖宗。

【注解】
1、“《困学纪闻》卷十引《尸子》曰,舜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其田也,荷此长耜,耕彼南亩,与四海俱有其利。”……摘自范文澜著《文心雕龙注(上下)》。
2、曹植《诰咎文》之开端:“五行致灾,先史咸以为应政而作。天地之气,自有变动,未必政治之所兴致也。于时大风发屋拔木,意有感焉。聊假天帝之命,以诰咎祈福,其辞曰:上帝有命,风伯雨师。夫风以动气,雨以润时,阴阳协和,庶物以兹……”(见于《艺文类聚》)
3、“钦明”见于《尚书·尧典》中,指尧之所以能安其所当安者,因有“钦、明、文、思”四种道德。孔颖达解释:钦是“心意恒敬”,明是“智慧甚明”。在此,泛指“祝、盟”应具备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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