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看台46| 陈再见：日记唤醒文学生命（随笔） / 开普饭

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蒋述卓题

“伟大”的幻想，或梦想

陈再见

　　夜里接到昌鹏兄的电话，说是要我写一篇“我与《小说选刊》”的文章。有些吃惊。作为《小说选刊》的读者，别的栏目我可能因时间关系匆匆浏览，一翻而过，而位于刊末的这篇短文却是必须要读的——如同一个舞台，每个作家会在某个时间表演一段“真人秀”，再神秘严肃的作家，当他们忆起第一篇稿子被选，无不兴奋得如同可爱的小孩。我就喜欢看他们激动的样子，才感觉我离他们其实不算遥远。或者说，我们其实都一样，战战兢兢起步，跌跌撞撞行走，所谓的幸运其实也不仅仅是幸运。

　　难以相信，有一天，我也会成为这个栏目的作者。

　　坐下来敲这些文字时，我竟然感觉到十分生疏，源于我不愿意包裹自己，刻意去营造一种隔阂的言语，我想说点实在话，普通的话。新居窗外是肆虐的“妮妲”，风雨大作，隔着紧闭的铝合金窗仍能听到野兽一般的吼叫。我的内心却很安静，当思绪回到十五六年前，第一次买回一本《小说选刊》，并郑重其事地在扉页上写下“陈再见收藏”的字样，像是对待一个远方来的亲友，渴望在亲友那里得知来自远方的人和事。

　　“故事”得先从一个村庄说起。湖村，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熟悉我的写作的朋友大概不陌生。我的写作从一个村庄开始，更具体说，是在一个新修的房间里——我摆弄起简陋的书架，写满毛笔字的长条白纸挂了一墙，也不怕家里人忌讳。我刻意营造一种读书人的氛围，更高深一点的读书人，有效的做法是舍弃《读者》和《青年文摘》，开始从小镇的书店带回《小说选刊》，独自在我的新屋里阅读。实际上，除了故事的吸引，我并不能在那些小说里读出什么文学来，不是它们不文学，而是我作为一个门外人，还远远不能体会什么是文学。

　　那年我高二辍学，整个人陷入一种虚无和迷茫当中，我害怕我的无所事事会遭受父母和兄弟的厌弃，我得找点事做——与其说我是在阅读小说，毋宁说，我只是在用读小说的方式掩饰黑如深井的心虚。现在想来，当时读过什么小说已经忘得差不多，倒是对有一期的封三印象深刻，具体是哪一年忘了，隐约记得那期还刊登了韩寒的《求医》，但我印象深刻的不是韩寒，不是《求医》，而是封三推介的作家东西，页面上配有简介和照片。实话说，我对东西的简介也没什么兴趣，底下的几张照片，看着却很妙：一是这人真帅，戴着眼镜，斯斯文文；二是这人倚靠在一面被淘气的小孩写满了歪斜嫩稚的粉笔字的乡下的木板墙上，从那一局部看，多么像是在我们湖村的某一条巷子某户人家的门口拍下的……于是，我就幻想，得允许我幻想，我幻想如果印在上面的人是我，或者说，有一天，会不会是我？那时我还没有写小说，只是个文学阅读爱好者，当然不清楚《小说选刊》作为刊物在文学界的重要性，我羡慕的只是一个人的头像可以被印在杂志上，这不用多想都知道是件风光的事，何况还是以一个作家的名义。

　　这些记忆其实都被我放一边了，如果不是要写这个文章，我也不会追述。这之后，有好多年我的文学之路是断头的，甚至连阅读都变得稀有。2004年，我辞掉老家代课老师一职，去东莞，后辗转深圳，进厂，出厂，又进另一家工厂……应该有五年的时间，我把文学忘了，它变得不再那么重要，甚至连遮人耳目的功能都丧失，反而，如果在工厂宿舍里读一本书，即使工友们不讥讽，自己也会感到格格不入。唯一保留的只有记日记的习惯。现在想来，也幸好还坚持记日记，像是病重患者吊在身上的最后一根输液管，正是这根输液管，最终唤醒了我的文学生命。

　　2008年，我写出了第一个小说。当然，它还谈不上是小说。我是个笨人，一点天赋也没有，如果说今天还算有一点成绩的话，全靠十个手指头比别人多敲几倍的字敲出来的。这就注定了我的起点之低，写得烂，起点能不低吗？从最开始的区、街道内刊，到地方小刊物，慢慢起步。这些平台或许会被骄傲的作家所鄙弃，我当然是不敢，没有它们这些小台阶，又怎么能登上大平台呢？这些小台阶中，其中便有《厦门文学》。2011年，我在《厦门文学》发表了《张小年的江湖》，编辑是王永盛老师。我跟编辑一般都不会很熟，不知是性格使然还是心有避讳，跟王老师更是如此，他前后编发了我好几个小说，我们都只是通过邮箱联系。唯一的一次通话，便是《张小年的江湖》发表之后。那年我在新安一家小文化公司上班，办公室就设在老板家里，他家信号不好，每次接打电话我都得跑到顶楼去，王老师在电话里的声音就是那么断断续续传过来的，他大意是说，《小说选刊》的人会跟我联系。我也来不及细问，就把电话挂了。如果是真的，那应该是好事一件，对当时的我来说还是一件大事，写小说几年了，只是在一些小刊物上露面，从未上过什么大刊——我当然已经知道《小说选刊》的重要性，不再是多年前羡慕东西时那么简单了。然而我又开始怀疑，是不是听错了，或者干脆就是打错了。整个下午我几乎没办法干活，脑子里一直想着这事，又不敢回拨电话问个究竟——信号的不好，使得一个正常的电话变得如此魔幻。隔天，陌生的电话果真来了，一看是北京的座机，心便踏实了。这次我没敢贸然接听，而是先爬上顶楼，等信号满了，再接听。是一个女生的声音，我至今都忘不了她在电话里的客气。我还是什么话都不会说，除了说“好”就是“谢谢”。后来我知道那女生便是付秀莹，她刚去《小说选刊》不久，据说在好多小刊物上选了很多新人的优秀作品。在我之前，付秀莹还选了庄昌平的《寻人启事》。这位已经过世的文友曾对我说：“付秀莹关注新人，咱们有希望了。”现在想来，这话透着暖意，也闪着寒光啊。

　　《张小年的江湖》如愿在《小说选刊》2011年第6期刊发出来了。

　　如果说我的写作之路交了什么好运，那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我不是说因为被选了一次写作水平就提高了，没有，甚至于后来的作品都没《张小年的江湖》那么自然美好，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因为被选，我被知道了。这其实不重要，不过从现实意义上，却又是重要的，至少我有了写下去的动力，如庄昌平所言：我看到了希望。

　　2011年之后，我写的东西越来越多，发的刊物也越来越好，不过《小说选刊》却不再选载了。我心里当然是焦急的，转而也释然，如果我只是写得越来越多，而没有越来越好，又怎么可以要求人家再次青睐呢？2015年，时隔四年，《小说选刊》终于又选了我的中篇小说《扇背镇传奇》，这次的编辑是昌鹏兄，他在微信里跟我联系，明晰清楚，再也没有当年因为信号不好而惶恐终日了；同年，《小说选刊》还选发了我的短篇小说《回县城》，并获得该年度的新人奖，站上了领奖台领奖并发言，于是，《小说选刊》的彩页上也印上了我的身影——这算是多年前，那个“伟大”梦想的实现吧？！

原文转自：小说选刊

原题《陈再见：日记唤醒文学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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