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坛往事 ▏群英之首罗伯昭
后起直追“西蜀罗”
罗伯昭生于1899年8月19日，原名文炯，后署名伯昭，号沐园，早期斋名宝琼阁。其“宝琼阁”斋名，至今知者甚少。罗伯昭系四川重庆人，从小就对历代古钱发生浓厚兴趣，在他的自述中，有写道：
余童年即癖古泉，先母每给糖果资，必择出稍异者藏之。忆有八卦小钱为姨祖所遗，忽失之，为之大哭。稍长，见家藏有《钱志新编》残本，按图求之，往往不可得。去申读书，此念遂辍。学商之后，偶于戚谊申氏家中见古泉成匣，装潢甚美，旧癖顿起。公馀之暇，仆仆市廛，觅古钱以为乐。
据知罗伯昭早在四川时期，就托其集泉时的左右手毛厚青，由他代购了成都钱币大家杨介人收藏的全部古钱，接着他又将樊树材所藏的全部泥范购来。
1935年，罗伯昭到汉口，兼任生利洋行汉口出口部经理。在汉口的三年期间，他就广交泉友，与同好成立了“泉友会”，邀请武汉三镇爱好者每周日来家聚会，鉴评藏品，讨论泉学，交换藏泉，成为当地泉界活动的中心。
罗伯昭最早撰写文章时皆以“宝琼阁罗伯昭”署名，其以此名撰文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的《货币》杂志以及杭州的《新光邮票钱币杂志》上。据罗伯昭的子女告知，其父母生前一直恩爱有加，大概是因为当时他们住在汉口的小楼中，在这小楼里，其父当年用“宝琼阁”取其母原名尹昌琼之意以志纪念。1938年汉口小楼遭日寇轰炸，被夷为平地之后，罗伯昭再未用过“宝琼阁”之名，而改称为“沐园”。
我父亲曾言，罗伯昭不仅是个大收藏家，更是一个潜心研究的学者，他的泉币收藏，立足史学高度，注重以现存实物，补正史之不足，他在泉坛的耕耘极为勤奋，如他对一枚南宋“臨安府行用凖貳伯文省”钱牌的考证，该钱中“貳”字部首“贝”上二横为一横，当时有人认为，该钱牌为“壹伯文”之别写，但经罗伯昭反复研究考证后，为此他写了“临安府牌贰伯文省释疑”、“再说临安府贰伯文省”和“贰字余音”三篇文章，他通过查阅史料，最终证实：“然则貳为貳之简书，敢断言也……” ，可见其治学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另外他写的“建国通宝钱考”、“《泉志》应元保运钱正误”、“唐国通宝当二说释义”等等文章，有些是补了史志之遗，有些修正前人之误，他为我国货币文化留下了一笔最宝贵的遗产。
由于罗伯昭不惜巨金广收珍稀历代古钱，迅即成为西部地区藏泉的首屈一指的人物，故古钱界有“西蜀罗”之称，他在收集古钱上后起急追，至20世纪30年代，其收藏声誉已和当时泉界公认的泰斗上海张叔驯、天津方药雨齐名，这就是“南张北方西蜀罗”的来历。
唯泉是癖二三事
罗伯昭收集古钱的经历中，内中有些钱币的得来，不乏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皆为中国泉坛可颂之佳话。根据我父亲告知的一些情况，以及我本人耳闻目睹之事，略择几例，以作介绍。
父亲告诉我，20世纪40年代初，北方出土了一枚“新币十一铢”钱。这枚前所未闻的古钱的发现，立即引起了各地泉友的关注。当时泉坛对此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真伪莫辨。张䌹伯先生从北方泉友处获得了此钱的拓片，并在1942年3月出版的第11期《泉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新币十一铢质疑》的文章，当时郑家相亦附同张䌹伯观点。张䌹伯、郑家相两人皆为泉界元老，均属中国泉币学社创始人之一，又任《泉币》杂志评议员，在国内古钱界是很有影响的人物。由于他俩持质疑否定态度，以致这枚索价昂贵的“新币十一铢”钱，在几年间成了无人问津之物。
后来，我父亲有一次赴北京时，特地去拜访了“新币十一铢”的物主——老友李庆裕先生（李庆裕在琉璃厂开了一爿“云松阁”古玩铺），要求亲眼看看那枚颇有争议的“新币十一铢”实物。李庆裕感于我父亲的一片诚意，欣然答应，从内室取出装有该钱的一只锦盒。我父亲说当他打开盒盖时，眼睛即有一亮之感，这是一枚开门见山的真钱！并小心翼翼地从盒内取出这枚遍体红斑绿锈的古钱，将该钱的文字制作、铜质色泽反反复复地仔细审视一番，断定这是一枚千载难逢的稀世孤品。我父亲当即直言相告：“此钱我认为是王莽所铸，是一枚毋庸置疑的创见品。”李庆裕闻听此言，欣喜若狂，即邀我父亲去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吃涮羊肉。席间，李庆裕告诉我父亲关于“新币十一铢”的来历，此钱原为北京钱币商顾济川（此人因患深度近视，故外号为“顾瞎子”）所得，市场出现了一年有余，京地的一些大藏家如王春福等人都嫌价昂而未收，故使他获得了得到此钱的机会，但他为了此钱，投入不少的资金，但长期以来却无人识得此钱，现在既然马先生认定是珍品，确是非同一般的行家，故愿意转让给我父亲。我父亲当即以一两黄金作订金，请其不要转卖他人。我父亲返沪后，即去罗伯昭处，向罗伯昭推荐了这枚被冷落了多年的珍钱。罗伯昭看了“新币十一铢”，同样爱不释手，他相信我父的鉴定，同意我父的推论，后来用巨金购下这枚稀世孤品。关于这枚钱币的最终购买价，我记得父亲似乎讲过是11两黄金。不过据罗伯昭后裔回忆，当时罗伯昭是以5,000大洋购买的。但是根据罗伯昭亲笔收据，上面有写到是1951年以1,400万人民币（1948年发行的第一版人民币面值都很大，最高面额达50,000元）从李庆裕处购得。这里肯定是以罗伯昭的亲笔收据为准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三种不同的价格呢？我认为，可能出于上海解放初期的人民币兑换黄金跟大洋的比价，大致是1,400万人民币可以兑换10多两的黄金以及5,000多的大洋。如此，罗伯昭先生的后裔所指的5,000大洋就有了解释。
罗伯昭一直自诩“新币十一铢”是他所收藏的15,000余枚古钱中的第一大珍品。罗伯昭所藏钱币已于1957年全部献给国家，此枚“新币十一铢”钱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初期，浙江省杭州市开始再一次疏浚西湖，疏浚西湖工程历代都是杭州的一件大事情，不仅史书上会记载，而且主持者一般也会青史留名。当时，我父亲的同乡老友景翔馥闻之西湖正在疏浚，因为他平时好古，并经营买卖，所以他就利用这次机会，动员组织了一批小学生前去疏浚现场“寻宝”。凡是找到他需要的古钱，每枚均可以人民币几毛钱收购。小学生听了都很开心，放学都跑到西湖岸边，用小手在湖泥里一点点挖掘寻找各种古钱，竟然真被他们寻到了一大批宝贝，除挖到了古瓷陶器等等古物之物，其中就有不少珍贵的古钱。
景翔馥获得后，虽知其珍，但不知其价，又无买家，为此专程来沪到我父亲的店里，请我父亲鉴定并代为出售这批古钱。我父亲看到这批古钱后大感震惊，因为这批西湖出土的水坑古钱跨越了中国各个朝代，而且其中多枚还是稀世罕见的珍品。如宋代的篆书宣和通宝小金钱、真书圣宋通宝当伍钱、招纳信宝铜钱、临安府通行铜牌铅牌以及六朝的永光、景和钱等等（当时出土面世的永光钱仅为3枚，而景和钱仅有2枚）。
当时我父亲以十分可观的价格将这批古钱悉数收入囊中。罗伯昭、沈子槎、孙鼎、李荫轩等藏家闻讯后纷纷前来我父亲店中争购，十分热闹。大藏家罗伯昭捷足先登，除将宣和通宝小金钱、圣宋通宝当伍钱两枚孤品收集之外，当时也将永光和景和钱各选一枚，均一一“掳”去，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罗伯昭拿走的永光钱之事，因为这枚永光钱大小犹如纽扣，既小又轻又薄，是一枚貌不惊人的古钱，甚至掉在地上也难以找到的一件“小东西”，罗伯昭当年竟以800元人民币的惊人高价拿下，并为此大为得意。那时机制币收藏家王亢元先生从我父亲手里买走的的一枚品相极其精致的广东省造光绪元宝寿字壹两银币，其价格仅为500元人民币而已，现在这枚银元的市场价至少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上，涨幅达万倍。从而可见当时罗伯昭800元人民币买下的这枚古钱在罗伯昭心中的地位。
后来父亲告诉我，罗伯昭买到了这些稀世罕见珍钱后，请我店员工方鹤林拓了好多份拓本，并在每份拓本上都盖了一枚“罗伯昭铭心之品”印章，其中包括了他的这枚永光小钱。
我父亲与我谈起过罗伯昭早年从四川毛大顺处购买古钱的事迹，这是一枚珍贵的五代十国“天策府宝”钱，从罗伯昭的购买这枚钱的事情中，充分体现了其真诚、厚道和善良的做人原则。
我们可以从罗伯昭本人在《泉币》杂志第十五期的一篇纪念文章中，领悟这件事的前后过程，现我将全文摘录如下：
汉皋玩古泉者，莫不知有毛大顺其人。君质鲁而讷于言，以售泉为生，设肆于大甲街，店中累累皆泉也。凡泉估多能作伪，或施以刀，或笵以泥，惟君无此技能，以是足称。民国廿年间，余在汉，创泉会，一时泉风顿盛。君每二三日必至，至必售泉乃去。廿一年春，持示此天策府宝大泉，色质均美，索价仅三十金。余告知曰：“此大珍也。”倍值与之，君大喜过望。自云以二元之价，获于铜肆，其不欺如此。事变以还，泉友星散，业遂不振，每贷与之。去岁犹邮寄嘉泰汉三折二铜泉来归。不意今秋，一病不起，一孀二孤，身后萧条，可悲矣。谨賻二百金外，特刊此泉，留作毛君纪念。
从这篇文章可以得知，当年毛大顺不太识货，对此枚“天策府宝”钱开价仅30元，而罗先生却告诉他说此钱为“大珍品”，并当即表示愿意加倍出钱购买，于是罗伯昭以60元的价格购下。不过事情没有到此结束，后来当他得知毛大顺病故的消息，罗先生又特意送了奠仪200元接济毛氏遗属。罗伯昭是个不忘旧情的人，他的行为让人敬佩不已。罗伯昭这篇文章还特意以“毛大顺出品，沐园说明。”来署名，他这种高风亮节，真让人敬佩不已。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罗先生的为人品质之高尚，故泉界历来有“罗菩萨”之美誉。
罗伯昭先生不仅是一个收藏家、企业家和钱币学者，更是一位爱国人士。
1956年，罗伯昭将珍藏的全部古泉藏品共计15,427枚，捐赠给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受到中央文化部褒奖。罗伯昭这次捐献毕生所藏的钱币之事，轰动了全国文物界。在正式移交中国历史博物馆之前，上海博物馆派了几位馆里的制拓高手，将其全部藏品制拓成册。据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当时共拓制了四套，一套送北京中国历史馆，一套归上海博物馆，一套交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另一套留给罗伯昭本人保存，但罗先生这套拓本，不幸在“文革”扫四旧时被红卫兵抄走，至今下落不明。
罗伯昭自1952年起，将其藏品先后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等文物机构。1962年9月，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为此对罗伯昭多年、多次向上海市文管会和上海博物馆捐献古钱币、青铜器、瓷器、漆器等各类文物660件，举行了授奖仪式。
我父亲说罗伯昭有一次得知一枚王莽所铸的“壮泉四十”钱，为上海博物馆所缺之物，他就不惜高价从一位钱商手中买进，补赠给上海博物馆。我父亲说罗伯昭先生是收藏家之中，捐献最频繁的一位，他以国为重的种种事例举不胜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