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梦”伴我走过四十年

那一年，高中毕业一年多，一名农村青年当时能向往的“共大”（那个年代推荐性质的学校），没一点儿影子，回过头来看，当时根本没有人会顾及到我内心的这个渴望，我揣着无望的“读书梦”，告别江汉平原，在“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的精神抚慰下，披着那个时代的荣光，走进了中原大地的军营。

正是那一年，地方恢复中断了十年的高考，让同时代却已经离开地方的我，与这一次历史性的“弄潮”擦肩而过。

春风很快吹到军营。记得是第二年，连队罕见地进了一大批图书，一改过去每人一本“红宝书”（当时还有新发行的《毛选》五卷）的单调，文化生活立马色彩斑澜起来。来自欧美的《悲惨世界》、《飘》等名著首次进入我的视线。唐诗宋词填补了我中华文学的极度荒芜。巨变时代赋予军队大学新的内涵，恐怕是我一年前史料未及的。

当年在连队，因为我是高中生，又当过民办老师，似乎被当作有文化，第二年就让我担任连队文书。但我自己清楚，当时能撑起我内心自信的，是在艰苦的中小学岁月，我有幸比其它孩子多读了几本书。

忘不了，邻居那个据称有历史问题的老先生，他小儿子借我第一本课外书《小布头奇遇记》，也是他的一本《闪闪的红星》借我一个月，让我成为当时班上最有人缘的主；忘不了，那个有大哥大姐的伙伴，不间断地将《红岩》《青春之歌》《苦菜花》《晋阳秋》和苏俄小说《复活》等和我共享。这都是当时不能公开流行的书；忘不了，骑在牛背上不肯让太阳落山的读书时光；忘不了，躲在被窝里看“禁书”，然后与巡察发现的班主任互不相让的夺书情景。

1979之后，两年南昌军校深造，除开繁重的军事课业和训练任务，周日一定是我宅图书馆的日子，或者借一本书，躲在谁也找不到的地方。《中国通史》《陆游传》《离骚》等历史读物，让我对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大开眼界，现在看来，却也只是浅尝辄止。

我努力读书，蛮以为弥补了没有上大学的缺憾，没被时代落下，但八十年代初期，一次探家路过武汉，当时也许稀松平常的景象，把我给震憾了：公交车上，轮渡船上，公园条椅上，东湖岸柳下，到处都是年轻人如饥似渴地捧着书，就像现在的人们捧着手机一样蔚为大观。

回到福建部队，我按下参加厦门大学主考的大专自修的快车键，暗自使劲，保证了报一门，考一门，过一门。1988年回地方工作后，又参加武汉大学主考的本科自修。如果不是英语这只拦路虎，很有可能会响应那位当时我很仰慕的社会学教授的读研邀约。

之后，随着职责变化和对工作的投入，读书一度有所淡化。1996年全区首次招考领导干部，读书的劲头再次被唤起。从此，不管工作多忙，我坚持每个中长假要读一本书，每次外出要读一本书，兴趣相同的书友推荐的书必读，排行榜上能对眼的书选读，结合工作和学习确定一段时间的小主题阅读。我还组织单位开展年度读书分享活动，扶持职责范围内的群众团体开展读书活动。

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公务和家务逐渐超脱，读书的自主性越来越强；随着图书出版业的繁荣，选择图书的自由度越来越大；随着网络发达，我庆幸自己也能搭上网读便车，却对纸质读书仍然情有独钟。可以说，读书已经成为像我这样的非读书人的一种生活常态。

读书就是吸收，读多了就得消化，我的消化办法，开始是写日记，接着是写博客，后来走上投稿的路。每年在报刊上发表几十篇文章，既是读书的结果，它又反过来促使我从书本里吸吮养份。以至于几天不动笔就憋得慌，但几天不读书也饿得慌。

回过头来看，早年家里没有一本书，是改革开放的一步步深入，实现了我的“读书梦”，而现在的读书又突破了我当初狭隘的“读书梦”。虽然没能读上正规大学，虽然比不上一些学者们那样的专业阅读，但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获得的学历，以及杂学式阅读获取的知识，它满足了我成长和工作的需要。值得庆幸的是，读书促使我圆了儿时的“写作梦”。四十年来，读书浇铸了我的精神世界，入党、提干、升职及考任基层领导干部的每一步跨越，它成为了我的一种软实力，它也将是我未来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

此文为参与征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