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随笔：那时女人苦 / 开普饭

那时女人苦

文/杨振跃

我说的“那时”，既指“改革开放”前的几千年岁月，也特指人民公社集体时期。

苦到什么程度？她们白天要跟男劳力一样出集体工，晚上回家后要煮饭炒菜喂猪洗衣服为孩子洗漱。

前几天我在拙文中写到农村女人扯猪草剁猪草如何辛苦，成了女人们沉重的负担。其实这还只是女人辛劳的一部分。那时基本上都是四个以上的多子女家庭，加上夫妻，如果再有老人需要赡养，就是七八个人吃茶饭的大家庭了。俗话说：“外面有棵摇钱树，家里还要一个聚宝盆”，丈夫需要每天挣工分才能分得粮食，保证全家有饭吃不挨饿。粮食分回来了，怎么计划着吃就是女人们的事情了（按毛主席教导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只是其中方法之一）。有时明明分回来的粮食差不多，人口也一样，但就是有的家庭有余粮，有的则要饿肚子。这与女人会不会治家很有关系。三百六十五天，天天要操劳。

还要思谋青黄不接时全家人吃什么？所以平时要规划好要干点菜腌点菜供以后备用，到时候菜园里没有摘，商场上是没有买，怎么办？

那时全国城乡都一样，全年每人只有1.45丈布票，而那时都是棉质品，没有化纤物代替。男人做一件外衣（中山装）需7尺布，另外需要1尺口袋布。做条大人裤子需要6尺布，外加1尺口袋布。想给新媳妇做几身衣服，需要全家人做出几年的牺牲。娘家做几套被褥面子也是同样艰难。可想而知，全家穿衣成了大问题。

计划经济票证时代，一般子女多的家庭布票用不完，一是小孩用布少，二是没有钱给小孩制新衣，一般都是小的接穿大的。到了新年前，一般都会给小孩缝制一件新衣服，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黑色棒布衣，一是经脏，二是耐穿。

那时黑市交易中，是有布票交换的，但属于严厉打击范围。

化纤布的出现要到七十年代后期，那是不需要布票的，直到这时起穿衣才不那么紧张了。开始出现的叫的确良，做衬衣用。好看不起皱但不透气，我们戏称为“的确热”。后来有了的确卡，做外衣适合，厚实经传不易破。后来又有了“涤纶”（起初农村人读之为tiao lun）。很长一段时间，国人一直以为化纤布优于棉布。有一则笑话，八十年代初，有海外侨胞回国探亲，给至亲们送的礼物是一块棉布，而给邻居们送的则是涤卡，引起至亲们强烈不满，以为是看轻了自己，或颠倒了关系。多年后才知道是自己误解了亲人。

所以缝缝补补是常事，穿补丁衣服是常态。尤以肩头膝盖屁股处最容易烂。补衣服成了每个女人的必备手艺。那时衣服少，农活多，经常在树枝刺窝里穿行，新衣服也经不得几下挂擦。烂了就要及时补，否则第二天没有换洗的了。当然解放后，比起孟郊笔下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还是进步了一些，毕竟有了缝纫店，不需要缝制衣服了。所以那时看到的女人右手中指或食指上，常年套着一个有密密麻麻针眼的金属套环，俗称“针抵子”，就是缝补衣服时抽线之用的。那时要找一块布与原来的衣服合色，也并非易事。缝补也是很有讲究的啊！有的女人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那时穿的都是长筒棉质袜子，也是需要做袜底的，否则没有办法上脚。

那时没有洗衣机，换洗衣服拆洗被子纯靠手工搓洗。并且没有肥皂洗衣粉，大多用的是茶枯饼，粗糙而不起泡沫，搓得手生疼。尤其是滴水成冰的寒冬腊月，绝少烧热水洗的，下到小溪里去，手指冻得像红萝卜，人口多的家庭洗衣成了令人发怵的事情，女孩找婆家，这是畏惧大家庭的原因之一。况且那时要靠手拧干，不是六月大太阳一天是无法干透的。

李白诗中“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写得是妇女为远征戍边的丈夫准备寄寒衣的场景。“捣衣”就是把湿衣服放在溪水里泡一下，然后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用木棒捶打，把脏水挤出来。我们那时已经有了胶木扣，往往一捶打就坏了，又得找同色的扣子缝上。

农村有“三洗不如一浆”的俗语，就是把洗干净的衣服或被套放在米汤里沾一下，再晾干，为的是暖和或便于下次清洗，所以有浆浆缝缝补补洗洗之说。

我们那时还有一种方法现在早已失传，就是把穿了几年的浅色衣服，放到放有染色剂的开水锅里去煮几分钟，把它染成深色。这种染过的衣服容易脱色，洗的时候要单独洗，否则会把其它衣服染得花里胡哨，甚是难看。染色剂非常便宜，约三五分钱一包。穷则思变，一染如新。这事大约也是母亲来做的。

现在穿鞋非常方便，有波鞋皮鞋棉鞋拖鞋凉鞋运动鞋，还有老人走路鞋，并且一般都不贵，一年穿几双不成问题。但那时胶鞋金贵，农村还没有普及，开始也就是少量的松紧鞋南瓜鞋解放鞋马口套鞋，高筒雨靴是买不起的。解放前，全家有一双笨重的木屐偶尔主人外出踏湿，就不错了。所以农妇做鞋是沉重的负担，也是衡量女红（读“工”）水平的重要标志。一个人全年至少要穿两双鞋，如果有八口人以上，可以想见，纯靠业余时间夜色油灯下，做十六七双布鞋多么不易。

做鞋首先要种麻，成熟长到人多高时，砍下把皮撕下来，表皮去掉，撕成条状后晒干。然后在清闲的时候，在大腿上搓成细细长长的麻绳，这就是纳鞋底上鞋面用的。然后就是做鞋底。首先要按各人脚的大小做成底面，再在上面层层加碎布（纯白布好看），加一层糊一层米糊固定，到一定厚度后就在上面蒙上一层白布。这是就要从上到下按照麻麻点点形状用麻绳纳鞋底了，鞋底厚实，不易穿透，要用套在中指或食指上的“针抵子”用尽全力穿刺，其辅助工具就是赵本山宋丹丹小品中提到的“鞋拔子”。这是最体现做鞋水平的地方，不能太密，更不能太疏，麻绳必须拉紧，还必须左右前后对齐均匀。最后就是做鞋面。我们那时做鞋面一般以“灯芯绒”或“粗毛尼”在最好。也要用笋壳叶或报纸做出“样子”，松紧程度要按穿鞋人脚面大小而定，恰到好处真不容易。那时农村妇女看到好“鞋样子”，就要学艺，想方设法套下来。农妇们白天要做其它农活，做鞋子是晚上的事。昏黄的油灯下，眯着眼睛，细心地在鞋底鞋面上来回纳线，身心非常疲惫，瞌睡早已上身，头昏眼花，但不敢放弃，因为全家人都等着鞋子穿啊。每天要到下半晚才能上床睡觉。影视剧中常看到女人纳鞋时，不时把针在头发上擦一下，目的就是沾点头油，使之光滑。一针一线，母爱尽显。

古代痴情女子有给情郎送鞋之习，一双鞋包含心上人多少心血，购买布料和纳线做成并非易事，一针针，一线线，都是情与爱，非倾心不成也。也是情郎最用得着的紧俏物品。我们看文艺作品得了解当时的物质条件和时代背景。

战争时期，号召妇女支援前线，主要任务也是做鞋子供战士穿。那成了各地妇女比赛个人技艺的绝佳时机，许多支前模范就是这么产生的，她们做的鞋数量多，质量好。

闺女出嫁前，都要做很多布鞋给丈夫及夫家其他人。往往要有专门的时间，忙上好几个月。据说按照土话，“鞋”读“hai”，“鞋子多”谐音就是“孩子多”，近似胡扯，实属荒唐，与广东人以“八”作“发”一个道理。但在当时条件下，作为检验这个未来媳妇女红能力的手段，我是认同的。

我们小时读书之余，要上山打柴火割草垫猪栏肥田，走的是陡峭多石的山路，特别费鞋，新鞋是不准穿上山的。所以更多时候是打赤脚劳动，所以脚底钻刺或被剌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从来不当回事，跛着脚也要咬紧牙关把柴火挑回来，父母连关切的话语都没有。大人呢，则穿自编的草鞋从事繁重的农活，一般两天要穿坏一双草鞋。所以那时每个男劳力，无一例外晚上或雨天都要打草鞋。

最苦的还是古代男人出门谋生养家留守的那些女人，往往一去就是好几年，杳无音讯，生死不知。解放后的“四属户”，就是“干部工人军人教师”家庭之统称，这些女人白天要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分粮食，回到家里种菜喂猪养鸡打柴割草赡养老人照顾小孩，比其他女人不知要辛苦多少倍。还要倍受歧视和刁难。我们家就属于这种家庭，所以其中艰辛深有体会。好在我们是强势的大家庭，别人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欺负母亲。加之我比哥哥小近九岁，比妹妹大近六岁，不是多子女，出生也不是太密，情况要略好一点。

为什么历史上对母亲有那么多的歌颂文学，孕育后生下他是一个方面，但在成长过程中，母亲确实为我们付出得太多啊！

所以，我常想，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首先得数广大妇女，把她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有了电，有了气，有了洗衣机，有了成衣鞋子购买，不要缝缝补补，还不用喂猪养鸡，思想负担和劳动强度不止减轻十倍吧。所有才有大把时间看电视，打牌，跳广场舞，逛街，聚在一起扯闲篇。当然她们也有各种烦恼，还不知足，则是另一回事了。

那时女人苦（之二）

前文说到旧时代女人洗衣做饭、喂猪养鸡、缝补浆洗之苦。这些劳作上的苦也许丈夫、小孩或老人可以部分代替承受。其实这还只是女人之苦其中一部分。还有一种苦，就是生育之苦。这是他人无可替代的，只能完全彻底地由女人本人承受。

现在，一则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生育受到控制。很长一段时间国家实行“只生一个好”政策，绝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允许生两个也是近几年的事。二则大家逐渐认识到，培养一个小孩的费用太高，据统计，中小城市培养一个小孩到大学毕业，大概要花180万左右，大城市则近300万，还不包括各种操心劳神等精神损失。农家子弟只读到高中毕业，也要为他建房子，讨媳妇，费用也少不了多少。真的是生得出，养不起。从前辈经验教训来看，多子未必多福。

可改革开放之前，国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夫妇更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怀上就得生下来。加之长期受封建思想“多子多福”影响（实际上是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广种薄收大量耗费人工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影响）。毛主席他老人家也认为：“世界上第一宝贵的是人，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创造出来。”所以五十年代发动全国狠批马寅初“新人口论”，导致全国十几年时间多生育几亿人。

那时，子女在五个以上是很正常的。我们家大姑七个小孩，二姑五个小孩，大叔六个小孩，二叔五个小孩，我们家最少，三个小孩。大舅六个小孩，二舅四个小孩。曾经报道过太原有一家父母养育了十四个小孩，并且都已长大成家，有全家福为证。一家这么多人吃饭穿衣，在经济落后年代，足可以把父母压垮。鲁迅《故乡》笔下的闰土，曾是那么活泼可爱的翩翩少年，可婚后几年，随着几个小孩出生，竟变成了木讷沉默唉声叹气的枯稾中年。母亲的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古人说，女人生小孩无异于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农村去医院生小孩是近十几左右的事。我们那时候，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俗称“喜娘”的老妇，义务担负着本地女人生小孩护理任务。她们也是一字不识的家庭妇女，没有经过任何专业培训，更谈不上有任何科学护理知识，有的只是老辈代代相传的所谓经验。那时没有科学检测仪器，不会做超声波检查。产前胎儿发育情况和胎位是否正常等均无法做出正确判断，更不会引产等中止妊娠。一切都只有到了孕妇发作后（一般以羊水破了为依据），才把喜娘请来。那时没有汽车摩托，更没有电话手机联系，纯靠走路，一来一回要两个多小时，来了也起不到什么特殊作用，折腾得产妇死去活来。那时没有陪腹产技术，如果遇上胎儿超重或“寤生”（婴儿都是头先出来，而异常者则一只脚先出来，俗称“寤（音Wu）生”。传说春秋时郑庄公即是寤生，出生时让母亲受尽苦头，所以从小不喜欢他。），更是一个漫长的痛苦过程。你想，一只脚出来，另一只脚怎么出来？两只手怎么出来？所以这种情况，母子存活的概率很少。所以那个年代产妇死亡率很高，我知道的附近有名有姓的就有好几个。人们对这种“生产亡”很有恐惧心理，认为她们含恨很深，会找她人来消孽的。所以给她们做法事还有一些特殊程序。

过去那年代，都希望家里男孩多，代表家族兴旺。而把决定婴儿性别的责任都归结为女人。所以未生男孩的女人倍受歧视，休妻另娶者也不少。有的夫妇为了接后续香火，不停地生，一直到生下一个男孩为止。我妻叔一连生了六个女孩，头两个还作古正经取了名字，从第三个女孩开始，名字都不愿意取了，干脆叫三三，四四，五五，六六。老七是个男孩，但这个寄托着全家希望的儿子，九岁时竟误食农药而夭折。

现在不足月份的早产儿或异常情况出生的婴儿，可以放在医院保温箱里，慢慢调养到正常后，再交给母亲抚养。有的没有母乳，插上电调点婴儿奶粉也可以长大。而那时哪有这条件，没有奶粉这一说。最多是磨米粉喂养，没有开水瓶，用柴火烧开水，也要等一段时间。白糖红糖则是稀有物资，非得有指标才能多少购买一点。农村人是没有这个条件的。

婴幼儿病了，没有妇幼保健院，也没有儿科专业医生，都是草药郎中采用原始方法救治，绝大多数还是求神问卜拜佛，焚香烧纸钱。有时一点点感冒发烧，没有特别在意，又怕耽误上山下田忙农活，就任其发展，最后竟不治而亡。那时婴幼儿都会出的天花麻疹，没有任何办法诊治，只能任由水泡穿透，留下终生疤痕，俗称麻子脸，讨媳妇找婆家会降几个等级的，除非智力比别人明显高很多。（彭老总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曾动情的说，我们能取得胜利，搭帮两个麻子，一个是高麻子（即东北局书记高岗），一个是洪麻子（即志愿军后勤司令洪学智。意思是他们的后勤保障工作做得好）。后来影视剧中改为“搭帮两个高个子”，这是不符合彭老总原话的）幼儿头上身上生脓包，更是习以为常，烂透了自然结痂。我的头上颈上至今疤痕还在，甚是难看，很是影响个人形象。

所以那时婴幼儿死亡率相当高，几乎各地都有一座专门用来安葬这些未及看清或享受人生的可怜孩子的山头，俗称“童子伢山”。现在几乎没有听说过产妇致死和婴幼儿死亡的不幸事件发生。

我常想，现在我国平均寿命高达74岁以上，除了医疗条件普遍较高以外，也许很大程度上是保证产妇顺利和婴幼儿健康而得来的啊。

我比哥哥小了近九岁，比妹妹大了近六岁，其实在我前面有一个哥哥，出生四个月后就因病死亡了。我后面有一个弟弟，生下来就没存活。

就是千辛万苦把小孩生下来了，也不一定能长大成人，中途不幸夭折的也不在少数。我们生产队有一个叫刘运桃的，娘家是地主，夫家也是地主，双方都很富裕，据说连拨灯棍（旧社会照明用桐油灯，灯草放在桐油里，烧到一定程度后需要用棍子往上拨一拨）都是银子做的。但这位个子高挑清秀的女人，生育了十一个小孩，没有一个活到成年，最后成了五保户。同样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同样喂奶把尿，可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孩子死去，其为母的悲痛欲绝的痛苦心情可想而知。可在那样的时代又有何办法？

我的一个表妹首先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不到一岁双双死去。后来生了一个男孩，也死了。后来接连生了两个女孩，在生第三个女孩时竟难产而死。好在三个从小没妈的女孩出落得都漂亮清秀，如今都已长大成人，出嫁成家，并且家境都很好。

人类需要传宗接代，家庭需要香火相传，但旧社会从来都把女人生育过程视为不洁。所以才有巴金小说《家》中把大嫂赶到破庙去生小孩的现象。我们老家，过去如果爷们外出做诸如扛树伐树等重体力活或有一定危险的活，如果准备上山时迎面碰上孕妇，则会毫不犹豫，立身回转，宁肯耽搁一天功夫，也不会冒险去做活了，怕的是自己有意外伤害。所以孕妇一般是不出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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