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koloff & Engerman | 历史经验：新大陆的制度、要素禀赋和发展路径
文献来源：Sokoloff, K. L. , & Engerman, S. L. (2000). History Lessons: Institutions, Factor Endowments, and Paths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4(3), 217-232.
作者简介：
Kenneth L. Sokoloff（1952—2007）,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1982）、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教授、著名经济史学家。他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早期美洲的工业化、技术创新的市场、以及美国与拉丁美洲的比较研究。
Stanley L. Engerma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1962年），现为罗切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著名经济史学家，1975年获得美国史学界最高奖项：班克罗夫特奖（Bancroft Prize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Diplomacy）。
在16、17和18世纪，欧洲人在北美和南美洲的新大陆上建立了许多殖民地。最开始，北美殖民地对欧洲殖民者而言并不具有吸引力和经济效益，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南美洲的殖民地上。在早期的欧洲殖民阶段，各个被殖民的美洲国家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并不大，也都具有较高的人均产值。然而，几个世纪之后，美国和加拿大已经成为西半球最为成功的经济体，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之前被欧洲殖民者所青睐的美洲其余国家，它们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加拿大。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关注，大多数人将关注点放在制度和社会条件的差异上。然而，将经济发展的差距归因于制度的不同会引发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为何制度会存在不同？一些学者认为是跟殖民地的宗主国有关。然而，即使是被同一个欧洲国家所殖民的各国，其经济发展也存在巨大差距。所以，本文作者认为是各个殖民地最初的要素禀赋对该国的制度和经济发展的路径产生了长久和巨大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从要素禀赋到不平等
自从欧洲人发现美洲新大陆以来，他们就开始了对美洲国家的殖民和剥削。从1500年到18世纪末期，大批移民（其中大部分是非洲奴隶）从欧洲和非洲来到美洲新大陆。作者在文中将美洲新大陆上的殖民地国家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盛产糖、咖啡和其它主要种植作物的美洲国家，因为它们的土壤和气候使它们非常适合种植利润高的作物，并且是以种植园的形式进行大规模生产，因此对劳动力的需求十分旺盛，吸引了大批的劳动力（尤其是奴隶），这些殖民地的经济都高度专门化，并且享有很高的人均收入（包括奴隶），最为典型的有西印度群岛上的巴巴多斯、古巴、牙买加，以及南美洲的巴西等。这些殖民地国家的经济以种植园为主，它们的人口也以非洲奴隶为主，其财富和人力资本的分配极不平等，精英阶层享有巨大的特权和财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又反过来保护了精英的特权并且限制了大规模人口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
要素禀赋的重要性同样体现在第二类美洲殖民地中，如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西班牙将注意力集中在墨西哥和秘鲁等矿产资源丰富且原住民人口稠密的国家，它将土地分配给了少数特权阶级，并且使得这些人得以剥削当地劳动力的收入。在西属美洲，大规模的农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并且财富的分配依然高度不平衡。当地的精英家族成为西班牙政府在殖民地的代理人，并且即使在殖民地独立之后也保持着优势地位。殖民地精英地位的稳固与西班牙政府实施的限制性移民政策以及西属美洲规定公民拥有大量土地的法律有关。与第一类殖民地国家类似，第二类殖民地国家的要素禀赋（价值贵重的矿产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等）影响了它的经济结构，使得该经济体内的人力资本、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分配都极不平等。
最后一类新大陆上的殖民地位于北美洲大陆的北部地区，也就是今天的美国和加拿大。这类殖民地没有大量的原住民能提供劳动力，也没有适宜的气候和土壤能使它们具有利用奴隶进行大规模种植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对于这些地区来说，它们的发展主要是欧洲劳动力来推动，这些劳动力具有相对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并且相较于其它两类殖民地而言，第三类殖民地上的人口比较同质化，这使得财富的分配较为均衡。丰富的土地和较低的资本要求使得北部殖民地的大量成年男性可以成为独立的经营者。即使在北美洲南部以棉花种植园为主的殖民地内，其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也小于生产糖的巴西和加勒比海岛国。
制度在维持不平等中的作用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发现，以上三类殖民地国家在要素禀赋方面（包括土壤、气候、当地人口的规模和密度等）的差距似乎已经预示了它们会有不平等程度各异的经济发展路径，这些不平等主要体现在财富、人力资本和政治权力等方面，而且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内，享有特权的精英更容易通过制度来维持他们的优势地位，并且限制更广泛的人口参与经济活动。虽然在欧洲殖民的开始阶段，这些要素禀赋可能被当做外生变量，但是随着殖民化的不断深入，这些初始阶段的要素禀赋越来越显示出它们对该地区的持久性影响，这不仅是因为新大陆经济体的一些根本特征难以改变，同时也由于政府政策和其它制度也在不断地巩固这种差距。比如，在那些初始阶段就极不平等的社会中，精英阶层更有可能通过制定法律和其它政策来维护他们巨大的政治权力和特权，进而扩大了既得利益者与非既得利益者的差距。相比之下，在那些殖民初始阶段平等程度较高或者人口同质性比较大的社会中，精英阶层就比较难以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制度，广大人口都具有平等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随后，作者以土地政策为例说明美洲新大陆国家的制度是如何促进了不平等的延续。在大多数西属美洲殖民地，土地被集中分配给少数人，而在美国，获取土地是一件较为容易的事情。19世纪中期，阿根廷和巴西也像美国一样改革自己的土地政策以吸引移民，但是它们从未像美国和加拿大那样成功地将土地分给小农并且保持开放的移民政策。美国与加拿大以及美洲其他地方的这种差距，又进一步被各自的制度和政策所放大。
随后，作者通过考察各殖民地国家选举权的扩大和实际参与投票的人口比例来检验自己的假设：即殖民初始阶段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社会里的精英会有更多的权力来影响法律和经济制度的选择。虽然普遍来看，直到20世纪所有美洲国家才将选举权扩大到成年男性之外，但是美国和加拿大毫无疑问率先放宽了选举权对财富和识字能力的限制，并且在投票过程中实行保密操作。而社会不平等程度较高的拉丁美洲国家对选举权的放宽则要滞后很多。1940年时，美国和加拿大参与选举投票的人数比例比最进步的南美洲国家还要高出50%以上。与此同时作者猜想，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不平等分配可能通过它对制度的影响而得以存续。以公立小学制度为例，公立小学是大众获得识字能力的主要来源。在19世纪初的时候，几乎所有美洲国家都建立了小学教育体系，虽然很多国家表达了对小学教育体系的支持，但是在20世纪之前，很少有国家的小学教育规模能满足广大的人口需求。美国和加拿大则是例外，几乎是从殖民地建立开始，北美人就十分重视为小孩提供基础教育。到1800年，美国有着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识字人口。在1820年代的“公立学校运动”更是使美国地方各州加快对教育的投资，虽然在社会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美国南部各州，其公共教育体系的普及较为缓慢，但是到19世纪中期，也有超过40%的学龄人口得以入学以及超过90%的男性成年人具有识字能力。虽然在这方面加拿大落后于美国，但是它的公民识字率也非常高。美洲的其余国家则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加拿大，拉丁美洲国家的地方政府不愿意或无法凭借当地的财力来投资公共教育，结果是直到20世纪时，许多美洲国家才有较高的识字率。
结论
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和加拿大与其余被殖民的美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扩大，其原因在于最初各国的生产要素禀赋不同，导致各国在经济发展中的财富、人力资本和政治权力分配不平等，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内制度又再次巩固和延续了这种不平等。
编译：施 榕
审读：杨端程
编辑：吴温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