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阎学通：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导向及其反思

作者：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来源：中国社科网-中国社科报；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编辑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走过几十年的发展道路，目前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应的学科发展也在不断适应时代的巨变。如何科学、准确地认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趋势，推动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性和理论性回归，不断增强学科的科学化水平，已经是摆在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同仁面前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动力

学科的发展有两大动力。第一是知识的自然增长，即知识的叠加会不断形成新学科。例如，先有经典物理学知识，后发展出相对论天体物理学，再发展出量子物理力学。随着新知识的获取与增加，新学科由此诞生。知识积累的路径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伴随着学科不断发展，细化出分支小学科，如物理与化学成为两个学科后，化学又分化出高分子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等。另一种是跨学科融合成一个新学科。例如，物理学和化学融合，形成了物化专业。第二是人为引导推动新学科发展。人为引导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政府引导。例如，21世纪前10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原来政治学下属的二级学科分离出来，设为一级学科。另一种是学界引导。例如，围绕新时代国别区域研究的推进，一批学界带头人、中青年骨干教师正在为国别区域研究成立一级学科而努力奋斗。

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就是受到这两种动力影响的结果。此外，一个学科的发展还离不开科学方法的推动。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坚持科学方法才能击败现实世界中倒退的阻力，推动学术进步。当前人类进入了“不安的和平时代”（uneasy peace），即没有战争但充满恐惧的世界，原因是人们对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有了新的认识。在此背景下，大数据为国际关系研究拓展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提供了更多可能。大数据研究方法的理念是，不需要知道因果原理是什么，也不用关注事物变化的不确定性有多强，而是穷尽所有数据直接到达结论层面。因此，对待科学方法不宜以一种观念否定另一种观念，而应秉持开放的心态。不同层面的国际问题本就可以运用不同方法来研究，重要的是提高研究方法的可靠性。

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趋势的四个判断

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已经显现出以下四个趋势。

第一，基础性和理论性研究正在被弱化。从2021年第十四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的小组主旨讨论题目看，有关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数据库建设、基础理论的讨论题目少了。从学术期刊的发行来说，现阶段国际关系学术期刊文章的发表量增大了，但其知识创新减少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政策性研究多了，而政策性文章的创新点并不在于创新知识，而在于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性。但基础性研究往往可以探究事务背后的机制与原理，能够对研究问题形成深刻的学理阐述，并因此对学科产生重大影响。当一个热点国际问题或亟须解决的当下问题得以解决后，那些政策建议就成了“古董”。政策性研究的学者多了，创造学术知识的学者就少了，导致创造出来的知识量也随之减少。

第二，反对用科学方法研究国际关系的趋势回潮。无论是基于经典物理学、量子力学，还是大数据等的科学方法，将它们借鉴过来研究国际关系都能提高本学科的科学化水平。但是当前反对科学研究方法的趋势回升了。有的著名大学的国际关系学术杂志连续发表文章批评用科学方法研究国际关系，说科学方法有多种缺陷。科学方法肯定有缺陷，因为任何研究方法都有缺陷。但是相比传统研究方法，科学方法有两个优点，一是其缺陷比后者少，二是可以不断改进。科学方法可以避免传统方法固有的许多缺陷，主要是不可靠的问题。事实上，反对用科学方法研究国际关系就是反对改进研究方法，反对国际关系研究科学化。

第三，国际关系专业门槛不断降低，专业教育水平下降，错误认知的市场扩大。例如，国际关系本科专业的招生门槛在降低，与其他专业相比是低分录取专业。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试题专业化程度下降，对本学科基本原理的考察有所减少。国际关系教师强调专业精神的少了，跨界发表看法的多了。上述这些做法都在降低国际关系专业的门槛。

第四，以社会标准而非学术标准判断学术成就。“10万 ”的网评等同于SSCI文章，将“网红”程度视为学术地位的高低。“网红”是发散思维舆论市场的结果，相关文章很多是没有客观依据的天马行空的想象。事实上，只有形成正确的发散与收敛思维才属于创新，发散思维能帮助学者超越现有知识的约束，形成无限的答案或看法，但这还要靠收敛思维排除掉所有不合理的答案，并对未排除的几个答案进行科学检验。由于以社会影响取代学术标准，将时下的“网红”文章的发散思维当成创新，这是主观臆想。

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四个建议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已经走过几十年的发展道路。针对其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以下四个建议。

第一，多研究原理，少提政策建议。外交政策是由国家决策者制定的，普通人对于外交的具体情况不了解，提出的政策建议是不可能有可操作性的。学者应把精力用于研究学理性的问题。从事学理性的研究就是研究事实，研究道理。这种研究成果生命力强，而政策研究成果事过境迁，生命力短。为了获得学术的强大生命力，更好成为政策制定的坚实基础，建议大家多做基础学术研究，少提政策建议。

第二，多学习不会的，少反对不懂的。学术上反对任何事的前提是知晓反对的对象是什么。反对定量分析方法的前提是掌握定量分析方法。现在有些人对自己看不懂的学术成果大加批判。这种看不懂就反对的做法是无知的表现。看不懂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写的人错了；另一种是读者缺乏读懂的专业知识能力，后一种情况居多。研究者需要先学习自己不会的和不懂的，这样才能提高和改善已有的知识。

第三，多追求专业的，少沉迷于时评的。社会有分工，写国际时评主要是记者的工作，学者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学理性的问题、写学术文章、写著作、编教材、建数据库。当前，在国际关系学界，做数据库工作的学者寥寥无几，编写教材的老师也不多。国际关系学者应该把更多精力和时间用于本职工作。

第四，多信奉学术标准，少在意网络评价标准。以网络反响衡量学术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能作为绝对甚至主要标准。学术研究需要有自己的专业性判断标准，多以学术标准检验我们的成果，学术水平就会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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