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的临清与《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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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北方运河城市中耀眼的一颗
明朝时的临清与《金瓶梅》
北京晚报 | 2021年08月30日
郭苑洁
作为中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奇书《金瓶梅》的成书时间约在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故事的发生时间为北宋徽宗时期，发生地点在山东清河县。虽然故事表面上看起来是发生在北宋，但从作品反映的内容来看则发生在明朝中期。
《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把新兴商人西门庆在个人创业过程中的经历及罪恶描写得非常生动，同时从社会的不同层面来展现明朝中后期的商业发展、政治腐败等社会现实，为读者细细描绘了一幅明朝中后期的市井图。
故事中的“艺术幻城”山东清河县到底是何处？关于此问题，其实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是临清，有的认为是扬州，还有的认为是徐州等。《金瓶梅》的研究专家王汝梅先生曾谈道，兰陵笑笑生是非常熟悉临清的，并且有在临清生活的经历。书中的一些人物活动场景，与明代临清实景的河闸、码头、钞关、街巷、城区运河，甚至城东沙河的地理位置、走向、布局都相同。
荷兰人约翰·纽霍夫在1665年所画的临清舍利宝塔
清 佚名《金瓶梅》插图
临清：一跃成为明朝的一线城市
明成祖朱棣时，生怕“靖难之变”的故事重演，决定将都城迁到北平，此即民间所谓之“天子守国门”。朱棣下定决心迁都北平，还有一层考虑，那就是与北元作战时，行军路线的距离问题。
永乐元年，朱棣即位，将北平改为北京，并升北京为陪都。迁都北京后，为保障北京大量人口的消费，漕运便成为重要工作，京杭运河即成为南北物资交流的大动脉。运河沿岸的一系列城镇因此迅速发展起来，临清就在这些城镇之中。
明朝厉行海禁，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在元末战争中失败逃亡海外的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势力勾结外国势力和沿海“奸民”，破坏和平统一局面，也为了防止倭寇的骚扰；另一方面，朱元璋认为，神州地大物博，只要人民安心生产，便可丰衣足食，没有必要去和外国贸易通商。海禁政策，让中国的商业贸易被局限，运输严重依赖京杭运河，也造就了运河沿岸市镇“帆樯蔽日，百货山积”的畸形繁华，临清也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之一。
为便于统治，明初对人口流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但明中期以后，朱元璋制定的对商人的歧视政策和路引制度已经无人执行，统治者内部开始出现重商的倾向，很多权贵开始涉足商海。商人的社会地位快速提高，不但光明正大地穿绫罗绸缎，商人出行，也不再需要路引（类似通行凭证）。明中后期，驿馆客栈的高度发达，显示了人们出行需求很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金瓶梅》中的各阶层人物的发展动态就十分正常了：无论是官员们愿意与西门庆之流密切沟通，还是西门庆频繁周旋于各权贵之间，都是当时社会形态的一部分。
西门庆仅仅是县城里的小商人吗？
万历年间，临清城内“北起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全城遍布商业街市，至今仍有竹竿巷、箍桶巷、锅市街、马市街等老街巷。这说明，那时的临清已对商业区域进行了细致的划分，这种细致的划分在普通的州城甚至省会城市都很少见到。当时，临清已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和交易中心，位列江北五大商埠之一，其繁忙的景象可与今天沿海诸港口相比。
商贸的繁盛，促进了临清关税的增长。明万历年间，临清钞关的船料、商税额达到折合白银8.3万余两，占全国税收的四分之一，临清钞关高居全国各大钞关税额之首。正因有了繁荣的商业，才能让《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有足够的商业发展空间。
这么一看，西门庆的发家史就不是一个山东小县城的暴发户，妥妥的应是明朝一线城市青年“创业上市”的发展历程了！正如毛泽东1956年2月20日在听取工作汇报时谈道：“《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这两本书不可不看。”
关于《金瓶梅》的体察世情，毛泽东还说过：“《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谈道：“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金瓶梅》为何与印象中山东人的生活不一样？
明朝的临清，中转最多的是粮食。因此，江南的米饭便成为临清地区饭桌上的常见品。同时，为了保证江南瓜果蔬菜及其他不宜长期贮藏的珍品能顺利运抵京师，漕船需要在临清换冰，所以，往常难见的江南食材也就有了机会流入临清社会。
《金瓶梅》中，黄四给西门庆送上“四尾冰湃的大鲥鱼”时，西门庆竟不知它的珍贵，弄得应伯爵连连解释：“江南此鱼一年只过一遭儿，吃到牙缝里，剔出来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说，就是朝廷还没吃哩！”
对美的追求、对物质的享受，再加上富庶的经济，使临清地区在国家“礼崩乐坏”、价值观念越发混乱的明朝中后期，“僭越化”非常严重。
明朝政府对服饰本有严格的规定，品色、质料、样式，甚至穿戴的场合，都必须严格遵守。但看《金瓶梅》中春梅出嫁时的彩礼，“十六盘羹果茶饼……一顶鬒髻，全副金银头面、簪环之类。两件罗段袍儿，四季衣服。其余绵花、布绢，二十两礼银，不必细说”，这其中的金银头面簪环、罗缎袍子等，原则上不该是春梅这样的庶人能够享用的。
此外，李瓶儿死时，吴月娘所穿的孝服，除头上佩戴的“白绉纱金梁冠儿”外，其身上穿的是有妆花绣饰的袄，还有绿色为主的裙。衣服非常奢华，从品色、质料、纹饰上看，都是明朝政府禁止像西门庆这样家庭地位的人穿戴的。
无论是江南的新鲜美味出现在临清地区的筵席中，还是南方布料进入临清市场，满足明朝临清地区对绫罗绸缎等丝织品的需求，总体来看，明朝临清社会风俗的变化呈现出了一种“江南化”的倾向。正如《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中谈到的那样：“运河的开通，使四方人文荟萃于临清；而在运河上漂流的诸多文化中，江南那种既重利又重文的城市精神曾对临清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这不就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港风”嘛！
明代之前，位于山东鲁西平原的临清地区，当地百姓深受儒家孔孟思想影响。元《濮州书》所言，临清地区“家习儒业，人以文鸣，农桑务本，户口殷富”。但在（嘉靖）《山东通志》卷屯《风俗·东昌府》中，“至元、明建都燕京，全国经济端赖河运。临清处汶、卫流域，每届漕运时期，帆樯如林，百货山积，经数百年之取精用宏，商业遂勃兴而不可遏”。
商业的繁荣发展快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社会风气，加之经济利益的刺激，商人的地位提升很快，很多人选择了弃农为商。想要商业生意兴隆，就需要良好的官场关系，一些商人更是直接通过金钱买职位。这一风气在明代中后期的临清也很盛行，《金瓶梅》中西门庆，不仅与宦官交往获赠“飞鱼服”，还花钱捐官。
时光荏苒，今日的临清已没有了往昔的繁华，但历史的繁盛会被世人铭记。2014年，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临清市的两段河道（明运河、元运河）、两个遗产点（临清运河钞关、鳌头矶）均入选。
通过对明朝时期临清的了解，相信读者能够更加切实体会《金瓶梅》的真实生活空间。虽然关于《金瓶梅》的地理背景地到底是何处争论颇多，学术界存在各种说法，但比较被认同的观点均绕不开运河，而临清就是北方运河城市中耀眼的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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