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的诞生

我参与编写《大学人文读本》，是20年前的事。此事的缘起是1990年代末反思语文教育的讨论，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牵头编了一套《新语文读本》中学卷，由广西教育出版社推出，反响强烈，十分畅销。广西师大出版社向钱理群提出，再搞《大学语文读本》。这时，钱理群不便出面，于是推荐了《新语文读本》的参加者夏中义。夏中义当时在华东师大任教，不久调到上海交通大学。广西师大出版社与夏中义洽谈，夏中义提出，要编就编《大学人文读本》。双方一拍即合，签了合同。

2001年7月上旬，夏中义邀我和李新宇、刘锋杰到苏州，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赵明节，一起商谈这套书的启动。夏中义提出，全书分三卷，分别是《人与自我》、《人与国家》、《人与世界》。我们都表赞同。他让我主持第三卷《人与世界》。8月初，又在银川召开了第一次编委会，同仁还有谢泳、邵建、王彬彬、富华、张蕴艳，一共九人。

我以前也编过一些书。但都是先有选好的文章，再用适当的方式编排起来。但这次编书不同，理念分卷，主词立章，先有主题，再找相关的文字。文字要有思想性，又要有可读性。内容要互相呼应，不能重复，篇幅又不能太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几个编委都有这种感觉。

编委都是夏中义的朋友。夏中义教授的专业是文艺理论。他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专业不是文艺理论，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只有我不在大学教书。但我熟悉的领域，也偏重于文史方面。从专业的配置来说，这些人的知识结构不完整。好在李新宇、邵建、王彬彬等编委都是有公共关怀的知识分子，兴趣并不限于所从事的专业，而是对文、史、哲、经、政都有所涉猎，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和思想界的脉搏。这样，编选的主题即使涉及当代思想的各个领域，大家都有所关注。但是，在选文过程中，还是发生了不同价值取向的冲突。1980年代的文艺理论界，多从存在主义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领域汲取新知，而1990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更主张回归常识，而不喜欢玄学的思辨。王彬彬更是性情中人，锋芒不肯稍减。对于那些不能直接切入现实，行文晦涩的文章，断然不肯赞同。在几次编委会上，大家唇枪舌剑，直言不讳，争得不亦乐乎。用了八个月的时间，终于编成这套三卷集的《大学人文读本》。

在2002年夏天，《读本》投放市场，很快赢得好评。先后印刷八次，市场都出现脱销。出版社虽然前期投入了几十万元，但很快赢利。这套书出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分别开了座谈会。在北京的座谈会上，我曾发表感言：

“人文”和“语文”一字之差，内含却十分不同。语文大体不超出文学和语言学的范围。“人文”却涵盖整个“人何以为人”的问题，比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文学科文、史、哲的面还要宽得多。人文读本不能只是单纯 的美文荟萃，而是一幅以人为中心的全方位的思想宽银幕。面向整个人文视野的大学课本，此前还从来没有过。
　　高等院校的教师和从事编辑工作的学者，以民间自由结合的方式，组成编委会。由于是自愿结合，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大家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充分争鸣，通力合作。用八个多月的时间，编成了这部书稿。出版社又用三个多月，赶印出来，历时正好一年。
　　这套书的结构是夏中义提出来的。每卷十章左右，卷与卷之间，章与章之间，形成一个内在的逻辑。编委会赞同这种编排方式，大家共同讨论，确定了大约三十个主题，然后围绕主题选文。经过反复筛选，形成了现在的书稿，总篇幅100余万字，选文200 余篇，共分28章。先有主题再选文章，比先有文章再分类难度大得多。

选文的作者分三类，一是外国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二是已经去世的中国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三是目前正活跃着的中国作家、学者，比重大约各占三分之一。通过这种安排，达到经典性、现实性和可读性的平衡。每章后面都有编委写的旁白。叫旁白而不叫导读，是想表明编委和大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切磋讨论的关系，不是居高临下地灌输，不是以既定的结论约束读者的思考。
　　我在和几位编委一起工作的时候，经常沉浸在一种庄严的感觉中。我们是为大学生架设一个思想平台，请他们在平台上感受人类文明脉搏的跳动；是在铺设一条管道，为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和一代青年学子之间，进行精神的沟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界思考了什么问题﹖总结了什么经验教训﹖从国外引进了哪些有益的思想资源﹖又从我们民族的历史中发现了什么有价值的精神遗产﹖我们都想在这套书中得到相对集中的体现，让它成为一道丰盛的精神套餐，奉献给年轻的朋友。
　　这项工作刚刚展开的时候，就遇到了“9·11事件”。当时出现了许多大学生幸灾乐祸的现象。这让我们痛感当今中国教育的人文缺失。校园里不乏民族主义情绪的躁动，但缺少关于人性、人权、人的尊严、生命的可贵，关于和平、宽容、非暴力、反恐怖的内容，缺少关于民族和解、人类共处，化解仇恨、制止战争的内容。补充这些内容，成为我们编书的使命。
　　中国大学教育工具化、实用化的倾向日甚一日。青年人接受高等教育，目的就是获得较好的就业岗位，挤进社会强势阶层。家长供孩子上大学，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但是，那些真正优秀的大学不是单纯的职业培训所，而是一个民族的 精神灯塔和思想发源地。一个合格的大学生，不仅要掌握专业知识，还应当具有知识分子的情怀，以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为己任。现在的风气，与此正好相反。我们扭转不了中国大学教育工具化、实用化的倾向，完成不了构筑民族精神灯塔的使命。但我们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一份努力，多少起一点作用。

如今，《大学人文读本》的编写者多已退休。然而，当年的合作，还是留下了温馨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