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第一奇书”《金瓶梅》，到底是不是“淫书”？
《金瓶梅》从它问世的那天起，就命运偃蹇、毁誉参半，还在抄本流传阶段，就有了个“淫书”的恶谥。沈德符说：“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即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
好厉害，谁要是刻了《金瓶梅》，地狱的阎王老子都不能放过他。
李日华说：“沈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耳”。不仅“淫秽”而且还得加个“极”字，这也确实骂到家了。
袁中郎的后人袁照，对他先祖的观点很不客气，反其道而行之，说“其书鄙秽，不堪入目”。
明清两代是不是都把《金瓶梅》视为“淫书”呢？
不是。骂它的人虽不少，但相对来说，还是称誉者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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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记载《金瓶梅》抄本的袁中郎，就倍加赞赏：“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在谢肇浙、弄珠客、欣欣子的笔下，也丝毫看不出“淫书”的影子。
明末清初，李渔第一个站出来为《金瓶梅》呐喊，他说得斩钉截铁：“读此书而以为淫者、秽者，无目者也”。不惟不淫，而且“分明秽语，阅来但又见其风骚，不见其秽，可谓化腐臭为神奇矣”。
李渔之后，康熙时青年批评家张竹坡，第一次写下了《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他说：
今夫《金瓶》一书，亦是将《褰裳》、《风雨》、《薛兮》、《子衿》诸诗细为摹仿耳。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儆;显言之而流俗知惧，不意世之看者，不以为惩劝之韦弦，反以为行乐之符节，所以目为淫书，不知淫者自见其淫耳。
对此，清末的文龙，又作了进一步阐述：
或谓《金瓶梅》淫书也，非也。淫者见之谓之淫，不淫者不谓之淫，但啫一群鸟兽孳尾而已。
夫淫生于逸豫，不生于畏戒，是在读此书者之聪明与柳涂耳。生性淫，不观此书亦淫，性不淫，观此书可以止淫。然则书不淫，人自淫也；人不淫，书又何尝淫乎?
看来，两种观点，针锋相对，截然相反。那么，笔者站在哪一边呢？笔者的观点也是明确、肯定的：《金瓶梅》不是一部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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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开《金瓶梅》是不是淫书这个谜，首先得弄清楚什么是淫书？淫书的概念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顺手翻翻《辞海》，看它怎么解释。遗憾的是，根本没收“淫书”这个词，似乎我们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比西方要干净得多，根本没有这类书的存在。笔者想作个明确的界说，又怕得不到认可，没办法，还得去请教鲁迅先生。他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
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人在，至于末流，则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 疾。惟《肉蒲团》意想颇似李渔，较为出类而已。其尤下者则意欲媒语，而未能文，乃作小书，刊布于世，中经禁断，今多不传。
这里划出了一个明确界限：凡是“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意欲媒语，而未能文”者，都可归入淫书之列。这类小说，在明末清初，不仅长篇有，短篇亦存。除早于《金瓶梅》的《如意君传》外，《痴婆子传》、《昭阳趣史》《两肉缘》等，可以开出一串不短的名单。对于这类真正的淫书，为了不污纸笔，有伤风化，不拟尽举其目，更不必历尽其详，仅以其中“较为出类”、“颇为杰出”的《肉蒲团》一种为例，就可说明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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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坛出现的这批怪物，包括《拍案惊奇》里的《乔兑换胡子宣淫，任君用恣乐深闺》在内，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即通篇淫秽描写的内核，裹上一层薄薄的因果报应外衣，明为劝惩，实在宣淫，这是一个赤裸裸的鬼蜮横行的兽性世界，除了污秽，就是滥淫，没有任何道德与美学价值可言。
有比较，才能鉴别。《金瓶梅》与《肉蒲团》不同。前者，给人们展示的，乃是一幅丰富无比的明代社会生活风俗画卷，是有明一代之百科全书。在中国小说史上，开拓了一个新纪元。人们常说，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千真万确。无庸讳言，《金瓶梅》里不仅有性描写，而且还有大描大写，但这毕竟不是它的全部。我们不妨把这类描写先在数量上作一个简单的比较。《如意君传》占三分之二；《肉蒲团》占五分之四，《金瓶梅》仅占百分之一、二，一部长达百万字的小说中，以删削得比较干净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本《金瓶梅词话》为例，所删字数，还不足两万字，就可证明。
当然，仅以量的不同，作为衡量或判断它是不是一部淫书的标准，恐有失偏颇，关键还在于质上的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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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西门庆绝不能和未央生划等号，他是十六世纪一个新崛起的市井形象，不单单是个淫棍。他为了自身的发展，上通权臣官府，势利薰心，下揽地痞篾片，贪得无厌，雄心勃勃，不消几年，由一个破落户，摇身一变，家产万贯，是一个典型的暴发户。西门庆的形象史，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全面崩溃，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破土而出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发展史，有着丰富的社会内涵，巨大的认识价值。
君不见，当代从事明代社会、历史、哲学、宗教、风俗、语言、服饰、饮食、戏曲等等的研究者们，有谁能离开《金瓶梅》？不是一个个都到《金瓶梅》里去寻找他们各自需要的那些无比丰富的真实的形象史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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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金瓶梅》的性欲描写，除了一些韵文意在渲染，可以删汰而外，都与刻画人物性格密不可分。李瓶儿之温顺，潘金莲之狡诈，王六儿之贪财，宋惠莲之“占高枝”，无一不在性生活描写中，展现出她们的性格特色。
须知，她们并非是一个个简单的淫妇，而是那个历史条件下的妇女典型。如宋惠莲，着墨不多，却是小说中塑造得成功的典型形象之一。她的被侮辱与被损害，她的行为放荡与心地善良，她的觉醒与抗争，通过多侧面，多层次，包括与西门庆几次性关系的皴染，这个复杂的人物性格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发人深思，引人喟叹。如果全然抽去她的性生活描写部分，毫无疑问，这个“辣菜根子”的性格，必然会黯然失色，单薄苍白。同样的道理，抽去了西门庆对女人强烈的占有欲望，他的雄心勃勃性格，就不够完整丰满：他还是西门庆，只不过他不是《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了。
淫书与非淫书，在这里就出现了分野，前者“专在性交”，后者则成了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段之一。
纵观《金瓶梅》全书，哪一处哪一次性描写不联系众多的事件呢？有人作过这样的统计：这类描写，全书共出现一百零五处，其中大描大写三十六处，小描小写三十六处，一笔带过者三十三处。以性描写最为集中的第二十七回为例，开始的环境点染，用了一长段“留文”，闪烁着愤世悯人的民主思想光辉:接下来“私语”和“醉闹”，写出李瓶儿和潘金莲的不同性格，并构出两条平行线：一是瓶儿怀孕，为官哥儿被潘金莲谋害夭折埋下伏笔，一是潘金莲与陈经济关系日趋表面化，以丢鞋勾出秋菊 ，这个置潘金莲于死地的人物，诸多矛盾都在此回绾接生发，在全书中举足轻重，岂是一“淫”字概括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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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评价任何一部文艺作品，都不可脱离开这部作品产生的时代。
《金瓶梅》诞生的时代，正好是中国社会大转折的时代：漫长的封建社会已处末世，而带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色彩的经济，尽管是萌芽，但终于破土，作为一股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了廓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朝着一切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宗法道德观念，发起了冲击。情与性，就成了两把锋利的匕首，投向禁锢人欲的封建礼教。反映在文学领域内，《金瓶梅》与《牡丹亭》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专就这个意义上说《金瓶梅》中的性描写，从大胆肯定人的性欲出发，进一步肯定人的生存价值，带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觉醒。而《肉蒲团》一类淫书的恶性泛滥，对这个刚刚觉醒的时代来说，又恰是一个反动，是对人的生存价值的一次否定。《金瓶梅》与《肉蒲团》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不容混淆,更不能等量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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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要指出两点：一是连《肉蒲团》都不视《金瓶梅》为“淫词亵语”。其第三回：“未央生要助他的兴，又到书铺中买了许多风月之书，如《绣榻野史》、《如意君传》、《痴婆子传》之类。”第十四回又写道：“那丈夫所买之书，都是淫词亵语，如《痴婆子传》、《绣榻野史》《如意君传》之类。”淫书的作者，尚且把《金瓶梅》排除出淫书的行列，仅此一点，难道不耐人寻味吗？二是《金瓶梅》的性描写，非它首创，而是有所本的。本从何来，卖个关子，我们下回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