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华:写隶书要杜绝工艺化、模式化,要恢复它的自然状态

一、临帖是在临什么临帖是每一个学书法者不可缺的功课,如何临帖是学书者都想急于解决的问题,而刘文华老师认为,在此之前,首先要弄明白临帖是在临什么。他说,我们入门学古人的时候,就是把古人的规矩摆在了桌面上,临帖就是学规矩,而不是别的。在临帖中你要弄点轻重、虚实、浓淡、正欹出来,这些都是微观变化,是情绪化的东西,而宏观的东西不能没有,这是关键,否则就没有从理上去处理它,让人一看就不合规矩。因此外形的东西从理,也就是说,字的外形、结构、笔画的位置等从理,从字理,即中国汉字的字理,反映的是规则和法度;而笔则从书,反映的是趣和味,这是两个原则。外部形态的东西是一目了然的,合不合规矩一看便知;用笔则是书法本体的东西,粗细,放收,快慢,墨的浓淡,都是书法本身要求,决定字的味道,就如我们吃的各种菜系,鲁菜,川菜,粤菜,用笔不同决定趣味不同,而字形结构是理性要求,是中国汉字的形体美要求,必须严谨,无论行书还是隶书,这是书法的基础,这是两个不同的原则,临帖就是在学习这种理法和原则。二、目前的训练你要干什么知道临帖要临什么后,接下来就是如何去临。训练就是解决如何临的问题,因各人喜好不同,对所临帖子选择不同,但是,无论哪种帖子,拿来后你不管如何取舍,训练时要针对你所取的东西,形成一种科学的训练模式,要有目的性,用研究分析的方法,去反复实验、继承与巩固。在讲评学员的隶书时说,笔画不能单一化,简单化,不能单薄干枯,要立体圆润生动,这就要求你找出同一笔画无数种不同写法,加以对比模仿融合提炼,在对比中找出共性与个性,找出同一笔画的不同形态与表现手法。创作时把碑上的字形拿过来,用不同的手法去表现,也就是用古人的字形,但不一定用他的手法,创作中手法决定风格,手法变了风格也就变了,而手法是非常多的,我们现在示范的只是一般的,不同的碑其手法不一样,张迁、鲜于潢相类是一种,礼器是一种,而曹全又是一种,你如果能把这些碑的手法都掌握,创作时把它们用于同一张作品中,那你就是大腕。训练时我们就要像这样有目的的去一个个的解决问题,那么三年、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都没人能追得上你,因为你一直走在前边,把问题都解决了,而这些问题有的人恐怕一辈子也想不到,所以他只能做个爱好者。因此,训练就是要有思想性、要有目的性的进行取舍。要想比别人取得更大的成绩,并不是说你要比别人加多少倍的劲、花多少倍的钱、用多少倍的时间就行,你必须有不同于别人的思想,在这种不同思想和理念的前提下,再选一个不同于别人的方法,确定一个科学的训练模式,然后你才会有不同于别人的结果。也就是在用脑子写字而不是用手。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分析自己的症结所在,头痛治头,但如果是由脚气引起的头痛,就应先把脚气治好,对症下药,比如说你们学草书的,应该先学行书,通过行书练技法,使转、提按、收放、笔画之间呼应、上下字的连带关系等等,练好之后,草书就只是个草法问题了。我们教书二十多年,基本上都用这个方法,草书严格讲不是学来的,因为从它生成的原始状态看就是一种极度情绪化的东西,由行书提练字形、用笔和手法,是一条正路,这是个方法问题。你现在在临《书谱》,对于《书谱》,你要明白,首先是学他的文章,其次是学他的草法,再次学他的字,在临习时要挑字临而不要统篇抄,严格上说《书谱》只能借鉴而不能学,纵观二十多年来,靠书谱出来的就一个伦杰贤,但伦杰贤先是学得米芾,写米写绝了,因此他是把创作落在《书谱》上而他的功夫却是下在米芾上。写《书谱》写了一辈子的孙墨佛怎么样!你像现在的有些中青年临书谱有成就的,他们都是在借鉴书谱,巧用书谱而不是实写,因此,训练思路要对。三、写字不在于多而在于对,不在于法而在于理讲评学生的行书临作时,刘文华老师一边示范一边讲到,行书的技法是上一笔管着下一笔,下一笔接着上一笔,你的写法是这个不管那个,那个不管这个。行书的上一笔是下一笔的起笔,下一笔是上一笔的收笔,行书在笔画上已经把楷书一笔一画的概念破坏了,可能是三个或五个笔画变成了一个笔画,每一个笔画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相互管着,因此,写字不在于多而在于对,不在于法而在于理,你写得行书理不对,法上才出了问题。

草书更是如此,比如这幅《书谱》的临作,他的临帖的思路、观察力以及把握帖的能力都很高,但不是很熟练,学草书时要注意草法,特别是一些典型符号的练习,一定要强化练习,专门练习,一个符号半个小时应能解决、吃透,能用后半生,何乐而不为,但书写时要注意变得自然而不是疆硬。还有一个现象,临帖者往往追求数量,对了一个帖,不停的重复临摹,而不去动脑筋想,形成抄帖,这样很难进步。在指导学员的章草时,刘文华老师又说,一些夸张的用笔一定要去掉,那是他的个性所在,像这种夸张显得很空,不学。每一个字要熟练,先向象里写,再往熟练写,再背临,要学会过单字关,不能只抄帖。你现在要换一种方式,一个字写五、六遍即可,照着写两遍,一定要往像里写,然后找感觉,比如背着写,看能否记住,再进行用笔的动作训练,从速度、虚实、比例等方面提炼着去写,有针对性、有目的的去训练,把每一个字都写透它,也就是从生到熟到背到各种转换,不断提炼,最后放开去怎么写都高级。也就是说,哪怕只吃一个豆也一定要把它吃到肚子里去,吃得东西不在于多而在于能不能发挥作用。四、核心的东西永远不变刘文华老师在讲到隶书时说,核心的东西是永远不变的,字再怎么写,关键的部位要控制住,关键部位之外的夸张你不用管他,要靠中间部分来决定中国方块字,任何一个都是这样。凡是夸张的笔画都不是受控制的,不规矩的和不受限制的,古人字形的变化是哪儿来的,实际上是允许夸张的笔画夸张程度的不同引领了风格的不同,同样是在方块中,不同的碑、不同的帖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形式美感,其共性部分基本的结构是死的,而只有细微地方的变化,这是一个原则,方块内的不动,而决定字的风格的就是那些可以细微变化的地方夸张的不同,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有的字为什么老写不好,就是内在的笔画没有写好,内在的部位可以粗细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但都必须摆匀它,你可以夸大或缩小比例,但必须写匀,要求趣味和变化,必须先有这个理,掌握了这个理再去变化,比如这个“张”字,我们画一个方块,方块内的部位是核心部分,是不变的,把“弓”和“长”的某些笔画在方块内部变一下,增加些趣味,不就变成张迁或是鲜于潢了吗,如果把'“弓”的第二笔横画和第三笔的弯钩向左夸张一些,再把“长”的横画和捺向右夸张舒展一些,这不就成了礼器或者是曹全了吗,以此类推,其它字也是这个道理。因此,临帖方法要变,观察的方法要变,思路要变,训练的模式也要变。五、意临不可或缺,要学会消化,搞创作时要活学活用在点评一个学生的对联时,刘文华老师说,写对联字写得这么大,笔画要加粗,原帖上的笔画粗细是如此,但你把字夸大了五倍、十倍,而只把笔画夸大了两倍甚至不变,这不行,搞创作要活学活用,创作时要有一些调整,比如这个“畫”字,上边轻,中间加粗,然后下边要突出礼器碑的风格,这样才行。你的临帖中缺少一个意临的过程,照着写要往像里写,背着写要往熟里写,然后再照着写时往不像里写,虽然不像但怎么看还都像,然后再怎么看还都不像,在似与不似之间,比如说你儿子,外表和你不一样,咋一看不像你,但真的不像吗,他还必须得像你。我们在消化古人的时候,这种像与不像就不是一个表面的像与不像,而是一个精神和原则的像与不像。也就是说你缺乏一个环节,临帖时没去进行意临消化,当然,这个消化也有个方法,比如说这个“膠”字,临熟了之后你就去消化它,比如在虚实、浓淡、趣味上增加,你看,写完了,像么,绝对不像,不像它具体的每一个笔画,但是美感还是它,不管你如何去变,只要这里用点去处理了,都还是它。

这种不像是微观的,像是宏观的。艺术不是老百姓说了算,在中国历史上艺术是贵族的产物。天天讲喜欢艺术,喜欢就是会吗,能写几笔就是懂吗。因此,一定要弄懂原理,直接照搬古人没用,照搬古人是没脑子,你只是古人的手不行,你得是古人的脑子才行。现在讲科学发展观,发展是必须的,能不能发展要看你能不能科学,科学才能发展,不科学还发展什么,事就是这么个理。要站在古人的基础上去把古人的原则借鉴过来,原则、方法、标准、规律、基本技法等借鉴过来以后,你自己要做一个加工厂,要思索、研究、试验,而科学的试验、合理的试验,才能是有效的试验,这样用在创作上才行。六、不要把字工艺化、模式化,要恢复它的自然状态在讲评一幅《张迁碑》的临作时,刘文华老师指出,要恢复它的自然状态,张迁碑的趣味特点,一是笔沉,再一个是笔的拙朴,古人写字不是在搞创作,他要是搞创作求趣味,东歪西斜,恐怕脑袋就没了,官刻,给孔老夫子刻、给皇上刻,你刻得歪七斜八,脑袋不是没了吗。什么叫封建,它是贵族的一种统治,传统文化是按儒家学说走的,儒家推崇礼,说话办事要有分寸,走路要有姿势,干什么都要行个礼、讲个法,那叫一种制约,封建统治就是由统治者确定的那种制约太多,而且中国书法的发展从来就没离开过统治者的意识,所以南北朝统治者多,魏碑就五花八门,皇帝推崇王羲之,1700多年来人们都知道王羲之的字好,这都是以统治者的意识为转移的,那么,它追求的美是什么美呢,不是追求怪异的美,而是端庄的、和谐的美,端庄的美就是站有站像,坐有坐像,庄严、肃穆,和谐的美就是虚实轻重等书法的所有变化都在阴阳的学说当中,和谐来自阴阳的协调。

所以,阴阳的协调是书法的味道,而端庄、严谨是正大气象,是书法核心的东西。为什么很多人搞书法不能成家,就是他们认为搞书法是自己的事,“我就这么写,只要我觉得好愿意咋写就咋写”,其实,我在课堂上说过多次,人写字如果写到没想法了,全是古人了就高尚了,因此书法是个大文化,不是你喜欢怎样就怎样,比如,你喜欢坐着写,我说你要站着写,这不是我让你站着,而是这个字要求你站着,往规矩里去写。像你把张迁碑写到这种程度,你就应追求一种自然,张迁碑的趣味是在字形上,在好玩上,在笔画位置的错落上的变化,不是笔势上的变化,而是字形结构上的变化,是比例上的破坏和笔画位置上的破坏,而不是笔势上的事,曹全是笔势上的而张迁不是。弄清这点,在写的时候就要把这种自然状态还原。另外,隶书本来修饰美感就强,没有必要再去增强这种形式美感,不然就会把字工艺化、模式化。隶书的高级程度应是把形式美感弱化,而不是强化这种形式美感,要完全变成一种自然的书写状态,增加用笔在纸上的平缓,在平缓的同时增加弹性,就像音乐一样,有快慢、缓急、轻重、强弱。

当今书家多是在用一种模式书写,这最麻烦,可能一时出彩,但这种出彩三年也维持不了,就是只注重形式美感,模式化了。像鲜于潢,碑阴变化变得越来越纯朴,越来越单纯,什么是朴实,就是直来直去,就是简单,简单得没想法,这种朴实咋一看没想法,而你如果去联想,想法可又就多了。因此,真正的艺术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成熟状态,成熟状态完全是理性的、规则的、法度的;另一种就是非理性的,艺术发展到没成熟,有法式但不严谨,就像小孩走路,他还走不利索,但是他走那几步特可爱。我们现在就追求艺术的理性的、严谨的、规则的东西,他作为一种规范性,规定着本体的属性,像正大、端庄、肃穆。但艺术半生不熟的劲和不加修饰这种劲,是艺术的趣味、境界、味道。两岁的小孩做一个动作成熟吗,不成熟,他说话,主次混乱说不清楚,但你就觉得他那个动作和说得话有味道,好玩,可爱,这就是你追求的由不成熟、稚气所反映出的一种东西。我们的眼不能老盯着当代书家,而应多临帖,从碑帖中去寻找和恢复其自然状态,像你们高密出土的《孙仲隐碑》,虽然说规模小一些,但内容朴实以及它那可爱劲,在汉碑当中是高级的。在谈到清人的隶书时,刘文华老师又讲到,清人最大的贡献就是把碑的刻字变成了墨迹,把刻出来的字变成写出来的字了,书写性本身就是一种还原途径,这是清人唯一的东西,再一个,像郑谷口的机灵劲、陈洪授的放浪劲、邓石如的平和劲,赵之谦的结实劲,俞曲园的温润劲等趣味性的东西都可学,但真正的法则还要学汉,字法还是得从汉碑中来,也就是最终的原则把握还是要学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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