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哲文丨“自由”的缘由

作者丨金衡山

△厄普代克

在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和思想体系中，大概没有什么会比自由这个概念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了。对普通大众来说，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对专家学者来说，这是让他们冥思苦想、反复论证的一个问题，被认为是西方社会思想之根基。但同时，这也是一个本身充满矛盾的问题。

如果说在历史上（主要是指启蒙运动以后的时代），作为一个社会理想，自由尤其是个人自由这个概念曾给予了西方社会前进的动力，成为了社会个体与生俱来的权利和维护对象，那么在当代社会条件下，个人自由的概念和理想依然存在，仍与过去一脉相承，并没有多少改变，但其展示和实现的可能却产生了变化，甚至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为了悖论问题。

我们可以先从丹尼尔·贝尔提出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入手来考察个人自由悖论发生的缘由。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贝尔出版于1976年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被认为是社会科学和思想领域五十年以来最具影响的书之一。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提出和阐释建立在贝尔对社会结构的分析之上。贝尔认为当代社会结构可以分成三个方面，即经济、文化和政体方面。第一个方面涉及生产领域，也就是说生产的组织、服务和商品的分配等；第二个方面涉及文化活动和文化话语；第三个方面则是与社会权力和正义维护体制有关。贝尔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最主要来自于前两个社会结构，即经济和文化结构的矛盾。在下面的一段引文中，他做了明确的阐述：

前者占支配地位的是经济原则，主要内容是效益和功能理性以及通过对事物（包括把人当成事物）的合理安排来组织生产的过程。而后者则是朝着无节制的、无约束的方向发展，占支配地位的是一种反理性、反智性的禀性，其中的内核是自我，被当作文化价值判断的试金石，自我感受则更是衡量经验的美学标准。从十九世纪继承过来的、强调自我约束、节制和满足的延缓（the delay of gratification）这样的性格结构仍与经济结构领域相关，但却与文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因为在文化结构领域这种资产阶级的价值被完完全全拒之门外——其中一个原因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机制本身，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

从上述引文贝尔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经济和文化领域矛盾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关键因素是这个矛盾导致了传统价值的崩溃，这种传统价值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贝尔所说的在经济生产领域仍然需要的“自我约束、节制和满足的延缓”这样的性格品德。换种说法，这样的传统价值也就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很显然，贝尔所说的文化矛盾的一个核心便是新教伦理这种传统价值在人们生活中的衰落。贝尔在其书中进一步列出了在新教伦理框架下的传统价值的具体内容，如，节俭、节欲、勤奋工作以及对生活的一种敬畏的态度等。正是这样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维持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并且使得它能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成功地运行至今。但是，在后工业社会里，这样的传统价值却遭遇到了挑战，并且面临崩陷的危险。这在“工作”这个概念含义里表现得尤其突出。从新教伦理以及美国清教传统的角度说，工作不仅仅是简单的谋生手段，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存在意义。工作本身体现了宗教的意义取向，成为使人在道德上获得完善的一个渠道。借用韦伯的话说，在传统新教伦理观念里，工作即是响应上帝的感召，是为着赎救做好准备。这种充满宗教取向的价值观念则曾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里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贝尔指出，正是这种传统价值观念的式微导致了美国社会对生活态度的转变，削弱了工作固有的非一般意义的价值观念。结果是建立在新教伦理基础上的传统价值观让位给了新的价值观念，贝尔称之为现代文化观念，其核心则是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贝尔用了一个形象的说法来说明传统价值观念衰落后生活方式的改变：“白天仍是个正人君子，到了晚上便放浪形骸，”贝尔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确实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但我们也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指出这样一种矛盾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作为一种社会学分析，揭示社会的某种痼疾，还是有其他更深的目的存在？我们可以看出他分析矛盾的方式不仅仅是描述性的，而是更多地带有概括、诊断性的因素，就像是医生给病人开处方，关键是对症下药。显然，贝尔发现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仅仅是他诊断出的一个症状而已，问题是背后的病因是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贝尔对文化矛盾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其目的可以归结到一点，即求证资本主义精神或文化资本主义的合理、合法性。所谓文化资本主义首先指的是文化，也就是使资本主义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一种社会理想的文化。

如果说贝尔的社会学分析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批评，那么一边揭示矛盾、批判社会，一边求证文化资本主义的合理、合法性则是贝尔文化批评的一个主要特征。批评的同时，贝尔或多或少表露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作为一种文化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担忧。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之前，贝尔写过一本分析后工业社会的专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在那本书里，他表露了对因文化的变化而给社会带来的影响的焦虑。他指出：“思想和文化方式并不会改变历史——至少不会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发生改变。但是它们是改变的不可避免的前奏，因为意识——也即价值和道德观念——的改变乃是促使人们改变他们的社会体制和特征的驱动力。”这种对社会体制改变的担忧或者说是恐惧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有了更多的表露，他强调说正在发生的变化会是根本性的和灾难性的，是对体制的合理性和道德正当性——它们是维持社会的最根本性的东西——的冲击。

贝尔发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矛盾的关键在于个人动机（individual motivation）和国家的道德宗旨（national moral purpose）之间的冲突。在提到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之间的冲突后，他进一步指出：“但是更深层次的和更麻烦的问题是社会的合法性问题，表现在个人动机和国家的道德宗旨上。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文化矛盾——性格结构的断裂和各个社会结构领域的冲突——显得尤其突出。”如果“个人动机”指个人对独立自我的憧憬和追求，那么“国家的道德宗旨”则提供了走向这种终极价值的保障。按照贝尔的观点，个人动机和国家的道德宗旨本该是和谐一致的，正是这种和谐一致的关系才构成社会体制，即资本主义本身的正当合理、合法性。作为一种社会的和经济的体制，贝尔指出资本主义在早期发展阶段表现了社会结构各个方面强有力的统一：一种个人气质（个人主义），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一种文化（现实性和功利主义相结合的早期资产阶级观念）以及一种性格结构（责任心，满足的延缓等等）。如此这样的社会结构的统一使得“个人动机”和“国家的道德宗旨”能够趋向一致，结果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种统一使得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体制获得了正当合理性。

更重要的是，从文化的角度看，这种和谐一致的关系让个人感受到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管是超验意义上还是现实意义上的价值。这种价值感的核心便是人作为一个自立、自我约束、自我进取，具有理性的人的存在，而这正是文化资本主义的含义所在。换言之，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体制，也是一种文化体系。用贝尔自己的话说，资本主义不但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从文化的角度说，也是一种思想或精神形态。这种思想形态则是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之上，“是对个人个性和自我利益重要性的证明，是对经济自由发挥的重要作用的肯定，其作用表现在通过自由市场实现了那些价值”。经济自由的根基是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正是后者使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立足点——成为可能。至此，我们可以发现，贝尔努力要求证的也就是个人自由和建立在自立、自律基础上的自我的存在，以及这样一种观念对构建文化资本主义所起的关键作用。

事实上，如果对资本主义的起源进行一番考察，我们会发现这种个人自由和独立自律的自我的观念早在资本主义萌发时已初露端倪。早期资本主义被认为是一种道德形态，一种文化或者是意识形态，其着力强调的便是个人的自由。这个思想可在R.陶倪出版于1926年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得到印证。如同韦伯一样，陶倪发现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宗教，尤其卡尔文教以及它的一个特殊宗派清教有着紧密关系。如果说韦伯的重点放在宗教力量如何使得人们把工作当成了走向上帝的一个渠道，从而给其赋予了神圣的光芒，那么陶倪则更多地从这种宗教图景中挖掘出了社会和经济的价值观。早期清教徒的一个做法是把善事与信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与他们所进行的经济活动结合在一起。其结果便是将信仰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于是，日常生活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不但成为通向赎救的渠道，同时也成为了判断是否响应上帝之感召的道德评判标准。在这过程中，最关键的是从中发展出了与个人的责任有关的一种观念，陶倪称之为“个人主义”，在资本主义早期对个人社会地位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陶倪指出，“它（个人主义）的重要性不是在于企图在人间建立一个‘基督的天国’，而是树立一种个人品格和行为的理想，通过及时履行公共和个人责任和权利来实现这种理想。其主要内容是自律，其实际结果是自由。”“个人品格理想”的基础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陶倪认为，在经历了世俗化的过程后，这样的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观念成为了在日后的社会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东西。当然，在个人自由的观念背后始终有着强烈的宗教信念的支持，它成为了维系人的道德观的主要因素。

这种个人自由的观念与美国文化有着特殊的关联。自一开始，美国社会就主要是一个以新教为主导的社会。从这个角度讲，这种建立在新教、清教思想基础上的个人自由观念早已深深地融合进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并成为了主宰其头脑的主要意识形态之一。我们可以从早期清教徒把上帝的感召分化成两个方面这种既实际又极富智慧的信仰方式中窥见一斑。早期清教徒把上帝的感召化成两个部分，普适感召和特殊感召；前者是指上帝对每个人的普遍感召，后者指上帝对每个人的不同角色的界定和要求。每个人在生活中要经历的不同角色是由上帝决定的，这可以指木匠或商人这样的职业，也可以指儿子或妻子这样的家庭角色。每个人应按照上帝的要求尽可能出色地完成其角色要求的工作，这就是对每个人的特殊感召，在做好自己的事情的同时，每个人还必须遵循上帝的普适感召，时刻准备走上被拯救的道路。这种把上帝的感召一分为二的做法加强了早期新英格兰地区政教合一的政权统治，但同时也赋予了个人在追寻自我权利和自由方面的主动性。

这种追寻个人自由的观念在十八世纪经历了启蒙思想的洗礼后，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转化成了人性固有的因素，人性的本质被认为是由理性、道德感和良知组成的，这种抽象的哲学语词很快又转化成了《独立宣言》中“自由、生命及对幸福的追求”这种有着强烈个人倾向的政治语汇。对于杰弗逊、汉密尔顿和亚当斯等这样的独立战争时期的启蒙思想先驱者们而言，人们对自由的追求是不言自明的、是人的不可分离的权利、是超离于任何逻辑和科学证明之外的真理。在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上半叶，这种追求自由的观念被乔纳森·爱德华滋和拉尔富·爱默森融入到了他们各自的思想系统中去，对前者而言是清教复兴运动，在于后者则是对美国思想史产生深刻影响的超验主义。从清教思想到独立战争时期的启蒙思想，从爱德华滋的清教复兴运动再到爱默森的超验主义，一个不能绕过的中心便是追求个人自由的观念。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文化里，这种个人自由的观念往往也会上升或演变为国家民族的理念和理想。清教思想研究专家，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文·伯维科奇指出，“在美国，个人的自立不仅仅是指个人获得财富和成功，也是体现了一种形而上的文化意义。”这种所谓的文化意义也正是贝尔所言的“国家的道德宗旨”，它与“个人动机”的结合则恰恰正是文化资本主义的要旨所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从贝尔的“文化矛盾”论中读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合理、合法性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从贝尔所揭示的文化矛盾的角度来看，这种合法性遇到了挑战。资本主义社会原有的“个人动机”与“国家道德宗旨”间的和谐出现了问题，其结果是人的自由也成为了问题。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文化矛盾本身。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

如果我们重温上述所引的贝尔对文化矛盾的界定，我们发现贝尔把矛盾的渊源归咎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身。从渊源上说，贝尔指出，资本主义的萌发除了与宗教上的“禁欲主义”（asceticism）有关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不应忽视，即“贪婪攫取性”（acquisitiveness）。如果说前者给予了宗教意义上的精神支柱，那么后者提供了经济意义上的生产和谋求利润的推动力。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这两个因素互相融合，互相牵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但是在现代条件下，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贝尔所归咎的经济体系指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方式，他援引为“新资本主义”。我们可以从他的另一个对文化矛盾更为直接的表述中，看出他的责备：“新资本主义（这种称呼最早在1920年代使用）在生产领域——尤其是工作领域——继续着对新教伦理价值的要求，但在消费领域却在要求着快乐、享受和娱乐原则。”在这里，贝尔把消费视为整个经济体系的一部分。经济需要消费的刺激，但同时也带来了矛盾（下文对此有更详细的论述），因为消费不仅仅是经济行为，也是文化行为方式。如前所述，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最终会带来道德的崩溃，以致影响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体制本身，而其中的关键之处便是与这种体制与生俱来的人的自由观念的丧失。可见，这仍是一个文化问题。在指出矛盾的经济渊源后，贝尔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文化本身，尤其是现代主义或现代文化，这当然与他自称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身份是相符的。从他对现代文化的批判中，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自由概念本身在当代条件下的悖论。

贝尔认为现代文化的主要问题是对个人的过度的关注，他将此表述为“现代性的双重束缚”。贝尔指出：“现代性的根本要旨，那个贯穿自十六世纪以来整个西方文明的主线在于这样一个概念，即组成社会的单位不是集体，不是行业，不是部落，也不是城市，而是那个个人。”但正是这个被赋予了现代性要义——自由——的个人在贝尔的眼里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矛盾的主因，成为了一个“反理性，反智性”的一切皆以自我感受为判断标准的其行为已影响社会体制本身的自我中心主义者（贝尔在《文化矛盾》一书中花了很大篇幅批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学艺术中表露出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其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而这两个现代文化要素的基点恰恰正是个人自由这个观念。至此，自由概念的悖论昭然若揭：“自由”这个资本主义体制的文化和精神要素和立本之源现在却成为了对这个社会的体制和存在提出挑战、产生危险的源头。

金衡山 | 著

文章节选自《厄普代克与当代美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