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
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373]
1853年3月18日星期五于伦敦
今天议会因复活节而休会到4月4日。
在先前写的一篇文章中我根据流行的说法报道了李伯尼的妻子在佩斯遭到奥地利人的鞭挞[374]。后来我查明，李伯尼根本就没有结过婚；在伦敦报刊上流传着的另一谣言，说什么他是替他的受了奥地利人凌辱的父亲报仇，这同样是毫无根据的。他的行动纯粹是受政治动机的支配，直到最后一分钟他都保持了不屈不挠的精神并且像一个英雄一样地行动。
你们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前就能在英国报纸上看到科苏特对马志尼的声明的答复。我以为，科苏特把他的本来就很糟糕的情况弄得更糟了。他的最初的声明和最近的声明之间的矛盾异常明显，甚至不用我再来详细证明了。此外，这两个文件所使用的语言的差别也引起一种令人厌恶的感觉：第一个是用东方算命先生的夸张语言写的，第二个是用律师在法庭上用的诡辩文体写的。
马志尼的朋友们现在异口同声地说，米兰起义是他和他的同志们所无能为力的客观形势造成的。但是，从一方面来说，密谋的本质决定了起义的特点，即过早地爆发，其原因不是由于叛变，就是由于偶然事件。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你们在三年的时间里老是叫喊行动，行动，行动，而你们的整本革命词典又只有“起义”一个词，那末要想在任何时候都能有足够的威信来命令：不要举行起义，那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奥地利人的残酷已经使米兰的失败变成了民族革命的真正的开端。例如，请看帕麦斯顿勋爵的消息灵通的机关报“晨邮报”今天的报道：
在马志尼宣言上署名并在起义前游遍了意大利的阿乌利奥·萨菲在给“每日新闻”的信中公开承认：“上层阶级已陷入淡漠和绝望”，只有“米兰人民”，无产阶级，
马志尼的政党终于相信，甚至在反抗异族人的专制政治的民族起义中，阶级差别这种东西也起着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能期待上层阶级的革命运动，这是马志尼的政党的一大进步。也许马志尼的拥护者还会前进一步，深深意识到，如果他们希望他们的口号《Dio e popolo》〔“上帝和人民”〕能得到响应，那末他们自己就必须认真地研究意大利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我打算将来详细地阐述一下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生活的物质条件，这些物质条件直到现在还使他们不是变得反动，就至少是对意大利的民族斗争漠不关心。
不久前我在巴塞尔出版的题为“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ölner Kommunisten-Prozess》）［注：见本卷第457—536页。——编者注］的二千本小册子在巴登边境被没收，并按普鲁士政府的要求焚毁了。巴塞尔政府也没收了还在发行者那里的少数几本，企图引用大陆列强强加于瑞士联邦的新出版法，对发行者沙贝利茨先生、他的儿子［注：即雅科布·沙贝利茨。——编者注］，以及印刷所所有者加以迫害。这将是瑞士的第一桩这类审判案件，而且这件事情已经成为激进派和保守派争论的题目。普鲁士政府由于要对舆论掩盖它在科伦审判时期的卑鄙行为而如何焦虑不安，这你们只要从下面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外交大臣通令，无论在什么地方，发现了这本小册子便一律没收（Fahndebriefe），但是他竟不敢指明这本小册子的真名。为了迷惑公众，他把它称为“共产主义学说”，可是这本小册子除了揭露普鲁士国家的秘密之外，毫无其他内容。
1848年后德国当局唯一的“进步”就是订立了奥普通商条约。et encore！〔此外！〕这个条约还附加了许多clausulae〔保留条件〕，参插了许多例外，并把许多极重要的问题留待将来由还没有成立的各种委员会去解决，同时，规定的税率的减低实际上微乎其微，所以整个条约不过是幻想真正在商业上统一德国而已，是毫无意义的。该条约最显著的特点是：奥地利又战胜了普鲁士。这个阴险、卑鄙、怯懦、动摇的假强国这次又屈服于比它残酷、但是比它坦白的对手。奥地利不仅迫使普鲁士勉强同意接受条约，而且普鲁士还被迫恢复实行旧税率的旧“关税同盟”[375]，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十二年内，不经关税同盟内部各小邦一致同意，也就是不经奥地利（德意志南部各邦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商业方面都是奥地利的附庸，因而也就是普鲁士的敌人）允许，不得更改自己的商业政策。普鲁士自从“蒙上帝恩赐”恢复君主政体以来，便日益衰落。大概，普鲁士的国王，“当代贤人”认为，他的人民可以把他的政府在国外被迫忍受的屈辱看做对他们服从残无人道的专制政治的慰借和奖励。
流亡者问题还没有解决。半官方的“奥地利通讯”驳斥了这种武断之说：奥地利当时向英国政府发出了新的照会，因为“鉴于最近各种事件表明帕麦斯顿勋爵重又得势，故帝国政府不能曝自身于尊严受辱之危地”。我已经向你们报道了帕麦斯顿勋爵在下院的声明［注：见本卷第621页。——编者注］。现在你们在英国报纸上可以看到阿伯丁在上院所做的亲奥的声明，照此声明来看，英国政府决心充当奥地利的密探和大审判官。帕麦斯顿的报纸［注：即”晨邮报”。——编者注］现在这样评论他的同僚的声明：
你们看，在玛土撒拉［注：旧约全书中传说活到九百六十九岁的最长寿的老人；这里指由老头组成的内阁。——译者注］的内阁这个最高评议会里的“老朽无能者和自由主义少壮派”之间是多么地和谐一致。伦敦的一切报刊都同声愤斥阿伯丁和上院。“泰晤士报”是唯一可耻的例外。
你们记得，首先告发流亡者并挑唆外国列强要求驱逐他们出境的就是“泰晤士报”。当它确信关于恢复外侨管理法[376]的提案将在下院遭到否决而使内阁蒙受耻辱的时候，它便突然花言巧语地高唱为了保护避难权它（当然罗！）决心作任何牺牲。最后，在上院的议员大人们彼此亲切地交换了意见之后，它为了犒劳它的崇高的公民道德，便在3月5日的社论中迸发出恶毒的攻击：
最后一点“泰晤士报”说得很对：英国是个出色的国家，问题是要不住在那儿。
但丁在“火星天”上遇见了他的祖先卡却基达·迪·亚利基利，后者用下面的话预告他将被逐出佛罗伦萨：
Lo pane altrui，e com’è duro calle
Lo scendere，e’l salir per l’altrui scale》．
“你将懂得
别人家的面包是多么含着苦味，
别人家的楼梯是多么升降艰难。”[377]
幸运的但丁！他也是“属于被称为政治流亡者的可怜的一类的人”，但是他没有受到敌人的像“泰晤士报”的无谓社论这样的攻击！“泰晤士报”则更幸运了！它逃脱了但丁在“地狱”里给它“预备下的席位”。
如果照“泰晤士报”所说，流亡者不得不吃异乡的含着苦味的面包（它还忘了加一句：就是这种面包还使他们花费了极大的代价），那末“泰晤士报”本身难道不是靠外国人的血汗养肥的吗？这家报纸的那些匿名的皮蒂娅［注：古希腊迭尔非地方阿波罗神殿的女巫。——译者注］利用法国革命、德国起义、意大利暴动和匈牙利战争，利用法国的枪杀和奥地利的绞刑，利用被没收了的头颅和被砍掉了头颅的财产［注：马克思的俏皮话，意思是：被砍掉了头颅的革命者和被没收了的革命者的财产。——译者注］制造出多少篇社论和弄到了多少金镑啊！如果大陆没有“暴徒”，那它就只好每天靠斯密斯菲尔德市场的劣等货色、伦敦烟囱的煤烟、泥泞、粗暴的马车夫、太晤士河上的六座桥梁、市区内的出殡、感染鼠疫的墓地、肮脏的饮水、铁路上的灾祸、伪造的尺子和天秤以及其他在大陆平静无事的时候成为这家报纸的经常货品的有趣题材来勉强度日了，那时，“泰晤士报”将多么地不幸啊！“泰晤士报”自从它要求英国政府处死拿破仑第一以来一点也没有改变。
这家报纸曾鼓吹对美利坚合众国发动十字军征讨：
“泰晤士报”编辑部里没有从大陆来的“暴”徒。恰恰相反，那里有一个可怜的人物，一个名叫奥托·冯·文克施特恩的普鲁士人，他从前是一家德国小报的发行人，后来在瑞士陷入了贫困和悲惨的生活之中，因而不得不向弗莱里格拉特和其他流亡者告贷，直到最后投效伦敦的普鲁士大使即颇有点名气的本生，并成为印刷所广场[378]的预言者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止。“泰晤士报”编辑部有不少其他类似的从大陆来的温顺人物，他们成了联系大陆警察和英国的指导性的报纸的环节。
下面这件事可以作为说明英国的出版自由的例子。住在滨河街的特鲁劳先生由于国内税务部门的全权代表根据威廉四世统治时期第六和第七年的法令第七十六章提出控告而受到伦敦弓街治安法庭的审判；他被控出售没有付足印花税便出版的、名叫“陶工自由报”的报纸。这家报纸在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城出了四号。它的名义上的所有者是争取废除知识税协会的秘书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他“按照印花税局的实际作法”出版报纸，这就是说“印花税局曾许可'文艺论坛’、'建筑师’、'笨拙’、'赛马新闻’[379]及其他刊物免付印花税刊登有关当前事件的报道和评论”；他显然打算引起政府方面的追究，以便达到由法庭决定什么样的报道应免交一便士印花税的目的。法官亨利先生还没有做出决定。不过这个决定不会有多大意义，因为该报的出版本来就不是打算向印花税法挑战，而只是想利用该法律文字上至今还存在的两重含意而已。
今天的英国报纸刊登了君士坦丁堡3月6日来电，根据来电，利法特-帕沙将接替傅阿德-埃芬蒂的外交大臣之职。这个让步是俄国特命大使缅施科夫公爵迫使土耳其政府作出的。俄国、法国和土耳其政府之间关于圣地的纠纷[380]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因为路易-拿破仑恨透了俄国和奥地利阻挠他受教皇加冕的阴谋，他打算靠牺牲土耳其人的利益来进行报复。在下一篇文章中我想谈谈这个老是不断出现的东方问题，这个欧洲外交上的pons asini〔傻瓜的绊脚石〕［注：直译是：驴桥（人们这样称呼初学者很难解的欧几里德第五定理）。——编者注］。
|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3月18日 载于1853年4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33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注释：
[373]本文的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624页。
[374]马克思所引的事实大约在马克思提到的1853年3月1日写的那篇文章中引用过，这篇文章我们没有找到（见注367）。——第624页。
[375]见注4。——第627页。
[376]1848年的外侨管理法是英国议会由于大陆上的革命事件和4月10日宪章派的游行示威而通过的。根据这个法令，政府任何时候都可以下令把外国人驱逐出英国。该法令的有效期定为一年。——第628页。
[377]但丁“神曲”天堂篇第十七首歌。——第628页。
[378]印刷所广场是伦敦的一个广场，“泰晤士报”的总社设在该处。——第630页。
[379]“文艺论坛”（《Athenaeum》）是英国的一家文艺评论周刊“文艺论坛，文学、科学和艺术问题杂志”（《The Athenaeum，Journal of Literature，Science and the Fine Arts》）的简称；1828—1921年在伦敦出版。
“建筑师”（《The Builder》）是英国一家建筑学问题周刊，1842年起在伦敦出版。
“笨拙”（《Punch》）是英国一家具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or the London Charivari》）的简称，1841年起在伦敦出版。
“赛马新闻”（《Racing Times》）是英国一家运动周刊，185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630页。
[380]希腊正教会和罗马教会之间由于争夺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圣地而引起了纠纷，这个老纠纷在1850年又因路易·波拿巴的发动而重新燃起，后者的目的是要加强法国在近东的阵地。关于圣地的纠纷发展成了外交上的大冲突，成了克里木战争的起因之一。——第6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