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研究】方铁|西南边疆的形成及历史特点
历史上的西南边疆，包括今云南、广西、贵州三省区与四川西南部，以及一段时间纳入中原王朝版图的中南半岛北部。西南边疆经历逐渐形成的过程，并具有不同于其他边疆地区的一些特点。
一、西南边疆形成的过程
先秦时云贵高原有滇、夜郎两个奴隶制古国。楚国与秦国作战失利，派将军庄蹻率军经夜郎入滇。秦灭巴、蜀，积极经营四川盆地并建成富饶之地，为秦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秦朝享国日短，未在云贵高原正式建立统治。汉朝建立后数十年。汉武帝三次经营西南夷（包括云贵高原大部、今川西南与川西地区），起因是企望开通自犍为（今四川宜宾）沿牂柯江（今北盘江）达番禺（今广州）的用兵道路，以及自成都经西南夷至身毒（今印度）的交通线。西汉平定南越（中心在今广州）以后，积极经营西南夷，降服夜郎、滇等地方势力，在西南夷设七郡，诸郡大都位于交通线所经地区。西汉经营西南夷的另一方略，是以四川盆地官府统辖西南夷地区。西汉在全国设十三刺史部，其中益州刺史部（治今成都）受命管辖蜀地诸郡（包括西南夷）。东汉建立，四川盆地官府继续统辖西南夷，着重经营成都至西南夷的道路，以及经西南夷至身毒的道路。东汉招降今云南东南部的哀牢部落，在其地设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并开通从滇池地区达交州（治今越南河内）的道路。两汉从四川盆地迁来一些移民，其中强势者称为“大姓”。
蜀汉以四川盆地为经营的重点，注重稳定南中地区（云贵高原大部与今川西南地区）。蜀汉进攻孙吴失败，西南夷的大姓与夷帅（蛮夷首领）乘机反叛。诸葛亮率军亲征，平定后在南中实行团结拥蜀大姓、警惕夷帅势力的政策。为北伐中原，蜀汉在南中征集兵丁与军事物资。通过南中地区，蜀汉还与孙吴争夺对交州的控制权。两汉以西南夷为西南部边陲，蜀汉时的南中则不包括今川西地区。汉朝与蜀汉的统治中心，先后在滇池流域与今云南曲靖。今广西时属岭南地区，尚未进入西南边疆的范围。
两晋、南朝、隋时期。西晋在云贵高原设宁州（治今云南晋宁），今川西南、滇东北、黔西地区归益州（治今成都）管辖。西晋改变蜀汉依靠大姓治理南中的政策，在宁州实行以镇压为主的统治。西晋统治者粗暴对待宁州大姓，致使大姓分化并相互兼并，今云贵高原东部乃遭战乱的严重破坏。西晋时大部分时间益州兼辖宁州。朝廷一度将宁州提升至与益州同列的地位，不久又改回。[①]东晋对宁州地区的控制明显削弱。南朝时宋、齐、梁、陈均任命了宁州刺史，但大都未亲赴任。爨氏大姓遂掌握对宁州的控制权，虽奉中原王朝为正朔，每年进贡数十匹马，但相互联系十分松弛。爨氏大姓的统治中心在今云南曲靖。
隋朝统一全国，在今昆明置昆州，继设南宁州总管府（治今曲靖）。爨氏大姓首领爨玩一度附隋，以后多次反叛。隋朝三次派兵征讨，讨伐的区域包括洱海流域、滇池流域与今曲靖，说明上述区域时被爨氏大姓控制。隋朝平定爨氏的反叛并诛杀爨玩，随后放弃对宁州的经营。汉晋时迁入宁州的蜀地移民与僰人等土著逐渐融合，形成新的本地群体白蛮。另一方面，东晋以来宁州地区与内陆基本隔绝，也避免战火延及其地。
唐朝享国290年，前期统治云南等地133年。贞元年间唐朝设十道，开元年间增至十五道，作为监理全国的大行政区，云南等地属剑南道（治今成都）管辖。天宝九年（750）以前，唐朝经营云南等地的方略与两汉略同，即重点经营自成都经云南达今印度的道路，以及由成都过云南达交州（安南）的交通线。[②]唐前期安南达今滇中的道路与今滇中至天竺（今印度）的道路相连，构成唐朝“通外夷七要道”中的“安南通天竺道”。与两汉不同者，唐朝在云南等地（重点是上述道路沿线）设置众多的羁縻州，同时在施治地区设立若干都督府，管辖其地的羁縻州，其中最重要的是姚州都督府（治今云南姚安）、安南都护府（治今越南河内）。前者负责达今印度道路的安全并监管南诏，后者位今滇中达交州陆路的东端，与姚州都督府对云南地区形成犄角管控之势。
唐太宗提出“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唐朝盲目拓边、滥行封赏，又未能在边疆获取资源作为补充，国家的财力大量被消耗。玄宗后期朝政腐败，同时改变“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的制度，[④]致使边疆地区暗藏严重的危机。自七世纪初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吐蕃（中心在今拉萨）势力进入洱海地区。唐朝开初出兵遏制，唐军撤回吐蕃又卷土重来。唐朝乃扶持地方势力南诏组织抗御吐蕃。在平定东部爨氏大姓的反叛后，南诏将东部爨氏20余万户迁至今滇西，以都城羊苴咩城（在今大理）为统治中心，形成以今滇西为重点管控云南地区的格局，与唐朝的矛盾也急剧扩大。天宝九年（750），南诏突袭攻下姚州都督府的治所姚州。唐朝三次征讨，均被南诏联合吐蕃打败。以后安史之乱爆发，南诏乘势割据云南，唐朝丧失百余年辛苦经营的成果。
南诏与吐蕃约为兄弟之国，联合扫荡嶲州都督府（治今西昌），势力抵大渡河南岸。以后吐蕃攻下大震关（在今陕西陇县），尽取河西、陇右之地。接着又攻陷今松潘、理县等地，紧急军情屡报长安。贞元十年（794），南诏不堪吐蕃的欺压投向唐朝，唐朝遣使册封，实则承认南诏既有的统治范围。唐朝与南诏的关系经历几起几落。总体而言，南诏是唐朝统治下的藩属政权或西南边疆的局部政权，并非是与唐朝鼎立的国家。[⑤]南诏与唐朝的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关系融洽之时，南诏通过朝贡等途径得到唐朝的赏赐，若兵戎相见，则发动战争掠夺获取唐地的人口、财物与生产技术。唐朝三次征讨丧师数十万人，被俘将士落籍云南，南诏的主体居民白蛮由此发展壮大。南诏的社会经济获得迅速发展，洱海、滇池两大农业地区得以相连。南诏还积极开拓南部边地，兵锋远达中南半岛南部。南诏征集南部边地的部落入伍，在征服区域设置城堡戍守，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大理国时期。两宋与辽、西夏、金、蒙古等政权相鼎立。在立国的320年间，两宋承受北方游牧势力南下侵扰的巨大压力。南诏崛起给唐朝造成麻烦，亦使宋朝统治者印象深刻。两宋乃实行守内虚外、重北轻南的应对之策，尽量疏远大理国，与其划大渡河为界。[⑥]南宋甚至视大理国为外邦，与安南、真腊（今柬埔寨）等国同列。另一方面，因作战需要大量战马，两宋不得已向大理国购买。北宋在黎州（今四川汉源）、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设置博易场与大理国交易马匹。南宋时购马达到更大的规模，在横山寨（在今广西田东）博易场每年交易的马匹达1500匹，所购马匹经邕州（治今南宁）运抵静江（今桂林），再转运南宋前线。
大理国对与两宋交往有很高的积极性，一再入贡表示臣服。其原由一是大理国从南诏的奴隶社会过渡到早期封建社会，无须发动战争掠夺奴隶，与中原王朝的矛盾得以缓解。二是南诏大量吸收内陆的人口和经济文化因素，所产生影响在大理国时充分显现，大理国朝野对内陆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感。被南诏俘虏进入宫廷的汉人，其后裔至大理国仍为世袭贵族。大理国还尊崇内陆文化。但两宋长期疏远大理国，也产生消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大理国在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与内陆的隔膜逐渐扩大。如大理国士人研读《五经》等儒家经典，却不知尊拜孔、孟，祀晋人王羲之为先师。[⑦]
南诏、大理国统治的范围，包括今云南、川西南、贵州西部与中南半岛北部。大理国时今云贵川相连地带的彝族先民，建立时称“三十七部”的部落联盟。大理国与三十七部盟誓，双方也发生过战争。南部边地的今傣族先民，以今云南景洪为中心建景龙金殿国，辖地包括今西双版纳及相连的中南半岛北部。大理国王将虎头金印赐予景龙金殿国首领叭真，仿照中原王朝的办法施行羁縻。唐末地方权贵曲氏割据交州，宋朝承认其为安南国，今越南北方自此脱离中原王朝的管辖。安南经常掳掠宋朝的岭南西部。皇祐年间，北宋所设广源州（治今越南高平省广渊）的地方首领侬智高，发动反抗朝廷的大规模起事。起事虽被镇压，但暴露了北宋对当地统治薄弱、安南欺压广源州居民等问题。宋朝乃加强对岭南西部的统治，邕州（治今南宁）的地位由此提升，今广西地区纳入西南边疆的范围。
蒙元包括蒙古汗国与元朝两个时期。南宋后期，蒙古宗王忽必烈受命率骑兵自西北绕道进攻大理国，汲取兵力夹攻南宋。从忽必烈攻灭大理国至明军基本平定全国、镇守云南的蒙古梁王仍奉北元为正朔，蒙古汗国与元朝经营云南地区长达128年，多于元朝享国32年。元朝建立后，西北边疆以远的区域为四大汗国所有，忽必烈遂将拓展的方向选在西南。因此，前代中原王朝治边的重北轻南传统，[⑧]在元代并不明显，统治者亦少有“内华夏外夷狄”的观念。蒙元视云南地区为向外拓展的基地，并在云南地区推行类似内陆的治策，实为中原王朝深入统治西南边疆之肇始。《元史·地理一》称：“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陆。”[⑨]
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建云南行省，管辖范围大致沿袭南诏、大理国的辖地。云南行省直辖中央政府，改变了由蜀地羁管云南地区的格局。元朝拓建由省治中庆（在今昆明）经今贵阳、岳阳至京城的驿道，云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乃建立直接的联系。云南地区的行政中心则从今大理移到昆明，以后历代相沿。另外，行省还修整通往今四川、贵州、广西与缅甸、越南等地的道路，并大量设置驿站。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建湖广行省，以广西之地隶之。元代有九个行省的驿站数目见于记载，其中湖广行省名列第三，可见湖广行省的交通线甚为发达。[⑩]广西地区的重要驿路，是由今南宁经桂林、荆州抵内陆的路线。安南大罗城（在今越南河内）达今南宁的驿道，也成为元朝联系安南的要道。由于云南地区脱离四川盆地官府的羁管，广西也不再隶属岭南，以云南、广西为主体的西南边疆进一步形成。
元朝在云南行省、湖广行省广置官署。在农业地区遍设军民屯田，进行矿藏开采，发展商业贸易，征收农业赋税，同时开办各级官学。今贵州因有多条驿路经过，成为云南、湖广、四川诸省竞相争夺之地，元朝派宗王镇守其地并广设官署。蒙古人、色目人以官吏、将士的身份大量移居西南边疆，改变了其地居民的构成与分布格局。蒙元在西南边疆实行土官制度，特点是朝廷信用边疆蛮夷，将其纳入国家官吏的体系，封授的土官享有国家官吏的名分，以及对所辖地区的实际管控权，因此实行后得到边疆蛮夷的普遍支持。土官制度的缺点是封授过滥与管理缺乏规范，元末一些土官拥兵自重。
元初缅甸的蒲甘王朝进攻干崖（今云南盈江），元军回击并攻下蒲甘城（在今缅甸北部），进而控制经今缅甸达印度与安达曼海的交通线。元军曾数次进攻安南和占城（在今越南中部），并于其地设治，但不久退出。元朝拟进攻八百媳妇国（在今泰国北部），军队经今贵州因骚扰遭到当地蛮夷的反抗，征讨未能实现。
明代鞑靼、瓦剌等蒙古势力活跃，明朝把治边的重点放在北方。另一方面，朱元璋认为西南边疆险而远，其民强悍易反，仍在其地派驻大量的军队。据统计，明朝派驻云南的将士及家眷有七八十万人，驻贵州的军士与家眷有43万人，在广西的也不少，[11]乃形成大规模的军事性质的移民浪潮。朝廷还征发一些百姓到西南边疆垦殖。朱元璋以养子沐英为云南总兵官，云南省统辖今云南大部与中南半岛北部，今西昌地区与滇东北归四川省管辖。朱元璋封侄子朱守谦为靖江王，驻今桂林。洪武九年（1376），明朝改广西行省为广西布政司，省治桂林，管辖地域与今广西相近。永乐十五年（1417）明朝建贵州省，省治贵阳，统辖除今遵义、瓮安以外的今贵州其他地区。明朝在贵州建省，与加强对云南经贵州入湖南驿路的保护有关。
派驻西南边疆的驻军普遍编入卫所，就地屯田自给。明人说云南（治今昆明）、临安（治今建水）、大理、鹤庆、楚雄五府为富饶腹地，其余地区则瘠薄多警。[12]以今河池、忻城、上林、南宁划线，广西可分为两个区域，东部是卫所集中、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西部是实行土司制度、社会发展滞后的区域。贵州所设卫所多在经今贵阳入湖南驿路的沿线，其余地区仍被蛮夷控制。明朝在卫所以外的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施行的范围较元代更广，制度规定十分严密。明朝采取卫所、土司制度并行的做法，有助于卫所地区较快实现内陆化。因朝廷的直接统治不涉足土司地区，卫所、土司两地的差距不断扩大。明代后期一些土司割据争雄，主要原因是朝廷对土司的管理低效混乱，土司地区长期滞后。明清之际，西南边疆以汉族移民为主的外来人口大量增加，融合本地居民组成新的汉族群体，构成本地汉族与蛮夷相对的二元性社会结构。
永乐四年（1406），明朝出兵征讨大越国（安南），次年设交趾布政使司，治今越南河内。宣德二年（1427）大越国再次独立，交趾布政使司遂废。正统六年（1441），明朝发动对麓川（中心在今瑞丽）割据势力长达八年的征讨，维护了西南边疆的完整。数十年后缅甸东吁王朝兴起，屡次进攻云南南部的土司地区。万历二十二年（1594），云南巡抚陈用宾在今德宏地区修筑八关九隘，重点防守关隘以内的地区，关隘以外的土司地区遂被东吁王朝吞并。
清朝统治者来自东北部边疆，较少“内华夏、外蛮夷”的观念,治国亦有开明的全局观。因内陆人口激增，大量流民赴边疆地区谋食。清廷对此持默许态度，地方官府则贷给种仔与耕牛，招徕流民前来垦殖。乾隆帝说：清初百余年来户口猛增，难以维持一人耕种供十余人所食的局面，“犹幸朕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幅员日廓，小民皆得开垦边外土地，以暂谋口食。”[13]清中叶后西南边疆人口剧增，主要是流民大量迁入的结果。因农业地区人口密集，外来流民主要移居边疆和僻地。玉米、洋芋等耐粗放种植作物传入，为流民移居边疆僻地创造了条件。清后期的西南边疆，形成各族广泛杂居、人口分布相对合理的格局。清军以关、哨、汛、塘的形式驻防各地，分布广泛形如蛛网，主要功能是维持治安与巩固边防。一些流民或赴矿山充当砂丁。滇铜的开采量很大，乾隆间云南年产铜一千二三百万斤，大部分运至京师与江南诸省供铸币之用。商业贸易也有较大发展，云南的商品集散地主要有昆明、大理、建水、曲靖和保山，广西的商业城市则有桂林、柳州、梧州与南宁。
清朝在西南边疆积极发展儒学教育。官学经费由财政开支，允许社会力量兴办私学。开办学校的种类、数量及成效均超明代，学校有府学、县学、书院、义学、私塾等多种。对少数民族考生，朝廷实行在名额、录取、待遇等方面照顾的政策。清末既废科举，官府在各地设新学堂，一些地方新学与私塾并存。清朝在西南边疆积极发展教育，有增强边民的文化素质、培养其国家意识与爱国观念的考量。较之明朝在西南边疆兴办教育，主要是为土司子弟入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14]清朝的用意更进一步。
为解决驿路受不法土司及恶夷阻挠，以及土地、山林等资源被非法霸占的问题，云贵总督鄂尔泰奉命进行改土归流，完成对土司制度的重大改革，并取得良好效果。吕思勉因此说：“清朝用兵域外，虽不得利，然其在湘西、云、贵、四川各省，则颇能竟前代所未竟之功。”[15]清朝将今会泽、东川、昭通、镇雄从四川划归云南，大量移民进入上述区域垦殖开发，形成彝族聚居区由川、滇、黔三省分治的格局，对当地的稳定是有利的。总体来看，改流后土司地区的社会矛盾，从明代后期土司与朝廷的矛盾，转变为社会下层同朝廷与官府的矛盾，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争夺土地的情形日趋严重。时有民谚：“十年不剿则民无地，二十年不剿则地无民。”[16]反映了外来移民与蛮夷为争夺土地激烈争斗，而官府对前者持袒护的态度。另外，移民中时称“汉奸”的奸商、流氓与讼棍，随意欺负夷人，清廷对之严密防范并予惩处。咸丰六年（1856），大理地区爆发缘起争夺银矿开采权的杜文秀大起义。起义军建立反清政权，占领云南的部分地区，围攻省城昆明年余，同治十二年（1873）起义失败。后期云南所产铜与贵州出产铅趋于衰落，大批矿工失业。滇铜、黔铅大量开采也消耗森林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清末云贵地区流行种植鸦片，挤压农田种植面积，并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乾隆十七年（1752），缅甸雍籍牙王朝建立，向云南南部扩张。乾隆发动三次征讨，有效遏制雍籍牙王朝的扩张。以后缅甸演变为清朝的藩属国。1885年英国发动第三次侵缅战争，缅甸成为英国印缅联邦的一部分。清初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基本平稳。嘉庆九年（1804），清朝与越南阮朝确立宗藩关系。在越南抗击法国侵略的斗争中，清朝给予有效的支持。因越南的内政、外交被法国控制，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两国签订《越南条约》，清朝承认越南受法国保护，遂终止与阮朝的宗藩关系。
二、西南边疆形成过程的特点
在2000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西南边疆体现出鲜明的特点，主要是：
以蒙元时期为界，西南边疆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蒙元以前，历朝不甚重视西南边疆，由四川盆地的官府羁管其地。为保护经今云南及附近地区达外邦的交通线，历朝在云南及附近地区驻军、施治和移民。元代云南建省，改变由四川盆地官府羁管云南地区的传统，云南与长江中下游、中原地区建立直接的联系。明代广西、贵州先后建省，西南边疆乃成为中原王朝对外的门户，战略地位也渐趋重要。因认识到西南边疆与邻国有别，蒙元相应采取不同的治策。蒙元还改变中原王朝重北轻南的治边传统，重视经营西南边疆尤其是云南地区。
西南边疆长期处于中原王朝可控的范围。两汉时今云南、广西进入中原王朝的版图。越南北部、缅甸北部等先后脱离中原王朝的版图，但西南边疆整体上并未脱离中原王朝管控的范围。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大致经历逐渐深化、从量化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在东晋、南朝统治的377年间，爨氏大姓掌握对宁州的控制权，仍奉中原王朝为正朔。南诏统治254年，仍是唐朝统治下的藩属政权或西南边疆的局部政权。大理国存在317年，被宋朝疏远甚至视为外邦，仍多次入贡表示臣服，与宋朝也未发生过战争。宋朝重视对广西的经营。元明清时期，西南边疆未出现影响全局的地方割据。
在西南边疆地区，中原王朝的统治制度经历从羁縻之治到土司制度的改变。蒙元以前，中原王朝对广义蛮夷实行宽松的羁縻之治。蒙元在云南实行土官制度获得成功，乃在西南边疆普遍推行。元朝与安南、缅甸等国建立新型藩属关系，土官制度仅施用于边疆地区。明朝将土官制度发展为土司制度，在南方类型的蛮夷地区普遍推广。蒙元以后实行土司制度，说明中原王朝统治蛮夷注重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并形成制度多样化的趋势。在土司制度之下，中原王朝的统治明显深入，蛮夷首领担任国家官吏并可世袭，朝廷开办各类学校发展教育，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有利于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西南边疆与内陆实现了牢固结合。历朝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制度的演变过程，对探讨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制度化管理，提供了有价值的范例。
中原王朝重视西南边疆，约始于蒙元时期。蒙元始对西南边疆进行深度经营与全面开发。元明清三朝经营和开发西南边疆，具有持续演进与逐渐深化的特点，但三朝经营的重点和特点也存在差异。蒙元重视云南行省，注重发展交通并广泛施治，施行土官制度获取蛮夷的支持，以配合夹攻南宋和征讨中南半岛诸国。明朝积极经营卫所分布的农业地区，增设广西省、贵州省，通过确保云南入湖广驿路、桂林至南宁驿路的安全，有效维系对西南边疆的统治。清朝以西南边疆为安置内陆流民的空间，重视经营边疆和僻地，积极发展有色金属采冶业。在边疆资源的开发与收益分配方面，明清两朝均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
西南边疆的民族关系，具有渐进融合、总体和谐的特点。西南边疆的民族关系相对和谐，各民族相互杂居乃至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受复杂的自然环境、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多样性的影响，西南边疆民族的种类较多，内部支系复杂，普遍存在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互补互助的关系。西南边疆与内陆长期保持密切联系，未受域外势力的严重干扰。边疆各族崇敬内陆的经济文化，并深受其影响。西南边疆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存在相互影响和彼此交融的关系，并在整体民族关系中起到主导的作用。西南边疆宗教的类别较为齐全，各宗教相安共处，少见宗教狂热与宗教争端；具有宗教信仰相安共处，信教群众信仰懵懂、宗教感情温和等特点。形成这些特点主要是因民族关系较为和谐，与西南边疆偏远闭塞、民族文化复杂多元等亦有关联。西南边疆民族关系形成的过程，以及该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不仅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也可为现今增进民族团结提供借鉴成果。
西南边疆对外的邦交关系，经历了从广义蛮夷至邻国的发展演变。广义蛮夷分化为边疆民族与邻国，经历了长期嬗变的过程。西南边疆的本地民族（包括跨境民族），长期生活在中原王朝的统治与影响之下。元代以前中原王朝、地方政权对中南半岛的经营，具有早期开发的性质。元明清时期中南半岛形成较稳定的政权。明清两朝对中南半岛用兵，大致出自自卫的需要。中南半岛诸国与元明清诸朝建立新型的藩属关系，与元代以前存在的藩属关系有所区别，详情尚待研究。
西南边疆的战略地位逐渐凸现。南诏割据并与吐蕃联合，对唐朝构成很大的威胁，云南地区首次登上东亚的政治舞台。宋朝划大渡河为界与大理国分治，并承认安南独立，与其时南北方的地缘政治形势有关。蒙元重视西南边疆尤其是建云南行省，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也是西南边疆史乃至亚洲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明朝实现卫所地区内陆化，三征麓川割据势力获胜，对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作出重要的贡献。明代云南南部疆界被迫内收，凸现邻邦因素之重要。清代的西南边疆，更多地参与全国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朝廷重视与缅甸、越南的关系，表明西南边疆的战略地位日趋重要。在保障西南疆域安全与沟通对外交往方面，西南边疆发挥了重要作用，元明清时期尤为明显。
西南边疆的发展过程完整而且典型，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西南边疆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经历2000余年的演变，发展过程较为完整，发展类型亦较典型，尤其体现在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多元一体民族关系的构成、中国与邻国关系的演变、统一政权对边疆的开发等方面，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西南边疆民族关系较为和谐，与邻国的历史关系大体无重大争议问题，历朝经营、开发西南边疆较为深入。历朝治理边疆的思想、策略和措施，以及经验教训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中国传统治边方面的重大问题，如历朝的地缘政治观及其战略应用，历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方略，历朝治边的博弈观及其战略应用，历朝治边的造势用势方略，影响历朝治边的国家制度因素等问题，都可以西南边疆为例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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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明）《太祖洪武实录》卷150，洪武十五年十一月甲戌条，南京国学图书馆影印本。
[15]吕思勉：《吕思勉讲中国政治》，九州出版社2008年，第142页。
[16]（明）王世性撰：《广志绎》卷5《西南诸省·广西》，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第313页。
本文原载于《区域文化研究》201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