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二十世纪真实发生的恐怖事件

▍历史从这里开始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一时二十三分五十八秒——连续爆炸摧毁了坐落在白俄罗斯边境附近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动力机组的反应堆及建筑。切尔诺贝利之灾是二十世纪最大的技术劫难。据后来的数据统计，这场灾难所释放的辐射线剂量高达二战时期广岛原子弹爆炸的400倍以上。

对小国白俄罗斯而言，这不啻为一场举国之灾，尽管白俄罗斯人不曾拥有一座核电站。

这个素以农业著称之国，居民多为农业人口。德国法西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毁灭了白俄罗斯大地上六百一十九座村庄及其村民。

切尔诺贝利之灾使国家失去了四百八十五座村落，其中七十座已经永远葬于地下。每四个白俄罗斯人即有一个人在战争中死去，而今每五个白俄罗斯人就有一个住在污染地区——也就是说有二百一十万人，其中包括七十万儿童。白俄罗斯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即为辐射。戈梅利州和莫吉廖州（深受切尔诺贝利灾难之害）的死亡率比出生率高了20%。

由于灾难向大气中释放了50×106立方米的放射性核素，其中70%飘落在白俄罗斯，其中23%的土地遭受到每平方公里一居里的铯-137放射性核素污染。

试比较，乌克兰有4.8%的受到污染，俄罗斯则为0.5%。每平方公里辐射量达到一居里的耕地超过一千八百万公顷，锶-90污染量达到一居里的耕地为三十万公顷，每平方公里辐射量超过一居里的污染之地近五十万公顷，大田作物轮作土地遭污染二十六万四千公顷。

白俄罗斯是森林之国，然而26%的森林和普里皮亚季河、第聂伯河、索日河多一半的河滩草地被列为放射性污染区……长期存在的小剂量辐射，导致该国罹患癌症、儿童智障、神经紊乱和遗传突变人数增加……[1]

根据观测数据，一九八六年4月29日在波兰、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4月30日在瑞士和意大利北部，5月1日在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和希腊北部，5月3日在以色列、科威特和土耳其均检测到高辐射剂量……

排放到高空的气态及挥发性物质在全球扩散：5月2日在日本被检测到，5月4日在中国，5月5日在印度，5月5日及6日在美国和加拿大。不出一星期，切尔诺贝利就成了全世界的问题……[2]

在切尔诺贝利出事之前，每十万白俄罗斯居民中，有八十二名肿瘤病患者。

而现在的统计数字如下：每十万人中，有六千名肿瘤病患，扩大了几乎七十四倍。最近十年白俄罗斯的死亡率升高到了23.5%。十四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濒临死亡，基本上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年龄在四十六岁到五十岁之间。在污染最严重的州，根据医学检测查明：每十人中即有七名病患。如果你开车走乡串村，日渐增多的墓地会令你震惊……

时至今日，仍有很多数字不为人知……它们仍属保密状态，因为它们骇人听闻。苏联向事故发生地派遣了八十万人的紧急部队和应征抢险人员，他们的平均年龄为三十三岁。男孩们都是中学毕业后立即征兵入伍的……

只有白俄罗斯将十一万五千四百九十三名抢险队员列入名册。据卫生部统计，一九九〇年至二〇〇三年，总计有八千五百五十三名抢险队员死去，平均一天两人……

他们给他穿了礼服，头盔放在胸前。鞋穿不上，因为脚肿了。双腿肿得像炸弹。礼服也剪开了，因为穿不进去。躯体已经不完整了，全身都是渗血的伤口。在医院的最后两天……我抬起他的手臂，骨头松松垮垮，晃晃荡荡的，身体组织已经与它分离。肺的碎块，肝的碎块从嘴里涌出来……他常被自己的内脏呛着……我手缠绷带伸进他嘴里，把东西抠出来……这没法儿说！也没法儿写！甚至让人难以忍受……然而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

这些消防员们，后来自然被当成「苏联英雄」。但特别委员会对他们的家人说的，都是同样的套话：我们不能将你们的丈夫，你们的儿子的遗体交给你们，他们受到超量的辐射，会以特别的方式葬在莫斯科墓地。他们葬在焊死的锌制棺椁里，水泥板下面。你们应该签署这个文件，需要你们同意。

如果有人抗议，想把棺木运回自己的家乡，这些人就会对他们说：他们是英雄，他们已经不属于家庭。他们已经是国家的人……属于国家。

在下葬的那一天，他们坐上大巴，由军人看护并驾驶，他们沿着环路在莫斯科转悠了两、三个小时，又转回了莫斯科。车上的对讲机说，不要前往墓地，有一群外国记者过来了，他们在等着采访。父母们都沉默不语，妻子的情绪激动起来，她喊道：“干嘛要藏我丈夫，他是谁？凶手？罪犯？刑事犯？我们在安葬谁？”

尽管最后他们到达了墓地，却不能做最后的告别。军官不断下达命令，尽快埋了，赶快走。除此之外，那些核电站里的工作人员，以及后来招募的无数「清理人」，书里这样描述他们后来的「下场」：

他们所有人都得了重病，落下残疾，但没有放弃工作，想都不敢想。他们没有除了反应堆之外的生活——反应堆就是他们的生活。今天在其他地方，还有谁，还有什么单位需要他们呢？

死亡经常发生。死亡就在刹那间。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死去——走着走着就倒下了，睡着了便再也没有醒来。去给护士送花，心脏就不跳了。站在公共汽车站……他们正在死去，却没人真正过问。问我们经历过什么……看见过什么……人们不想倾听死亡，不想倾听恐怖……

这本书只面世不到十来年的时间，但它已经被确认是一部传世经典。本书的作者也是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的大作家，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

实际上，阿列克谢耶维奇当年获得诺贝尔奖还是一件很有争议的事情，因为她写的既非小说，也不是戏剧、不是诗歌，甚至不能称作散文。她更像一位记者，这本书是建立在大量的人物采访上，是以大量被访者的口述编织而成的作品，在这前后再补充一些她的想法，如此而已。

如果你能认真读一读她的这本《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你就会发现，她试图展示的人间面目全貌之残酷，是多么的让人看了之后，几乎不忍再看下去，但是又忍不住把它看完。而看完之后，你可能又会几天几夜，脑海里都止不住回想起那些画面，回响着那些被访者的声音。

▍被放弃的动物

有一个见证人说，人走了之后，好多个分队的士兵和猎手开进村庄，射杀了所有的动物……有狗扑向有人声的地方，因为太久没见过人了，显得非常开心；还有猫、马，它们什么都不明白，它们毫无过错；无论走兽还是飞禽，它们都默默死去，这就更加可怕。动物无助地嘶叫，各种声音的嘶叫……

产生基因变异的动物

▍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一九八六年……

苏联和境外报纸的头条刊登了切尔诺贝利灾难涉事官员的审批报道……

空空如也的五层楼房，没有居民的楼房，却有物品、家具、谁也不会穿和永远也不会再穿的衣服。因为这座楼房位于切尔诺贝利……

但就是在这座死城的这栋楼房里，那些开庭审判事故官员的人，召开了小规模的记者会。最高层，苏共中央决定，案件应在犯罪现场审理，就在切尔诺贝利当地。审判在当地文化宫建筑内举行。被告席上坐着六位被告——核电站站长维克多·布留哈诺夫、总工程师尼古拉·福明、副总工程师阿纳托利·佳特洛夫、班长鲍里斯·罗戈日金、反应堆车间主任亚历山大·科瓦连科和苏联国家核能监督机构监察员尤里·劳什金。

观众席上空空如也。坐着一群记者。此地已经无人，城市作为“辐射严控区”已经关闭。莫非正因如此才将此地选为审判之地——证人越少，吵闹越少？没有电视报道，也没有西方记者。当然，所有人都希望在被告席上看到数十位责任官员，其中也包括莫斯科的。当代科学也应承担其责。但是，商议的结果是只问责“扳道岔儿的”。

判处……

站长维克多·布留哈诺夫、总工程师尼古拉·福明、副总工程师阿纳托利·加特洛夫十年徒刑。其他人的刑期短些。阿纳托利·佳特洛夫和尤里·劳什金由于强辐射死于监禁地。总工程师尼古拉·福明 精神失常……站长维克多·布留哈诺夫服满了刑期——共计十年。亲属和几位记者曾去探视他。事情悄然而过。

前站长住在基辅，当了个普通的公司办事员……

▍事件的尾声……

乌克兰近期将开始实施一项大工程。在覆盖于一九八六年损毁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机组的石棺之上，再建被称作“拱门”的新掩埋体。二十八个援助国将投入超过七亿六千八百万美元的初期基建资金。新掩埋体的寿命一百年。它之所以造型巨大，是为了有足够的空间重埋核废料。

“拱门”将是人类史无前例的建筑物。首先，其规模令人震惊——双层外壳，高达一百五十米。再有，它在美学上堪比埃菲尔铁塔……[3]

▍事件的反思…… 

当时整个苏联国家的宣传，都在强调切尔诺贝利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核电站。

它能「安全」到什么地步？有专家表示，即使把核电站直接修建在莫斯科红场上都绝不成问题。

事实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今天所在位置，离乌克兰共和国的首都基辅有两个小时的车程。而最初的设计，是要将它建在距离基辅仅25公里处，但是后来因为部分专家的坚决反对，才将它盖到了当时几乎渺无人烟的一个小村庄，也就是后来因核电站而发达的普里皮亚季。

现在，新掩体的建成会不会让我们忘记了曾经的恐怖？2018年约有7万游客去隔离区参观，乌克兰政府甚至试图放开禁令，进一步刺激旅游，预计隔离区2019年的游客有可能达到15万人次。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视察切尔诺贝利隔离区时表示：“这里将转型成为乌克兰新的经济增长点之一。

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获得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中吸取过任何教训。”

20世纪，人类对先进技术的盲目崇拜，对科学方法的滥用，造成了人类整整一个世纪的灾难。但遗憾的是，大灾难并未带来大觉醒——

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让人类看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曙光，人类将再次陷入致命的自负：无论是东亚还是欧美，不断有科技精英提出凭借“大数据+人工智能”复活“计划经济”。

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让人类看到了治愈癌症等绝症的新希望，但“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因此重新抬头：人类通过技术可以摆脱遗传的限制，随心所欲地设计自身，世界上将不再有疾病，人类的智商将提高上百倍，既可以消灭贫困与不公，还可以加速人类的进化。

历史的斑斑血迹为何未能唤醒人类？究本溯源，我们只不过在认知上摒弃了“纳粹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错误思潮，却对这些思潮的真正推手——唯科学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趋之若鹜。用错误的方法论批评错误的思潮，其结果是，那些错误的思潮一次次的改头换面，并卷土重来。

认识错误的思潮相对容易，根除错误的方法论却异常艰难，这正是哈耶克写作《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殇》的初衷。在书中，哈耶克把那些试图用科学方法，致力于发现永恒不变的“社会规律”，并由极少数精英对这些规律进行直接控制与运用的人，称为“唯科学主义者”。

[1]切尔诺贝利汇编，《白俄罗斯百科全书》，1996年，第7、24、、49、101、149页

[2]《白俄罗斯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果》文集，明斯克：国际萨哈罗夫高级辐射生态学学院，1992年，第82页。

[3]据2002年~2005年白俄罗斯网络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