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出现在唐朝的狂草艺术是如何诞生的？

有书友问我，唐朝为什么会产生狂草艺术？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认为这个问题更为确切、精当的描述应该是“出现在唐朝的狂草艺术是如何诞生的？”

无论是前一个问题还是后一个问题，它们都旗帜鲜明地将两个概念捆绑在一起，即“狂草”和“唐朝”。这两个问题看似是差不多的，却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思维方式。

一种事物、现象乃至于思想、观念、欲望，其产生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就好像孙悟空从石头里突然蹦出来似的（实际上，按照《西游记》的神话逻辑，这块石头也不是一个普通的“石头”，而是经历了上千年“天地滋养”，是石头中的“石卵”，可见来头也不小），而是有一定源头的。

但是长久以来，我们常常会陷入这样的误区：

世界上有这样一个人、或者说一群人，他们凭借着一己之力，完成了某某伟大的事业，创造了某某伟大奇迹。或者说，某某事物是经由一个或者一小撮人所创造的。这种思想模式典型的代表就是欧洲人带有深厚哲学理念和神学色彩的观点——上帝创造一切。

英国著名作家马特·里德利在他的一本名叫《自下而上》的书里将这个问题说的很清楚。

他认为看待世界万物的角度有两个，一个是“自下而上”的，一个是“自上而下”的。

前面我们说到的“上帝创造一切”就是“自上而下”创造论的典型代表，与之相反的，则是“自下而上”的思维模式，即我们所说的，慢慢渐进、逐渐演变。

用这两种理论来解释世界，哪一个更贴近世界的真相呢？我认为应该是后一种，是一种“自下而上”，慢慢形成的过程，它不是“突变”，也不会为人所立刻“创作”。人类历史上当然不缺乏天才。但正如牛顿所说的那样，天才也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可以。

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一个理论，那么我们就能很轻松的看到“狂草艺术的出现”和“唐朝”这一个时期之间的关系了。照我们前面说的，如果这个世界是依靠一种自发的、自然的、来自底层的力量而形成的，那么很显然，狂草艺术就绝对不会仅仅出现在唐朝，我们如果要想全面认识它，就应该往前回顾。正如我们见到一条河流一样，它绝对不会没有源头，凭空就出现在我们面前。

因此，很多人在论述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如果仅仅着眼于“唐朝这一时期开放繁荣的历史文化氛围”与“狂草艺术的诞生”之间的关系，而忽略在唐朝之前，那些前辈书法家所作的铺垫，是有失偏颇的。

欧洲绘画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就是文艺复兴时期，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艺术并不是单单由“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这三个人创造这么简单，似乎在我们印象中，欧洲绘画因为有这三位大神的存在，“马上”就从中世纪时期简单、刻板的神学艺术转变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艺术了，并不是这样，他们之间有一个过渡和铺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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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吉贝尔蒂、布鲁内莱斯基、多纳泰罗在雕塑、建筑等艺术方面的开拓，没有马萨乔、阿尔伯蒂、乔凡尼·贝利尼、梅西纳在绘画等艺术中注入人文、科学和理性的因素、开拓透视法的话，文艺复兴三杰再厉害，恐怕也无法在他们短暂的一生中开拓出前人所积累上百年的艺术成就。

因此，回到开篇我们提出的那个问题，其认知的关键就在于，如果我们单纯的将“唐朝”和“狂草”联系起来加以论证，并没有很好的看到狂草艺术形成的一个历史演变过程，我们应该从这个问题中学到一种历史的、渐进式的思维方式，即“自下而上”的逻辑思维方式。

就狂草艺术而论，它的确是出现在唐朝。唐朝时期书写狂草艺术的书法家主要是张旭、怀素。

我们从张旭身上入手，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样一个事实：

张旭的书法，是严格的师承前人书法而来的。结合历史上的史料记载以及书法家的理论著作，我们大致上可以勾勒出张旭书法与汉末魏晋时期与张芝、二王之间的联系。

作为王羲之那一个人时代特有的书法群人物之一，汉末张芝的书法自然可以看做是魏晋书法的先导，从章草这一发展脉络来看，张芝是中国书法史上草书发展的关键人物，而草书的基本脉络也是遵循着一个渐进式的、“自下而上”式的演变过程，从脱胎于隶书的章草、到汉末魏晋时期的小行草，也称今草，到后来唐代全面繁盛时期的狂草，亦称之为大草，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演变顺序是明确的，这跟我们前面说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发展一样，是漫长演变的结果。

当时历史趋势的演变积累到一定的“量”以后，量变就会引起质变。从趋势上判断，“章草——今草——狂草”这一演变逻辑是确定的，是我们可以把握的，但是具体他们会发生在哪一个时期，哪一个阶段，由哪些人将其总结并且发扬光大，这是不确定的，这也是历史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

总之，我希望通过回答这个问题，帮助大家形成一种可以历史的看待问题的视角和逻辑——一种“自下而上”的思维方式，至于这里面有多少知识、涉及到了哪些理念，实际上并不是特别重要，尤其是在当今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我们唯一可以赢得过电脑的，就是我们迷人的、令人赞叹的想象力和逻辑思维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