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伤寒》入手，走进中医之门
有关《伤寒论》作者的生平简介和成书时代背景，以及其历史沿革、版本流传，在古今中外注解《伤寒论》的书中都有不同角度的阐述与介绍，我就不赘述了。我在解读《伤寒论》前，想谈谈个人对《伤寒论》中几个特殊问题的初浅看法，希望有助于理解《伤寒论》的内涵。
一、关于病名
《伤寒论》全书重点论述了六个病名，即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和厥阴病。这些病名很古奥，不被今人所理解。其实这是一个以阴阳命名的系统性病名。这些病名说明了人体阴阳盛衰、病邪进退情况，概括了经络、脏腑的病理变化。
例如，风寒邪气从皮毛、肌腠而入，出现发热、恶寒、头痛、脉浮等症，称表证。也就是风寒之邪侵犯部位在表，表指皮毛、肌腠和经络。这时在表的邪气与机体正气斗争。如果正胜邪退则告愈；若正不胜邪，则疾病发展，通过经络内传脏腑，形成各种病证。
表证为什么叫作太阳病？这就得从阴阳学说中探讨。三阴三阳来自阴阳学说，是具体说明阴阳质和量的。人体在表的阳气叫太阳之气，循太阳经而应膀胱和小肠腑。风寒之邪侵入机体，太阳之气首先受伤，故有太阳经头项强痛、发热、恶寒、脉浮；如累及太阳之腑，有膀胱蓄水和小肠蓄血的表现。太阳之气是人体的卫外之气，也可以称人体的表阳之气，量最大而质次重。量最大是指它在三阳中量最大，大于阳明，质比阳明轻而比少阳重。而阳明量少于太阳，质比太阳重，少阳的量既轻质又少。邪到阳明，由于阳明的质最重，故热也重，出现大热大渴；它的量次于太阳，所以常是潮热，晡时热。邪入少阳，因为少阳的阳气质轻量少，所以有寒热往来。
无论是阴阳学说本身，或是用来说明人体脏腑、经络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其质与量的关系都是一致的。
太阳之气被六淫之邪，特别是风寒之邪侵犯，伤害了人体的表阳，所以既恶寒又发热，这时用辛温发汗的方法治疗，辛温药可以助表阳而发汗达到驱邪扶正的目的。如果太阳经的邪气通过经络累及太阳之腑，有膀胱蓄水证和小肠蓄血证，蓄水用利水法，蓄血用活血化瘀法，水血同源，所以发汗、利水、活血都与“水”有关。
水的性质是属寒的，我认为太阳之阳气可以化寒水之气，太阳一出，雾露必化，自然之理。太阳之腑也称水腑，膀胱和小肠都是水液代谢的重要器官，发汗、利小便是治疗太阳病的重要手段。日本学者称发汗法为解水毒法，也是这个道理。
二、关于六经辨证
《伤寒论》里并没有“六经辨证”这个词，而是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等。连辨太阳“经”病或三阳“经”病、三阴“经”病都没提及。
这就说明六经辨证是统论经络、脏腑的，不是单纯辨六经病证。说白了，它是阴阳辨证，或者是三阴三阳辨证。《内经》中根据脏腑的阴阳气血多少轻重，用三阴三阳为脏腑、经络命名。故《灵枢·九针论》说：“阳明多血多气，太阳多血少气，少阳多气少血，太阴多血少气，厥阴多血少气，少阴多气少血。”可见三阴三阳对应脏腑、经络的阴阳气血是有定数的。
《伤寒论》继承了《内经》理论，特别是继承了《灵枢·热论》六经分证的方法，对伤寒、中风引起的各个经络、脏腑病证做出了详细、明确的辨别，并提出了准确有效的治疗方法，成为后世辨证论治的圭臬。虽然辨证论治在《伤寒论》问世前就产生了，但成熟、规范、系统、逻辑的辨证施治理论还是从《伤寒论》开始。所以说，《伤寒论》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奠基或典范，可总结为综六经、统营卫、辨阴阳、别表里、分寒热、定虚实，理法方药颇具完善的中医必读之书。
三、关于三阴三阳的实质
阴阳学说可能创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据说鲁国的邹衍是诸子百家的阴阳家，但其著作我未见过，只是在《伤寒论》中提及《阴阳大论》一书，我所学的阴阳学说只是从《黄帝内经》中吸取的一些支离破碎的内容。《黄帝内经》是借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和指导医学的，因此不可能尽善。近代针灸名医杨甲三教授在讲到阴阳实质问题时说：“阴阳包括三阴三阳，是讲阴阳的质和量的。太阳的量在三阳中最大，但它的质不如阳明重。阳明的质最重，但它的量没有太阳的大。所以太阳时分热的时间最长，而热的程度没有阳明时分严重，阳明时分热的程度最重，而时间没有太阳时分长。少阳的质和量介于太阳与阳明之间。三阴也如此类推。”
从杨甲三教授对阴阳质量的解释中，我悟出《伤寒论》中三阴三阳六个系统病与人身阴阳盛衰是息息相关的，也揭示了外邪本身的阴阳属性对人体阴阳盛衰的影响。
四、关于传经
外邪侵犯人体所出现的证候是由表入里的，顺着六经规律传变的。所谓传变有常有变。常是有一定规律的传，叫作传经；变是无规律的传，就是证候由于某种原因不按一定规律发生变化。由于传经是有规律的，我们可以总结为下列几种情况：
1. 循经传
就是按照六经顺序传变，如太阳经邪传阳明经、阳明经之邪传少阳经、少阳经之邪传太阴经、太阴经之邪传少阴经、少阴经之邪传厥阴经。不过这种传经并不是机械地、教条地按顺序传，而是建立在一定条件之上的。比如太阳经邪传阳明经，往往是由于阳明胃经津液不足，或者邪在太阳经治疗不得法，发汗太过，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而传入阳明经。
2. 越经传
也叫隔经传。比如气血亏虚，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这就是太阳经邪越经传少阳经。三阳经的传经，临床上究竟是循经传还是越经传，取决于受邪经脉的健康状况和抗病能力。三阴经的传经也是如此。
3. 表里传
相表里脏腑经络的传经方式称为表里传，如太阳与少阴是表里关系，太阳经邪传少阴经就是表里传。
4. 直中
病邪不经过三阳经，直接伤三阴某一经，如寒邪直中太阴经或邪入少阴经称为直中。这种情况大多是邪气太重，人体正气不足导致。
5. 合病
病一开始就出现三阳经中两经或者三经同时发病，不分先后次序，称为合病。合病有二阳合并，即太阳与阳明合病，太阳与少阳合病，少阳与阳明合病；也有三阳合病。
6. 并病
并病是一经之病未愈，另一经之病又起，有先后次第之序。并病也有几种形式，如太阳与阳明并病，太阳与少阳并病，少阳与阳明并病。由于合病与并病只限于三阳经范围，所以热证、实证居多。
以上是讲传经，顺便再说一下变。传是有规律的，变是无规律的。变证很多，无规律可循。有失治引起的，有误治引起的，也有邪重正虚，正不胜邪引起，不胜枚举。在《伤寒论》一书中，变证大约占据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可见学习《伤寒论》必须寻常达变。由于变是无规律的，张仲景也只能列举一些变证，我们也只有遵循他所说的“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原则应对各种变证。
五、关于病与证
在《伤寒论》中，病是按照六经统病方法对六个系统性疾病命名，即太阳病、少阳病、阳明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这六个系统性病名起归纳作用，在治疗上没有针对性，只有在病的范围内找出不同的证候，才能有针对性地治疗。在《伤寒论》六病之中，以病谱举例的形式列举无数证，这些证归纳总结起来不外四种类型，即主证、兼证、夹杂证、变证。这四种证，真正是指导诊断、治疗疾病的主干。只有掌握这四种证的理法方药，才能达到诊治疾病的目的。
1. 主证
主证就是占主要地位的证候。比如太阳病伤寒表实证，用麻黄汤发汗来治疗；太阳病中风表虚证，用桂枝汤解肌祛风、调和营卫以达到治疗目的。
2. 兼证
兼证是在主证的基础上兼有的证候。例如太阳病中风表虚自汗为主证，又兼有“微喘”者，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治疗等。
3. 夹杂证
夹杂证是外感病夹杂的痼疾，也就是伤寒夹有杂病。这就是两个病的问题了。在治疗这样的病证时，需要辨清虚实寒热、表里缓急，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别处理。这种情况在《伤寒论》中例证很多，正文中会逐一讲述。
4. 变证
变证就是变化了的证候，不按传经规律发生变化，可由误治和失治造成。一是《伤寒论》中的错误治疗涉及五种治法，即汗、吐、下、火疗、水疗。也就是不该用汗、吐、下而错误施用，或过汗、过吐、过下造成病情变化。在医学还不发达的汉朝，民间医生水平不高，误治很多见，所以变证在《伤寒论》中几乎占了三分之一。二是失治，就是由于某种原因失去及时治疗机会，使病情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就是在医学发达的今天，也屡见不鲜。
张仲景写的是《伤寒杂病论》，我们看到的《伤寒论》既是兵火残余之书，又是被后人分为伤寒、杂病两部分。原书的体例已不复再现，伤寒的变证已转变成杂病，甚至有坏证、难治之证、不治之证、死证。这就说明《伤寒杂病论》不只是六经辨证，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也显现其中。
今天我们看到的《伤寒论》并不是单独论伤寒的，也包括伤寒的变证和杂病。说明张仲景写变证不仅是对误治、失治的总结，也是为了加强杂病的辨证论治。可以说，变证是伤寒转变为杂病的过渡，杂病也包括伤寒的一些变证。
当然《伤寒论》中有很多条文是论杂病的，既不提六经病名，也不提具体病证，直接提出“病”，如“病有发热恶寒者”“病常自汗出者”“病胁下素有痞”等。后人推测《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其中十卷论伤寒，六卷论杂病。《伤寒论》十卷由王叔和纂次编辑，杂病即今《金匮要略》，由《金匮玉函要略方》编纂而成，原《伤寒杂病论》的杂病六卷散失不全。王叔和见没见过张仲景的十六卷《伤寒杂病论》还不得而知，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写伤寒与杂病的体例难以得知，只能从《伤寒论》的变证和三阴病的某些证，还有《伤寒论》论及的一些杂病及《金匮要略》中体味了。
“读伤寒、用经方，以治病为目标，以方剂为核心”的成才之路，不失为一条培养中医临床人才的捷径，可供中医高等教育的领导者、在校学生们以及愿意学习中医的人们参考。
——我的“心得体会”，就是从这里开讲的。
一、从读《伤寒》入手，走进中医之门
我虽然有中医世家的背景，但青年时代并没有立志学中医。高中毕业，又经过几年的动荡生活之后，才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跟随伯父学习中医。当时，已经24岁，用中医的行话来说，已经没有“童子功”了。要强记许多内容，实在难以做到，但理解能力，生活阅历，比一般青年学子要胜过许多。伯父当时是湘雅医学院祖国医学教研室主任，作为一个中医临床家、教育家，在对我的“因材施教”方面，显然是有所考虑的。他不让我读其他中医古籍和现代教材，甚至先不读《黄帝内经》，直接读《伤寒论》。
这是一种取法乎上、高屋建瓴的人才培养方式。伯父的理由很简单：每个人接触新的事物，总是“先入为主”，第一印象是最深刻的。学中医，方向要选对，第一步走好，以后的道路就广阔了。他反复强调陆九芝的名言：“学医从伤寒入手，始则难，继而大易；从杂症入手，始则易，继而大难。”虽然此说与陆九芝的原话有些区别，但经过伯父的改造，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伯父还说：“我从医几十年，到老来才大彻大悟，读《伤寒》、用经方，是学中医最好的捷径。”这种久历沧桑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多么值得后人重视！每年秋天，伯父都要抽出几天时间，虔诚地把《伤寒论》从头到尾温习一遍。这种坚定的信仰对我影响很大，我相信伯父给我指点的是一条中医成才的捷径，只要心无旁骛地走下去，一定能够到达成功的彼岸，不必问“为什么”。
除了熟练背诵《伤寒论》原文之外，与我朝夕相伴的是一部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如果说，近百年来，《黄帝内经》中的理论和观点总是遭到质疑和批判的话，那么，《伤寒论》在近代则处境好得多。因为《伤寒论》是一本临床著作，经方在医生手中天天创造疗效，看得见，摸得着，任何人都不敢信口开河、随意否认。在《伤寒论今释》中，陆渊雷先生运用当时的西医原理，对《伤寒论》大部分原文进行了深入的解释，非常透彻，令人信服。
我第一次感到：中医治病的道理，并非用现代科学语言讲不出一个“为什么”，中医与西医在临床方面，其实有许多共同语言，并非格格不入。在陆渊雷的著作中，除了他本人的精彩论述之外，还引用了大量近代日本汉方医家的观点，多达600多处，近40余家。
我进一步了解到：在日本，在中国，近代有一大批主张中医“科学化”的学者，他们具有渊博的东、西方文化知识，有的出身于西医，有的是中医临床家。他们在阐述《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科学道理，推广、发展仲景学说的临床运用方面，成就斐然。至今为止，我仍然认为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是学习《伤寒》、《金匮》最好的入门著作。
二、学会识证用方，即可临床看病
伯父告诫我读《伤寒论》时，不必陷入原文的争论，不必“死于注下”，一定要掌握“方证对应”这个核心。他说：“古人云'有是证，必用是方’。有'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必用小柴胡汤；有'头痛，发热，汗出，恶风’，必用桂枝汤。使用经方治病，势必如此，要方证对应。”
有“证”就可以用“方”！从这里，我领悟到了西医与中医治病的根本区别：西医之所以要学习人体解剖，熟悉人体的生理结构，一旦患病，则必须了解病理变化，找出致病因子，才能给以有效的治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医是“辨病”为主，以病为核心。中医看病，不必了解身体出现了哪些病理改变，不必查清楚致病因子，医生甚至不必具备解剖、生理学的知识。之所以不需要这些，是因为人一旦有病，身体自然会有反应，多数有证候表现，根据这些证候表现，就可以选择相应治疗的方剂。这个过程，中医叫做“辨证施治”。中医是“辨证”为主，以证为核心。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疾病的方法论。强调学会辨证，而不是辨病，就避免了学中医的人一介入临床，即滑落到西医的知识系统中去，最终被西医体系所俘虏，成为一个徒具虚名的中医，“半吊子水”的中医。毋庸置疑：西医的方法论是科学的，因为解剖学、病理学等，全部都是建立在“还原论”的基础之上，追求清晰，细致入微。
同样，中医的方法论也是科学的，因为辨证施治的本质，是一种信息处理的方法，“辨证”，是用望闻问切，收集人体的信息，“施治”是开方遣药，向人体输入信息。“辨证”的目的，是要分清楚疾病的表里、寒热、虚实；“施治”则要根据辨证的结果，选择恰当的药物组成相吻合的方剂。
因此，中医临床医生的功夫，主要体现在“识证”与“用方”这两个要素上。
不懂得运用望闻问切四诊来全面了解证候、分析病情，只让患者做检查，根据检验报告来开药的医生，决不是真正的中医，那是西医或西医化了的中医；没有掌握大量有效的经方、时方、验方，不善于学习、吸取古今名医的成就，只根据自己有限的经验，将药物随意凑方的医生，决不是好的中医，那是庸医，难以治好病，难以避免医疗事故。
几十年来，我虽然没有学过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却毫不畏怯地上临床，看门诊，疗效颇佳，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医疗失误，关键就在于掌握了中医这套“识证”、“用方”的本领。
想来这其实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古代中国哪有西医？不是仍然要治病吗？中医除了有数千年经验积累之外，在于有自己一套独到的、区别于西医的方法论。凭什么说：只有使用“还原论”的方法论，建立在解剖基础之上的西医是“科学”？而通过“信息”交流的方法，动态地认识人体和治疗疾病，就是“伪科学”？中医的方法论，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超前的，接近21世纪“后现代”的科学方法。
何况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人类社会变化再大，古今疾病谱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换句话说，现代人有的疾病，例如癌症、心脑血管病、糖尿病、流感等，古代都有，古代医家已经掌握了其中一部分规律，积累和总结了不少有效的经验。他们在几千年历史中所创造的成就，并不亚于只有几百年历史的近现代西医。
例如：张仲景不仅堪称全世界“抗击流感第一人”，他所运用的经方，今天仍然有效，而且，我认为：这种思维模式，很值得向全世界推广，替代目前西医运用的这一套非常被动的免疫措施。如果能够这样做，必将对人类卫生保健事业做出新的贡献！我已经撰文论述了这一点。
中医两千多年来所创造的独到的、与西医完全不同的方法论，历代医家积累的丰富的临床经验，是当今中医后继者最宝贵的财富，为什么中医院校在培养中医人才时，不把这些视为重点中的重点，反而舍此他求，要系统学习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生化等内容呢？
说到底，是因为受到近代科学的影响，从骨子里不相信中医能看病，怕出医疗事故。按照这样的教育思想，这样的教学方式，笃定培养出来的中医接班人，不可能成为“铁杆中医”，不可能真正继承和发展中医事业！
中医看病主要靠方剂，方剂是中医的核心。我在央视10台“健康之路”讲解《千古名方》时，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即中医看病，不光是靠药，更重要的是靠药组成的方，这是中医与西医的又一个重要区别。就像打仗，士兵多，作战勇敢，固然重要，但要赢得一场战争，打人海战术，没有用，要靠将军把士兵组织成一支精锐的队伍，其中，有进攻，有防守，有策应，有迂回，有配合，才能够克敌制胜，发挥整体效益。中医组合的这支队伍，就是方剂。所以古代医家有“用药如用兵论”。
既要懂得每味药的药性和治疗作用，又要善于将各种药物调配成能够发挥整体效益的方。中医师在看病时，如果不察病机，不懂组方的原则，试图选取几味有效的药物拼凑成方，不会有卓越的疗效；同样，在进行中医科研时，如果不去研究方剂，把着重点放在单味药物的研究上，试图找到某种对疾病有效的成分，这仍然是西医的“线性思维”，还原论的方法，即使取得成果，也只是停留在“术”的层面，远远没有达到中医“道”的高度。
因此，方剂是中医临床的核心与精华，组方需要高超的思维技巧，丰富的临床经验，不是一般医生看病时，把几味药随意拼凑起来，就可以美其名曰“方剂”的。早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有“经方十一家”，那就意味着，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医就确立了组方治病的原则，然而，直到现在，许多学中医、搞中医科研的人还是不明白：中医的理、法、方、药四个环节，核心是“方”。不是基础理论，也不是药物，而是方剂！要在临床上下真功夫，要在科研上做大文章，都要围绕着方剂，否则，就失去了重点，选错了方向。
在最初通过熟读《伤寒论》，建立了牢固的经方思维之后，几十年来，我按照伯父的教导，把读书的重点始终放在方剂上，包括经方、时方、经验方三大类。十分留意收集和运用古今有效的名方，并遵循伯父的教诲，凡是适合运用经方治疗的病证，尽量使用经方；感到经方不足以解决的，则合用或选用后世所研制的“时方”，以及民间有效的经验方。
时方、验方，是对经方的继承、补充、发展的关系，三者不应当偏废。因此，一个从事中医临床的医生，既要熟读《伤寒》、《金匮》原文，熟练掌握二百余首经方的使用标准和范畴，并不断施用于临床、验之于实践；又要经常阅读后世医家、特别是当代名家的著作，从中收集和储备大量有效的治疗方药；最重要的，还要将时方、验方也纳入到“方证对应”的思维系统中，明确这些后世方所适合的证候与病机，用以丰富自己的临床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总之，在掌握大量古今名方的基础之上，寻求每一首方剂的“方证对应”切合点，大胆运用于临床，而不是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空洞的理论探索方面，我认为这是培养一个中医临床家的重要途径。
三、回归六经辨证，掌握三分思维
迄今为止，历代中医所创制的方剂超过十多万首，经方只有269首，但经方所展示的群体的疗效，是后世方难以超越的。这是为什么？因为《伤寒论》《经匮要略》所载的经方，是东汉以前众多名医集体创造的成果，大多数出自《汉书·艺文志》中的“汤液经”。经方的形成，经历了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锤炼，是数十代医家临床积累的精华，代表了中医学体系形成时期方剂学的最高水平。换言之，张仲景不是经方的创造者，而是经方的收集者、运用者、集大成者。
因此学经方，用经方，不能看着是学习张仲景一个人的经验，而是学习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群体医家的经验，经方的疗效与一般形成时间较短、经历临床考验机会较少的后世“时方”相比，显然要高出很多。
张仲景对于经方的贡献，不在于创制了经方，而在于将经方纳入到“六经辨证”体系中，使得269首经方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发挥群体的效用。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六经辨证的方法，不仅用于辨治伤寒这种外感病，也用于辨治其他各种杂病。这意味着，对所有疾病的治疗，都是采用统一的辨证论治方法。
在王叔和整理的《伤寒论》中，尚保存了六经辨证的方法论，而在800年之后，宋代整理的《金匮要略》中，已经完全见不到六经辨证的踪影，用的是按病归类，分篇论述的方法。当代有的医家认为：“仲景以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这是一种误判！在《金匮要略》的各篇中，根本找不到系统的脏腑辨证的证据。宋代在整理《伤寒杂病论》时所造成的历史失误，导致六经辨证的辉煌成就，从此黯然失色！
上个世纪初，日本卓有见识的经方派医家，试图恢复《伤寒杂病论》的原貌，特别是汤本求真编写的《皇汉医学》，1927年一经出版，就在中国就产生了巨大影响。
章太炎曾经感慨地说：“仲景若在，则必曰，我道东矣！”此书最大的贡献，在于把《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的经方合为一体，统一在“六经辨证”之下，这是试图恢复《伤寒杂病论》原貌的一种大胆尝试。汤本求真本来是西医，中年时，因为女儿死于痢疾，痛感西医之无术，乃发奋学习中医，认为：“中医数千年来就亿万人体研究所得之病理及其药能，历千锤百炼之后得出结论，立为方剂，故于实际上每有奇效。”此书直接启迪了近现代众多名医如恽铁樵、胡希恕、刘绍武等人、包括我的伯父彭崇让先生的治学之路。
胡希恕先生说“所阅之书既多，则反滋困惑而茫然不解。后得《皇汉医学》，对汤本求真氏之论，则大相赞赏而有相见恨晚之情，于是朝夕研读，竟豁然开悟，而临床疗效从此大为提高”。汤本求真的工作属于一项开创性的建设，尚不完善，当代著名经方大师胡希恕及其弟子冯世纶等作为承继者，正在努力完成，其中还有许多难关有待突破。
为什么“六经辨证”如此重要呢？因为它来自于一种十分高超的哲学思维：“三分思维”。这是人类认识史的一次飞跃。对于疾病这种“复杂事物”，只有用建立在三分思维基础上的六经辨证，才能准确地把握住其客观规律。
中医同当代西医不同，中医属于自然哲学，哲学思维对于这门学科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一个中医临床医生，必须具有中医哲学的思维头脑，才能创造更高的疗效，否则，一辈子可能停留在一个经验医生的水平。
《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其实应该称之为“三阴三阳辨证”，即在阴阳学说的基础上，再三分阴阳，将疾病的位置、阶段、过程、性质分为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六组概念，太阳、少阴属表，阳明、太阴属里，少阳、厥阴属半表半里。
太阳病属于表证、热证；少阴病属于表证寒证。阳明病属于里证、热证；太阴病属于里证、寒证。少阳病偏于表里不和，厥阴病偏于上下寒热错杂、虚实夹杂。
请注意：这就是“三分思维”！是一种立体思维，显然高过于阴阳学说这种“二分思维”，即平面思维。《伤寒论》能够在1800年以前，对于当时发生的严重的流感，进行有效的治疗，创造了一种与现代医学完全不同的防治流感的模式，至今为止，众多的经方仍然是我们抗击流感的有力武器，与张仲景所采用的哲学思维、科学方法论密切相关。
这种思维方法，不但可以运用于辨治流感，也可以运用于辨治所有疾病。对于生命与疾病这种不断处在变动状态的“复杂系统”，建立在“三分思维”基础之上的“六经辨证”，始终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方法。
然而，后世却以“八纲辨证”代替了“六经辨证”，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和思维水平的倒退。八纲辨证的雏形，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有了，产生在六经辨证之前。然而，随着《伤寒论》在宋代以后的式微，明代医家重新归纳出了八纲辨证，并且认为：六经辨证也包括在八纲辨证之内。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八纲辨证只是一种“二分思维”，正如只知道黑与白，不知道黑白之间还有灰一样，缺少了对半表半里、寒热错杂、虚实夹杂这种第三种状态的认识，就会使得临床思维简单化，无法把握住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的复杂规律，导致临床治疗水平下降。
我在临床治病，喜欢使用经方，而经方中的柴胡桂枝汤、半夏泻心汤、乌梅丸等寒热并用的处方，用得特别多，疗效很好，学生觉得不理解。我解释说，因为大部分疾病，特别是慢性病，经常呈现出寒热错杂，虚实夹杂状态，组方必须温凉并用，攻补兼施，才能够取得疗效。这就是得益于“三分思维”的方法论。
四、强调方证对应，经方时方并举
“中医的生命力在临床”！中医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应该是一大批会看病的医生，这是确定无疑的。然而，长期以来，中医教学的内容，过于庞杂，课程繁多，抓不到要点，始终没有一条主线，没有一条清晰的思路，告诉学生将来怎么看病。大部分学生读书五年、七年，脑子里塞满了各种中医知识，毕业后一到临床，茫然失措，不知道从何处着手看病，不知道怎么选方。开出的处方毫无章法可言，自然治不好病。他们因此对中医失去信心，觉得中医的疗效靠不住，最后选择改换门庭，投奔西医。现在全国许多中医院的中医师，还是以西医为主，以中医为次，没有在中医临床方面练出过硬的本领。这不能不归咎于中医教育的失误。
中医治病的辨证体系，在最初建立的阶段，主要有两套，一个是来自于《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辨证”，一个是来自于《黄帝内经》的“脏腑经络辨证”。
作为一部临床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辨证，是知行合一的，即“方证对应”，每个证有相应的方。作为一部基础理论著作，《黄帝内经》的脏腑经络辨证，是知行脱节的，即《内经》只有辨证理论，并没有相对应的方剂。所有治疗脏腑经络疾病的方剂，都是后世所补充的。
如宋代的钱乙，就根据五脏的寒热虚实，创制了二、三十首补泻方。而李东垣、朱丹溪、张介宾等医家，每人创方都在数十、上百首。他们都是引领一个学派的医学大家，由于对《黄帝内经》的脏腑经络学说有不同的理解，其所创制的名方，呈现出斑斓驳杂、百花齐放的局面。历代医家所创制的方剂，更多达十万计，多数出自其人的临床体会，有一定的价值。多，固然是好事，但也给后人留下雾里看花，无从选择的难题。
六经辨证中“方证对应”的好处，是其确定性，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样就保证了临床疗效的可靠，学者也容易掌握。脏腑辨证的弊端，是其不确定性，因为《黄帝内经》只有证候、病机，并无方剂，后世补充的大量方剂，呈现多元化倾向，犹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没有统一标准，使人盲无所从。即使辨证对了，也不知道该选何方、何药？初学者一旦接触临床实践，就昏了头，会产生“多歧亡羊”的迷乱。
显而易见，重视《黄帝内经》的“脏腑辨证”，忽略了更加重要的“六经辨证”和经方思路教育，这是导致学生临床思维混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两千多年以来，“脏腑辨证”一直作为中医临床认识疾病的主导方法，自宋代以降，“六经辨证”，已经式微，从温病学派出现之后，“六经辨证”则更被局限到只用于外感病中的伤寒病，降格到与“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的同等位置，几乎被搁置不用。《温病条辨》则上升到与《伤寒论》同等的位置，成为现代中医教育新的“四大经典”。其实，前者只是对后者的补充，在写作体例上模仿后者，但就思维水平而言，《温病条辨》是远不能同《伤寒论》相比的。
源于《黄帝内经》的“脏腑辨证”固然重要，但源于《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辨证”，则直接来自临床，更加切合实际，更加重要。将两者相比较，在对疾病证候的动态观察方面，在整体联系的把握方面，在对疾病发展趋势和预后的判断方面，“脏腑辨证”不及“六经辨证”深刻和灵动。更何况《伤寒论》是采取“方证对应”的原则，所谓“有是证必有是方”，见到什么证，该用什么方，有极其严格的规定。而脏腑辨证则在“辨证”和“用方”之间，缺乏定向思维，有着多元选择，导致了临床疗效的不确定性。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今天大力提倡掌握《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思维和方证对应的学习方法，虽然极其重要，但并非要否定《黄帝内经》的脏腑辨证，否定后世创制的数量庞大的时方、验方。当今有许多“经方派”医家，在努力提倡经方思维和在继承、拓展经方的运用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令人钦佩。但有的人自诩只用经方治病，不屑使用后世方，这种观点似乎流于片面、狭隘，会对初学者起到误导作用。
《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辨证”，达到古代思维方法的巅峰，经方创造的临床疗效，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张仲景必然有历史的局限性，他的成就不可能终结中医临床的发展。不能笼统地说“时方”一定比“经方”差，而且也不应该在临床中只用经方、不用时方治病，这无异于作茧自缚。
优秀的时方、验方，是对经方的补充和发展。大部分“经方”之所以在“时方”面前能够显示出较大的优势，除了本身构方精炼和合理之外，更在于每一首经方，都处在六经辨证纲领的统一指导之下，与其他经方前后联系、互相呼应，形成一个有机的链条，发挥的是群体效应之下的个体效应。而时方往往只是孤立的个体，只适合于辨证论治的一个断面，这是“后天不足”所造成的。
然而，许多时方与经方同样，也具有高超的构思技巧，也具有不错的临床疗效。我们在学习和运用时方的时候，如果有意识地将其纳入到“六经辨证”的思维方法中，采取同经方一样的“方证对应”的原则来理解和使用，则能够大大丰富和补充经方的不足，创造更加广泛、卓越的疗效。从我自己几十年来读书临床之路来看，这种学习方法是切实可行的。
还要指出的是：一个优秀的临床医生，绝不能轻视单方、验方。这些具有简、便、廉、验的处方，往往出自民间和名医的经验积累，非常珍贵，每方多数只有一、两味药，以辨病为主，不必辨证，容易掌握。本草著作中对每一种中药治病效果的认识，其实就是从单方、验方的使用开始积累的。俗话说：“单方气死好郎中”，“一招鲜，吃遍天”，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伤寒杂病论》中不仅有269首经方，还有好几十首单、验方。我国现存最早的验方集，是东晋葛洪的《肘后救卒方》，这本书，相当于一部古代危急重症的救疗手册，历代医家都很重视。我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节目中，介绍感冒和流感初起，可以不辨寒热阴阳，只要发热、无汗，统统可以使用一首“千古名方”，哪怕高烧40°C，一碗药喝下去，往往“一汗而愈”，指的就是《肘后救卒方》中的“葱豉汤”。这首方只有两味药：葱白，豆豉。
用青蒿一味药治疗疟疾病，也是《肘后救卒方》最早记载的。根据今年9月12日的报道，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教授因为发明青蒿素，获得美国2011年度临床医学拉斯克奖，这是中国医药界迄今获得的至高荣誉，30多年前，她从《肘后救卒方》中，找到几首治疗疟疾病的单方，最后选择了青蒿做试验。试验了许多年，总是无法从青蒿中提取出青蒿素，后来又从《肘后救卒方》中的记载“青蒿一握，绞汁”中领悟出，青蒿素需要低温提取，不能加热。现在有人说：“这不是中医的成果！”如何看待？
客观地说，这种从天然植物中提取生物碱或某种有效成分的方法，的确是西医使用了两百多年的常规手段。比如治疗疟疾病最早的原生药物，是金鸡纳树皮，这是南美洲印第安人在遥远的时代，从当地的猴子那里学来的，用于治疗疟疾病发高烧。17世纪，欧洲人学会了用这种药，后来从中提炼出金鸡纳霜，弄清楚了其化学结构之后，利用大规模工业生产，制作出了奎宁，奎宁的名称就是从金鸡纳霜的印加语翻译过来的。奎宁曾经是治疗疟疾病的王牌药，使用了两百多年，如今产生了耐药性，而疟疾病仍然没有被消灭。
屠呦呦从青蒿中提取青蒿素，从方法论来看，当然与从金鸡纳树皮从提炼奎宁碱，如出一辙，至于青蒿素今后是否也会像奎宁一样出现耐药性和副作用吗？我认为：这是必然的。因为这仍然是建立在对抗治疗之上的线性思维方法。不断否定，又不断创新，就是西医和当代科学的特征。不管今后如何，青蒿素的发明，目前毕竟挽救了数百万疟疾患者的性命，这是最现实的。但在青蒿素的发明过程中，是从中医古籍《肘后救卒方》中找到根据、受到启发，也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中医治病的思维层次，有“术”和“道”的不同：如果只会用几个单方、验方治病，哪怕是号称所谓“祖传秘方”，尽管也可能有效，充其量是停留在“术”的水平，范围狭窄，疗效有限；如果懂得辨证论治，用方得当，就可以上升至“道”的高度，治病的范围广阔，能够获得普遍的疗效；如果能够把“道”和“术”有机结合起来，既会“识证”、“用方”，又能够精选一、两味对治疗某种病有特殊疗效的单方、验方，融入对证的方剂中，则可以达到至高的境界。
许多古今名医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代科学，仅仅在“术”的水平，对单味中药的研究，就能够让屠呦呦教授获得最高临床医学奖，如果当代科学，在方法论上进一步提升、发展，上升至“道”的水平，对中医的方剂甚至整个中医药体系，进行突破性的研究，将为人类的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创造出何等伟大的奇迹呢？我们憧憬着这一天！
更要指出的是：为了培养一个全面的中医人才，中医的各门课程，都应当学好，包括医学史、医古文、中医基础、中医诊断、中药、方剂、经典著作、各家学说、临床各科、针灸推拿、养生保健，也包括必备的西医知识等等。但作为高等院校的教育管理者，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我们培养的对象，是未来的医生。为了使受教育者毕业后，能够开方治病，迅速在临床上站稳脚跟，在安排各门课程时，必须突出重点，必须给学生指出一条临床成才的正确方向，让他们能够充分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沿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不至于被各种知识充塞了脑子，将来一到临床，就晕头转向，找不到治病的方向。
因此，强调《伤寒论》对于中医临床的指导作用，强调学习和运用经方的价值，以方剂为重点，把经方、时方、验方统一在《伤寒论》“六经辨证”、“方证对应”的方法论之下，在全面学习其他中医知识的同时，突出中心，抓住要害，善于引导，不失为培养中医临床人才的一条捷径。
“不增不减”，这四个字说起来很轻松，看起来很容易，可是真正做到却很难。
如果有人说自己讲的《伤寒论》是不增不减地回归到张仲景的本源，那么所有的“专家”一定会说这个人是个狂人。大脑在认知事物上本身就有缺陷，无论你多么自以为是地认为公正客观，都很难保证真正公正客观，即使是师徒之间口传心授，也很难保证徒弟能不增不减地完全继承师父教授的东西，更何况我们与张仲景时隔 1800 多年，仅凭这残缺不全的《伤寒论》如何能不增不减学到张仲景本意？读者朋友在认识这个问题上先别着急，且看我下面慢慢讲，您放松下来看。
请大家先跟我思考一个问题，《伤寒论》只是 1800 多年前一名医生记录自己看病方式的书，我们却奉为经典，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在《伤寒论》出现之后的上千年里再没有出现一本书能超越或取代它的地位？难道中医学在千百年里就没有进步？医学的发展永远只有一个目的：找寻疾病的真相。为了这个真相现代医学不停地否定前人的认知，以期更接近真相。如果千百年来的医家不是盲目崇拜，那么《伤寒论》成为经典只能是一个原因：张仲景找到了疾病的真相，而《伤寒论》所记述的就是疾病的实相，这个实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伤寒论》是否真的记录了人体的真相？张仲景在序中说到读完《伤寒论》后应该达到的医学造诣，“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从这几句话来看张仲景对自己所说是很自信的，读完《伤寒论》后应该能做到的最基础的是看清楚一切疾病的源头，如果看不清疾病的源头却企图取得高疗效那是不可能的，看清疾病的真相是学习《伤寒论》最重要的目的。如果说学好经典能够包治百病，或者治一个好一个那是不可能的，这不符合医学规律，但较稳定的高有效率和治愈率是可以做到的，看清疾病的根源是能够做到的。
如果说古人发现了真相，我们就需要探讨古人是如何发现真相的。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现代医学还远远不能达到看清疾病真相的地步，那在没有任何仪器和解剖并不发达的古代，当时的医生如何能看清疾病的真相？医学是客观严肃的事，我不相信史前文明、外星文明、超能力之类的推测，但可以从经典中找答案。《黄帝内经》的第一篇《上古天真论》告诉了我们答案，篇中记载上古有真人、至人、圣人、贤人，他们虽然在境界上有不同，但这四种人都是得道者，这个“道”是真理的代名词，只要是得道者自然而然就知道疾病的真相。那如何成为得道者，或如何处于得道的状态，就是能看清疾病的关键。
“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
“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
“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
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
很多人一听“得道”两个字便望而却步，以为得道要掌握无数倍于常人的知识，或以超越常人的方式来训练身体，那就大错特错了，不要相信小说中的境界和修炼方法，那些都是虚构的。
上古圣人教的得道方式很简单，“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
简单说合于道的方法就是放松下来，放下身体与头脑的一切紧张，让身与心尽可能地放松，人的气血才可以在体内无障碍地流通。在这种最放松的状态下好好生活，好好工作，好好吃饭，在最放松的状态下与天地万物互动，远离任何让自己紧张的虚邪贼风，不放纵嗜欲，适时地躲避淫邪。这是人体最自然的状态，即合于道的状态，“道法自然”。在这种自然状态下可以自然地知道疾病的真相，在自然状态下所观察到的疾病真相，就是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所记载的真相。也就是说在最放松的状态下看到病人，自然会知道这个病人就是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某几段文字所描述的病情，用《伤寒论》来印证我们的心，只要看到的病情与张仲景所描述的一致，不增也不减，大概就可以确定自己学习中医已经上道了。当看到的病情与张仲景描述的有隔阂，需要或增或减来解释，或更有甚者要强迫自己相信这个解释，这就说明错了。只有不增不减地学习《伤寒论》，心才会越来越明了，越学越接近真相。
中国人发现真理的过程与西方人不同。西方人把全部精力用于记录所观察到的客体的每一个细节，他们分门别类精细地观察着人体，谨慎地分析着人体的每一个微细表现，这样的精细观察打造出一个强大的基于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的医学体系。中国人在观察人体的时候是从自己入手，中国人发现真理之所以不能够彰显，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够明亮，如果我们的心像没有灰尘的镜子，自然就可以不费力气地映照出人体的真理，就如同平静的水面可以清晰地映照出一切外部景象，如果水面总是波澜起伏会看不清。因此中国人的学问是从静心开始的，静下心来观察人体，就能发现人体的变化规律，这个规律就是道，顺应这个规律去干预人体就是中医。
因此中医没有在人体表现的细节处做文章，而是在静下心来客观地观察人体与自然的规律，经典的几乎所有篇章记录的都是规律。我们从《黄帝内经》的头一章开始往下看，《上古天真论》记录了男人和女人一生的身体变化规律，《四气调神大论》记录了每一年天地四时的变化规律，《生气通天论》记录了人体阳气的规律，《金匮真言论》记录了五脏的规律，《阴阳应象大论》记录了阴阳的变化规律……只要静下心来，我们就能在经典的指引下看清这些规律，并学会顺应规律。在古人的思维里，圣人发现了天地间的规律，就是道，他们把规律记录下来的书就是经，不同的经记录道在不同方面的应用。我们没有圣人的心境，我们可以通过反复读诵经典，一是可以运用经典中记载的规律为他人服务，二是通过体认这些规律，来提高自己的心境，以使自己合于道。
请大家一定警惕，真正放松走在求道上的人，不会逃避世界躲到大山里不与世界来往，只有紧张与恐惧才会让一个人放弃看世界，放弃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放松下来的人会“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会很放松地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非逃避，更不会给逃避找一个看起来很清高的理由。
另一种也不是求道者的心态，即用一个圣人的行为来要求自己，给自己制定严格的标准，让自己的每一个行为都做到圣人般的完美，这样的人即使在众人的眼中光彩夺目，尽善尽美，他也不是个求道者。圣人的美是静下来自然呈现出来的美，任何的做作都远离了道。
我们用头脑去推测，去臆断，不可能看清疾病的真相，也根本不可能不增不减地学习《伤寒论》。只有回归心的本源状态——恬淡虚无，我们才能看清疾病，读懂圣人。“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张仲景有一颗同于道的心，故他得到了看病的真理，我们若要获得这真理，必须要在这颗心上努力，同气相求。张仲景就是在这个心的状态下看病并写成了《伤寒论》，我们也只有在这个心的状态下才能真正体会出张仲景的用意。
在与师弟师妹一起交流学习的过程中，我总结出一条个人认为无比宝贵的经验：只要人的心不处于放松的近于道的状态，即使告诉他你千辛万苦从经典中体会到的真理，他也不会接受，或者即使当时接受，回家后一定会用自己浮躁的大脑改造这简单的真理，或者接受了也不重视。总之无论你多掏心掏肺，都不能把经典这至简至真的真理传授给一个浮躁的学生。如果一个人的心很安静，你会很愿意与他交流，给他传授经典知识一点就通。而且多数情况他们自己都已经在经典当中隐约知道了答案，只需要你轻轻引领，他们便很轻松地学会了。我现在越来越能理解《黄帝内经》中凡是岐伯或黄帝要传授至简至真的真理时，都需要学生先斋戒。斋戒只有一个目的：使心安宁，回归自然。因为对于一颗浮躁的心，传授医道是在“慢泄天宝”每一个学中医的学生都要保持住恬淡虚无的心，这颗心是成为明医的种子。保护好这颗心，时时呵护这颗心，让它如水般柔软慈悲：在遇到困难阻碍时既不对抗也不屈服，轻轻地穿过各种阻碍；在有所成就时不骄傲，静下来继续成长；在遇到打击时能够足够坚韧，不卑不亢。保持住最珍贵的初心，多读经典，默默地读诵，自然而然种子会发芽，开花，结果。
总是有人问我学中医最重要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永远是守住这颗恬淡虚无的心。静下心来，就知道经典是最宝贵的财富；静下心来，就知道经典所说的就是人体的实相；静下心来，就知道任何紧张的努力都是南辕北辙；静下心来，就知道我们应该静下心来，不受各种诱惑，默默地读经典，就这样自然的发芽，自然的开花，自然的结果。中医没有秘密，一点都不神秘，最大的秘密就是保持心的“上古天真”，这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