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层面无大错的伐吴为何危机频现？刘备的事业真的足够坚固吗？
从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征张鲁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获得全胜，汉中已经历了长达四年的大小战争，而曹操撤退前更是将汉中人口全数迁走。在没有充分休养生息之前，此地根本不可能作为北伐基地。汉中之战后刘备率主力撤回，只留魏延扼险驻守，多半是因为汉中残破，无法留屯大军。换言之，当时群臣劝谏刘备伐吴不如伐魏，恐怕更多只是一种托词，是用尚遥遥无期的北伐换取刘备放弃眼下追究东吴附逆、袭取荆州的越红线问题。执意要伐吴的刘备，反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贯彻蜀汉立国理念。从诸葛亮后来感叹“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来看，至少在坚持维护汉室正统的政治理念层面，刘备集团的核心成员实际对征吴并没有强烈反对，让他们悔不当初的仅是在具体操作时不幸遭遇了“倾危”。
不过，伐吴在政治上并无大错的事实，并不能掩盖刘备在战略决策的重大失误。蜀汉集团在短短三年之内，不仅在地盘上大为缩水，更损失了大量的精兵强将，使得整个政权面临生存危机，并不是德薄德厚问题，而是与他在战略抉择、政治手腕方面不足密不可分。刘备死后，被誉为“楚之良才”的长水校尉廖立就对他的整体战略有过严厉的批评：“昔先帝不取汉中，走与吴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既亡汉中，使夏侯渊、张郃深入于巴，几丧一州。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
《彩绘三国演义·先主征吴赏六军》，近现代，金协中，国画
廖立提到的事件，都是刘备在最辉煌“翻飞梁益”阶段出现的重大危机：建安十九年（214）底，刚夺取益州的刘备就和孙权因为荆南三郡（长沙、桂阳、零陵）归属爆发了危机，双方剑拔弩张对峙近一旬，后因为曹操征汉中相互妥协，以湘水为界瓜分了荆州；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平定汉中，蜀中人心惶惶，张郃一度南下宕渠（今四川渠县），直接威胁荆州和益州的联系，刘备派张飞与之相持近两月才将其击退；而“后至汉中”等语，则就指建安二十三年（218）春至二十四年五月，刘备虽全取汉中，但却丢失荆州、上庸等战略要地。
如此多的危机鲜明地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便是在刘备最辉煌的时刻，他的事业也没有后人想象得那么巩固，依旧处于如履薄冰的状态。此时刘备的资源根本无法同时应对来自北、东压力。哪怕两家没有合谋，仅是轮流制造危机，都足以让季汉集团陷入疲于奔命的窘境。处于如此恶劣的外部环境，不管刘备是否真心想消灭各处僭逆势力，达成匡扶汉室的政治初心，现实都不允许他多面出击，需要坚持《隆中对》中提到的联孙抗曹战略。也就是说，他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搁置自己维护汉室正统的意识形态，默许孙吴割据共存的现实。然而从事实来看，在“翻飞梁益”阶段，刘备心态有所膨胀失衡，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处理欠妥，激化了矛盾，最终导致在大好局面之下遭到盟友背叛的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