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华县高塘匪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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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高塘匪患
《重修华县县志稿》曾载:“民七(民国七年即1918年)，高九(指高塘地区九里)匪最猖獗，涧峪、箭峪、鸡子山、半截山等常为巢穴。民十七(1928年)后，又与渭北团匪，暗相勾结，致高九各村，无日不饱警风鹤。”当时有民谣曰:“抢了不要报(报案)，没抢不要笑，若到冬腊月，家家都会到，除了碾子和磨子，破铜烂铁不放过。”可见这一时期匪患对高塘地区危害之严重。
高塘塬南山麓
高塘地形复杂，南有秦岭多条峪道，山高林密，沟幽谷深。北部黄土台塬横亘，峁梁隆起，沟壑纵横，成了山贼强盗藏身之地。他们昼伏夜出，劫掠不断。高塘地区之匪患多为股匪和散匪。“股匪”以沿山一带活动的吴振彦、高虎娃等危害最大，出没时一般七八人，多时数十人，主要盘踞沿山峪内，出山抢的区域较大。打家劫舍、拉票勒索、杀人放火、淫害妇女、掘墓盗财；“散匪”两三人或三五人，混迹村镇，单独拦抢或结伙强抢，专事拦路抢劫、破门入户盗掠、恐吓欺诈勒索等勾当，活动范围较小，多在较近村舍。拦路抢劫常发生在通往渭南的强余坡、通至赤水的洪水沟和通往县城的东川口与十里瓜坡；“团匪”有时数百人或上千人，华县当时少见。但1938年3月，渭北巨匪王结子(乾县匪首)与华阴匪首杨俊杰诸匪勾结，多次到高塘疯狂抢劫。起初仅百余人，多在夜间行抢，后来竟达千人以上，有时多达三四千人不分白昼黑夜。他们搜烟土、抢钱财、拉人票、烧民房，猖狂作案，气焰十分嚣张。高塘九里稍有家私的，竟不敢在家安身，有的携带细软避难于赤水、华县、渭南。当时省、县派军、警清匪，时任华县县长的吕向晨亲自带队，由华县、华阴、渭南、兰田等县联合剿匪。经过三次集中围剿，历时四个月，毙匪数十名，缴械百余支，其余各匪方才哗散，高塘的匪患才暂为解除。
匪患猖獗期间，作恶多端，人心惶恐，兹略举数例便可窥高塘匪患大概：高塘东阳江村一李姓人家，夜遭匪抢。土匪将主人捆绑吊拷、酷刑相加，逼索银元金条。主人坚不吐实，匪众挖墙掘地、翻箱倒柜，终未得手，遂将主人活活烧死；东阳西强余坡又一李姓人家，深夜土匪来抢，李老汉准备登墩楼(用于防匪的高层建筑物)抵抗，被匪徒抓住，酷刑拷打，索要大烟土。李老汉闭口不语，土匪又将其两个儿子抓住，严加追问，儿子本不知道烟土所藏底细，无以招供。土匪一无所获，竟将老汉和两个儿子一起杀害，这是何等残酷；还有北侯村一侯姓人家，强盗深夜破门而入，对主人施用香烤、油烧等酷刑，主人实在忍受不了招供后，土匪抢得一些金银饰物。匪徒出门离去的路上碰到一个熟人，恐自己的匪行败露，竟将无辜的熟人残忍杀害以封口，杀后抛尸荒野。
高塘塬北台塬
对愈演愈烈的匪患，当局及民众也进行过一些有限的清除。大革命时期，高塘农民运动一度轰轰烈烈，各区、县、村纷纷成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反贪官、斗土豪、剿土匪，筑墩造堡，起到较好作用，并惩治了一些豪强、恶霸、土匪，社会秩序有所好转。
原文来源：《话说高塘塬》主编 秦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