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云乡‖ “文化古城”简说（上）
“文化古城”这一词语，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是在一个历史时期中人们对北京的一种侧重称谓。其时间上限是一九二八年六月初，盘踞在北京的北洋政府最后一位实权者张作霖及其国务总理潘复逃出北京开始；其时间下限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七”事变之后，宋哲元率其部属撤离，北平沦陷为止。中间十年时间，中国政府南迁南京，北京改名“北平”，这其间，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中心均已移到江南，北京只剩下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宫殿、陵墓和一大群教员、教授、文化人，以及一大群代表封建传统文化的老先生们，另外就是许多所大、中、小学，以及公园、图书馆、名胜古迹、琉璃厂的书肆、古玩铺等等，这些对中外人士、全国学子，还有强大的吸引力……凡此等等，这就是“文化古城”得名的特征。
这个时期，前后苟安了十年，约略可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前期，即由一九二八年六月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前。北京自明代永乐年间到张作霖大元帅时，一直是全国的京城，政治、经济、文化，后来又加上外交，这些中心都在北京，绵延了五百多年，虽然不断改朝换帝，但聚拢了一大批为这些中心服务，赖以为生的人，政权一旦南移，北伐时，南方早已成立了国民政府，张作霖的国务总理潘复一跑，南军一进北京，这些大小衙门的人就没有人管了，一时惶惶如丧家之犬，出现大批的失业大军，《梁启超年谱长编》引民国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与思顺书》道：
“北京一万多灾官，连着家眷不下十万人，饭碗一齐打破，神号鬼哭，惨不忍闻，别人且不管，你们两位叔叔，两位舅舅，一位姑丈都陷在同一境遇之下……京、津间气象极不佳，四五十万党军屯聚畿辅（北京城圈内也有十万兵，这是向来所无的现象）。所谓新政府者，不名一钱，不知他们何以善其后。党人只有纷纷抢机关、抢饭碗（京、津每个机关都有四、五伙人在接收）。新军阀各务扩张势力，满街满巷打旗招兵……”
这是新旧交换，混乱时期的情况，六十多年前，我还很小，还未到北京，而信中所说的“新军阀”，主要指阎锡山、冯玉祥等人，打着小方白布旗，上写“招兵”二字的招兵者，虽乡间亦到处可见，亲戚长辈中任阎军官者甚多，这时期都驻扎北平。在此同时，文教界也在进行再分配的角逐。引两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的资料，任鸿隽致胡适信中说：
“静生先生的死去，的确是北方教育界的一个大损失……范先生死后，他的北京图书馆长一席不是‘出缺，了吗？在这个‘灾官’满地的北京，对于这个位置逐鹿者的众多，你可想而知了……”
另一封卫聚贤写给胡适的信中云：
“北京确下，第三集团已入驻北京。清华校长问题因之发生，日昨与外交部某友人谈清华校长问题，他说外交部方面欲委查良钊（现河南教育厅长，前北京师大校长），生略露先生长清适宜，他说先生向与西北军（冯）不接头……今日见钱端升先生，他说清华校长还无人提及讨论过……生云将来由何处委，他说由大学院委，不由外交部委……”
举此“二斑”，可见当时文教界人事上之争夺情况。清华校长，在北洋政府时期，历来归外交部委派。但北伐之后，南京在教育部外，又成立了以蔡元培为首的“大学院”，想统管全国大学教育，各处成立大学区。后来李石曾北来，成立了“北平大学区”，想连“北大”也统到大学区内，“北大”反对，为此停课一年，后来“大学院”形同虚设，只送文化名人一些干薪，如鲁迅在上海，有个时期，每月就收大学院薪水三百元。李石曾的“北平大学区”，最后也取消了,只剩下一所组织起来的“北平大学”，各学院八九年间毕业了不少人，都领的是北平大学的文凭。
第二阶段是“九一八”之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蓄谋已久的占领东北的侵略战争，这日晚间在沈阳发动。王芸生《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一书此日记事云：“日军的枪炮声揭开了后来持续十五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序幕。”从整个战略形势上来说，的确如此，但从战争的节奏来讲，中间还有间歇的时间，还未危急到文化古城，战火还未燃烧到北京。
当时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以及无力抵抗的形势，东北三省、后来又加上热河，实际四省沦陷了。《我的前半生》的作者溥仪由天津日租界张园匆匆跑到东北，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建立了伪“满洲国”，东北沦陷，自然给文化古城以极大震动。使从灾官满城、遑遑不可终日的状态刚刚安定下来的北平，又骚动沸腾起来。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文教界、学生中抗日运动的高涨，到南京请愿，要求出兵收复失地，抵制日货等等。二是东北爱国人士大量入关，青年学生亦大批流亡到文化古城就读，连东北大学也内迁到北平。北平人口逐年增加：一九三二年增至一百四十七万三千多，一九三三年又增至一百五十万四千多，一九三四年增至一百五十四万八千多，至“七七”事变时，已增至一百五十五万六千多。
东北、热河逃亡来古城的人，也带了一定数量的资金，促使文化古城在政府南迁、市面萧条的情况下，开始稍有转机，市面上又稍微繁荣一些。而各个学校，也增加了不少东北籍的流亡学生。各个中学及私立大学中增加的更为明显，东北口音的同学到处可以遇到。
第三阶段是一九三三年“塘沽协定”之后。继东北沦陷之后，一九三三年二月日本侵略军进攻热河，热河很快沦陷。日本侵略军东北方面早到山海关，现正北方面又到了喜峰口，文化古城的形势更是危在旦夕了。不过究竟还没有打过来，还是中国主权，还是“北平特别市”。很快何应钦、黄郛北来，与日本梅津在塘沽达成了“塘沽协定”，自然是进一步丧权辱国，给日本以华北更多的利益了。但又取得了文化古城的暂时苟安。
一九三三年六月钱玄同写给胡适的信说：
“我和劭西、子书三人定于六月九日（星期五）午十二时请你到广和饭庄吃一餐饭，名为饯行……我从热河沦陷以后，约有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之事。我并非以国难不能吃饭为名高，实缘彼时想到火线上的兵土以血肉之躯当坦克之炮弹，浑噩的民众又惨遭飞机炸弹之厄，而今之东林党君子犹大倡应该牺牲糜烂之高调，大有‘民众遭惨死事极小，国家失体面事极大’之主张。弟对此等惨现象与新宋儒，实觉悲伤与愤慨，因此，对于有许多无谓之应酬，实不愿参与。盖一则无心谈宴，一则实不愿听此等‘不仁的粱惠王’之高调也。自塘沽协定以后，至少河北民众及前线士兵总可以由少惨死许多乃至全不遭惨死，故现在不再坚持不饮宴之主张了。”
这代表了一些好心人士的保守看法。但强敌当前，中华民族惟有抗战的一途，暂时的妥协，苟安于一时，是无济于事的，三年之后便是“七七”事变，全面的抗战，更大的牺牲开始了。
这其间文化古城的形势：一方面东北的流亡学生、各界人士仍因交通条件便利及生活水平较低，不断来到古城定居、上学；另一方面也有不少条件更好的人看到古城日渐危险，纷纷南迁，住到上海租界中去，托庇于英美势力，以求安全。
国难当头，学生爱国热情更加高涨。南京政府派宪兵三团驻在北京，加紧政治镇压，一时冤狱纷纷，知名人士有“民权保障同盟全国委员会”，北平则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之设，靠这些人的声望，忙于营救一些冤狱中的无辜者。
但尽管如此，战火尚未烧到古城，这座文化古城还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教书的还照常教书，学生还照常上学，研究学术的人还照常研究……自然，混混沌沌的人还照常混沌，玩乐的人还照常玩乐，芸芸众生则还是芸芸众生……。《胡适来往书信选》载有一九三三年一月下旬榆关战事吃紧时单绍良写给胡适的信云：
“十九日抵汉口，此间秩序虽称安宁，而社会早成凋敝。文化方面除武汉大学外，殆无可言者。承介绍见王雪艇先生、周鲠生先生……各教授皆信报纸谣传北平各大学生逃尽，教授避难，榆关事件更不知演至何种地步，等语。生向彼等解释北平教授并无避难之事，学生虽有离校者，亦系寒假惯例，并不足怪，且平、津在种种关系上日人亦断难急攻，教育界为社会之表率，断无如此张皇之理……”
这是当时南方谣传和古城实际情况不同之处。不过在此种形势下，任何个人都无力改变，“愧无半策匡时难”。对于掌权的人说来，那还可以求全责备，而对于一般善良的老百姓来说，既不能全部当大）9队上前线，那也还得照常生活，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时政治中心、外交中心，已移到南京；经济中心，已移到上海；上海有租界地，环境特殊，文化斗争的前哨也已移到上海；北京剩下古城一座，故宫一院，琉璃厂一处，西山一脉，教授、文化人一伙，学生一群，学校多所……经费问题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每月截留天津海关银三十多万（当时全国外贸，上海占百分之五十，天津占百分之二十。但天津出口多于进口，是银行收进外汇的重点。海关税收也有保证）。另中基会基金二千万元，以一分利计，每月有二十万元。各教会拨给教会所办大、中、小学的经费，每月也在二三十万之间，尚有中法庚款基金等等。尚有地方收入的少量拨款，这些款项保证了古城中文化教育事业的经济命脉。自然比之于各路军阀所豢养军队所用的经费来，那是少得可怜了（当时军队每个列兵月饷七元半。每养一师兵，平时不打仗，每月经费也在二十万元左右。远远超过北京大学的经费了。只一个韩复榘：就有十几万人，等于十个师）。
不过虽然不多，也还有保证，加以物价十分便宜，劳动力也十分便宜，一个知识分子，不要说月入二三百元，即使七八十元、百来元，家中有个三五口人，也还可以不愁生活，有余力买点书，请个保姆。因而没有什么大野心的人，想读读书、作作学问的人，也就不想再到南京、上海这些地方去争名夺利，站在斗争的风浪口去拼搏，而在文化古城中静静地读书了。人际关系，虽然也有些利害争夺，但究竟较之政治、经济漩涡中要好得多。北大、清华、师大、燕京、辅仁等这些名牌大学，这几年中，校长都坐的很稳，没有哪种力量来故意制造风潮，赶他们下台，这便是明证。鲁迅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北归时写给上海家中的信道：“我到此后，紫佩、静农、寄野、建功、兼士、幼渔，皆待我甚好，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力之邦是看不见的……”又道：“旧友对我，亦甚好，殊不似上海之专以利害为目的，故倘我们移居这里，比上海是可以较为有趣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