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精赏系列 | 薛元明：别样的“魏晋风度”——《王丹虎墓志》赏析

《王丹虎墓志》（拓片）

王荟（生卒年不详），字敬文，东晋琅琊人。王导（276-339）第六子，王珣之叔，与王羲之（321-379）是堂兄弟，史载王旷乃羲之父，王羲之为王导之侄。王荟历官吴国内史，后转督浙江东五郡左将军，会稽内史，进号镇军将军，加散骑常侍。王荟当政之时，连年饥荒，饿殍遍野，其以私米作稠粥，济活甚众。一生恬淡虚静、不竞荣利。书法承家学，尤善行书，运笔挺秀、淡雅疏逸，与其人品相近。南梁庾肩吾《书品》评其书云：“动成楷则，殆逼前良，见希后彦。”辽宁博物馆藏有摹本《疖肿帖》，见《大观帖》《真赏斋》《停云馆》等丛帖。对照《疖肿帖》来看，风格近“二王”一路，观此《王丹虎墓志》，则判若两人，天壤之别，很难想象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据现有考古发现，墓志起源于秦汉时期，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区出土有建陵刑徒工匠砖瓦葬铭，首开先河。东汉时期，出现了墓砖、墓门题记、刑徒砖、画像石题记等存于墓中之文字铭刻，具有墓志性质。一直到东汉末年，由于墓碑盛行，在墓中埋设墓志的做法并不普遍。魏晋时期，由于经济凋敝，官方严禁墓前立碑，从而使得埋入墓中的小型墓碑数量增加。东晋时，南方墓葬中已经常使用墓志。一般志石平面呈正方形，志盖多呈顶形，只有少量长方形和异形。方形如江苏南京出土的咸康七年（341）《王兴之墓志》，有些是长方形砖志，如本文所列《王丹虎墓志》。所录有固定格式，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和家世谱系，记录死者的卒年、葬日，有的内容则极为简略，甚至只记载死者姓名及卒年。

据史料记载，《王丹虎墓志》东晋升平三年（359）刻，1965年在南京北郊象山出土。为印有粗绳文之长方形青灰砖志。文字共5列，每列10至14字不等，共65字，释文为：

晋故散骑常侍特进卫将军尚书左仆射都亭肃侯琅耶临沂王彬之长女，字丹虎，年五十八，升平三年七月廿八日卒。其年九月卅日葬于石，在彬之墓右。刻砖为识。

形式上与《始平公造像》类似，朱文阳刻，且带有界格。虽然在字形中夹杂了篆、隶、楷等多种元素，形体较驳杂，但最终获得统一，正如秦汉印中“田”字界格的作用，针对文字进行“强制性统一”，产生了特殊的美。全碑结构工稳、方圆兼融，存篆隶遗意，短捺画较多且捺角方，转折处多圆转，如“军”“都”等字，有点类似《灵庙碑》，某些结体近《宝子碑》，如“彬”“之”等字。因为界格关系，字形大小对比不是太悬殊。在处理疏密关系上，只是利用字形大小在方格中构成自然对比，局部处理如“年”字横画，左侧填满而右侧留空，起到了调节作用。

朱文阳刻和白文阴刻相比而言，和篆刻有类似之处，按照笔者肤浅的经验来看，白文难度大而朱文相对较易，白文是去掉字迹部分，朱文则是留下字迹，相对来说，朱文在更大程度上可以保留作者字迹。汉印从来很难知道作者，如今这些看起来精美超妙的印章创作有无文人的参与？魏晋时代的墓志，一般都是文人书毕而工匠进行“再加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貌，二者的合作创造了时下所能见到的各种魏碑作品的风貌，此《王丹虎墓志》也不例外。尽管有记载说明乃王荟所作，但在碑文中并未直接署名，会不会也是合作的结果？魏碑有不署名的习惯，即便有署名的作者，书史中的介绍也是寥寥数语。由此可见，真正的艺术之源在民间。

《王丹虎墓志》与《王兴之夫妇墓志》相较，更为苍劲，也不同于《宝子碑》和《瘗鹤铭》，别有一种风范，是南碑中的代表作。南碑虽然在数量上比起北碑来说要少得多，但有异曲同工之妙，康有为早在《广艺舟双楫》中就对阮元观点加以批评：“《龙藏寺》之虚和婉丽，何尝与南碑有异？南碑所传绝少，然《始兴王碑》戈戟森然，出锋布势，为率更所出，何尝与《张猛龙》《杨大眼》笔法有异哉？故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此碑出土较晚，保存完好，对于研究东晋书法有很大的价值。

（原文刊载于《中国书法报》2021年1月12日第302期3版）

来源：中国书法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