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重庆一中知青在巫山县照相馆合影（第二排左3为笔者）
1969年，重庆一中知青在巫山县照相馆合影（第二排左3为笔者）1969年10月，我将满16岁。东方红108号轮船从重庆朝天门码头出发，载着我和重庆一中的同学去巫山县插队落户。巫山县城长江对岸是南陵峰，南陵峰下有南陵公社南陵四队，我和艾春波、王小妹到这里当知青。队长欧隆未喜欢“喝二两”，他扯起嗓子向围观的社员吼着介绍：“这几个知青的父母都在中央工作（欧队长知道“中央”在城里，所以他敢肯定从城里来的就是“中央”来的），她们这么小就从那么好的地方到我们这里来，蛮可怜的，我们要好好待她们！”后来得知，为安置知青，县知青办公室给下面做过好多思想工作，并不是每个生产队都愿意接收知青。在巫山这个极端贫瘠的地方，想活下去就得把锅里碗里那点吃食看紧，添口进人的事社员们都是眼鼓鼓的监视着，弱智也知道收下三个无劳动力的小女生，无疑是摊上三个大包袱。欧队长是忠实的共产党员，他坚决听党的话收留我们。他仗着酒后胆子说服社员们相信，我们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派来抢口粮吃的，生产队接收我们会得到国家拨的知青安家费，而三个人的钱实际只需安一个家，会有两个人的节余。欧队长很有才，他先以中央的高度，又辅之人性的同情，再以安家费为润滑剂，使社员们认可了他收留我们的决定。最初，我们和欧家老奶奶住在一起，那是一间没有窗户的老屋，伸手不见五指，屋里的布局看不清，只知道每晚用凉棍在角落搭铺睡觉，早晨撤掉。屋里有小阁楼，欧奶奶有时摸索着从木梯爬上去，从上面的什么地方摸出几个红橘发给我们，她不时在黑夜中咳嗽吐痰，伴着长江水给我们聊些从前的事，我们不太听得懂，也不关心欧家那些事儿。不久，我们住进了青瓦土墙的生产队保管室。保管室有三间房，我们占用了堂屋和一间厢屋。堂屋角落砌了一座灶，灶上的锅大得像伙食团用的，三人每顿的食物煮在里面空空荡荡，锅内常是黄锈斑斑。睡觉的厢屋墙上开有一个小窗，屋顶安了一片亮瓦，地上挖着硕大的地窖，是生产队贮存红苕种、洋芋种的。我们在地窖上搭一条木板，过此坑有过独木桥的晃悠胆颤，时间一长便也如履平地了。一天，王小妹突然消失，从地底下传来的声音使我们醒悟她去了地窖，探头向黑洞，果见遁土的王小妹在地洞中骨碌碌转着两眼，她还没明白过来自己到了哪里，赶快搬开木板，把她打捞回地面。生产队人多地少，土质贫瘠，又多是五十度左右陡的坡地，只能种些杂粮。劳动叫“上坡”。在坡上挖土往往要屁股朝天倒着挖，把下面的泥巴往上面刨，不然土块就会跑到长江里去了。干瘦瘦的土地是集体的，干筋筋的农民在上面集体劳作，自然条件的恶劣使农民付出十分力得到三分物，生存实在很艰难。一年到头，我们跟在农民屁股后面随季节变换干各种农活。队长说，当农民要练就“三得”：晒得、饿得、累得。冬天，长江退水让出大片沙滩，大麦可以种了，两人一组，前面一人拿锄挖坑，后面一人撒种子。种子的撒法有个诗意的名字：“双飞燕”。撒种人右边背一小兜种子，左边背一撮箕灰粪，粪是用柴灰拌的猪屎人屎。当一个坑挖出来，撒种人便双手齐发，右手种子左手灰粪直掷坑心，左右手掷出时差要相隔半秒，以保证种子在下粪盖其上。农民慎重地说这是技术活儿，但我们马上就学会了，掷得飞快，不时会抓到一坨稀东西，心里一顿。队长仰头看看太阳的位置，大叫一声“吃烟！”众人锄头一丢，自寻草丛、石头后面去浇灌大地。阳光暖暖的，女人聚成一堆开始纳鞋底说闲话，姑娘们互相依偎着翻头发捉虱子，男人坐在坡上拿出自家种的兰花烟叶，卷了叼在嘴上，摸出挂在腰间布袋里的火镰“叭！叭！”点燃，贪婪地吸一口，惬意地吐出烟圈儿，看着大江流去。坡下走来一个穿红花衣衫的女人，欧家大哥张口便唱：远望大姐扭过来，不胖不瘦好人才……那女人假装没听见，加快脚步逃走了。生产队有块地叫“果花台”，又远又高，每年农民上去两次——栽红苕、收红苕。一大早起来，爬一小时没有路的路上去。“果花台”上除了生产队的一地红苕，还有一间孤零零的房子及一座坟墓。小房里住着一对母女。看见来了挖红苕的人，母女俩有些高兴，中午，她们到石头坑缝里取水给大家煮红苕，艾春波发现水里有小虫在跳，她揪紧眉头说是红虫。母女用辣椒、盐拌野葱给大家下红苕吃，再喝红虫开水，王小妹说野葱是从坟头上扯来的。劳动的人一顿就把石坑里的水吃完了，母女说：不怕，天还会下雨。当山下的长江装满了夕阳红，我们开始连梭带滑地下山，红苕留在山上，算生产队分给母女俩一年的口粮。母女在山顶挥手，像剪影。生产队栽有橘树、梨树。最难忘第一天上工，队长安排我们加入妇女队伍去收摘橘子。大喜，商量着如何互相掩护偷吃。来到坡上的橘林，队长竟宣布：“可以随便吃，不能带回家。”哇！这下可以正大光明地大吃特吃了。要知道在城里吃橘子从来都是大人花钱买几个，家中数个孩子珍惜地一瓣一瓣慢慢分着吃。树上红亮亮的橘子乖得很，顾不得橘树上四面八方的尖刺，我们从一棵树爬到另一棵树，尽享了从未有过的一种愉悦和甜蜜。社员对我们表现出的饿相很觉新鲜，竟有了一种优越感，举起胳膊大声武气骄傲地指点：树梢向阳处的最甜。红橘摘下来就由生产队的一叶小舟运去县城出售。小舟还在县城买回城里人的大粪，1角钱一担；有时小舟也在长江里打渔，卖给城里人。辛勤劳作一年下来，生产队每个劳动日10分值4角钱，在当地算是很不错的了。知青和妇女同工同酬，做一天8分，算下来就是3角2分钱。年底分红结算时，我们扣除粮款还盈5角钱，生产队说无钱支付，问我们可不可以用梨子抵，我们很高兴地答应了。于是我们的堂屋中便有了一大堆生产队自产的小糖梨，一分钱一斤，共50斤，我们美美的享用了好长一段时间，还很体面的用来招待知青朋友。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百花齐放，花粉弥漫在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这样的美丽顿时让不少知青害怕起来，因为“水土不服”过敏现象随之就到，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每年5月收小春时节，王小妹就开始浑身起红疙瘩，剧痒钻心，手的主要任务就是东抓西抓对付痒痒，抓得流黄水了还要抓。没办法，她只好乘船回重庆避一避。说来蛮怪，当轮船一靠拢朝天门码头，人顿时象蜕了一层皮，全身不痒了！
有的知青水土不服的表现是屙肚子，一天几次，拉得脚粑手软。马千真长得高，看着身体不错，谁知她从小就有气管炎，到了农村更是经常发作。在云雾厚重湿气笼罩的巫山深处，气管炎反复发作的结果就是导致成为严重的哮喘。马千真到我们生产队来，朋友相见十分高兴，本来还好好的有说有笑，不知怎么她就突然满脸通红，坐立不安，伸长脖子吸不进气了，饭也不能吃，觉也不能睡。半夜醒来，见她还合衣靠在床上，张着嘴在半窒息中挣扎。我心想，满世界的空气，人人随便享用，为什么她努力张大嘴巴也吸不进小小的一口，真是可怜！熬到天亮，立即陪她去县城看医生。这样的病坐着不动都难受，现在还必须要走路，连背带扶弄她到码头，坐木船过长江，爬上坡坡，好歹折腾到县医院，马千真断断续续告诉医生要打安茶硷针，医生在她的要求下，一针下去，瞬间药到病除。后来终于有了一种药，气紧时对着嘴巴喷一下，情况就可以有所缓解，马千真就是随身带着这种药，在农村坚持劳动锻炼挣扎了两年多时间。冬天下雪了，不用再上坡劳动。农民就猫在家中围着地炉塘烤火，烧的是夏天从山中挖回来的树根疙瘩。不是每家都有能力烧火烤，大家就往有火的队长家聚。黑屋子里弥漫着温暖的烟，罐子在火上咕咕叫得欢，男人们挤在火塘边吸烟，有一搭没一搭的说农事，身上落满白色的烟灰，脸上挂着熏出来的泪。队长娘子前后左右地忙，手脚并用的宰猪草、刨洋芋……我们三个知青也鱼贯来这个温暖的屋子坐坐。谁知有大黄狗鬼鬼祟祟跟过来，对准走在最后的我猛咬一口，我的小腿上立即流出血来，队长娘子见状也吓住了，她马上冲进屋抱出家中的大菜板，用刀在上面一阵乱刨，菜板上堆积起一大坨莫名其妙的黏东西，队长娘子毫不犹豫用食指一刮，就直接敷在了我的伤口上，我们顿时目瞪口呆，队长娘子解释说，百草都是药，菜板专门切这些菜菜草草，它上面的东西都有药性，有了伤口我们都是这样医的。敷着菜板痂痂，我提心吊胆，大黄狗吃了屎的嘴巴又来咬我，真是恶心。好在过了几天没事，伤口不痛了，“狂犬病”没有来，我现在还活着。入夜，黑沉沉抱紧巫峡。艾春波凑在小油灯下看翻译小说，江对岸的县城传来隆隆的机器声，拖拉机又在发动引擎，为县城实施每天夜里两小时的照明发电，县城闪起的几点灯光让人倍觉温馨，倍感羡慕。到22时，机器声戛然而止发电结束，小县城一个跟斗跌进黑暗，大山归于寂静，世界一片漆黑，只有江水滔滔不舍昼夜。我们扯起嗓子大唱“黄色歌曲”，巫峡中回荡着《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三套车》、《卡秋莎》……无边的夜放大一切，包括声音。长江上起雾了。对岸巫山码头泊着小舟，舟裹在雾里，船老大裹在舟里，梦裹在船老大里。船老大翻了第一眠，从梦中爬出来抿紧被头，江上一声喃喃：知青想家，又在唱歌了……
1970年，王小妹（左1)，吴融（左4）和社员在坡上挖红苕。书中形容夜静为“万籁俱寂”，就是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我在农村的亲身体会不是这样。黑夜中伸手不见五指，周围总有些莫名其妙的声响，这些说不清楚的声音究竟来自何方、何物、何因？难怪祖先认定世界上“有鬼！”鬼的故事传承有序，代代不绝。小时候最喜欢听鬼故事，一声“鬼来了！”直把人吓得鞋儿跑掉，魂儿跑飞。从小受无神论教育，小学有课文《踢鬼的故事》。作者鲁迅先生讲自己有一次夜过坟场，一阵阴风中突见不远坟堆处，一白影飘来飘去，时高时低，忽前忽后……先生勇敢一脚向那“鬼”踢去，竟踢出一个人来，活生生的。先生结论：鬼是没有的；老师也教导：鬼是没有的；爸爸妈妈也说：鬼是没有的。但我还是怕鬼，心不由己。特别是在巫峡口居住，每当黄昏牵着黑夜的手来了，心里便开始发紧，知青小屋土墙外是黑大山、黑大水、黑大风的呼啸世界，这都是鬼怪出没的最佳场所。门断不敢乱开，否则第一个下马威就是“灭你的灯！”呼啦啦再扑进门些什么来，你就深刻体会到什么是“恐怖”了。我们三个知青有两张床，王小妹睡一张小床，我和艾春波睡一张大床，艾春波知道我最怕鬼，就让我睡里面。一边是艾春波一边是墙壁，我睡在中间，有了点安全感。谁知“天网恢恢”鬼与人同在。农村到处都有坟墓，那可是“鬼”的家呀。我发现有一座坟墓竟然就在我们房子的旁边。不想则罢，细想下去吓死人！每天晚上我竟然是和那坟中之人并排而眠，中间只隔一堵土墙而已！他是谁？男鬼还是女鬼？是六十年代大饥荒时的饿死鬼，还是解放前的痨死鬼？他会不会爬起来，飘到窗前对我们笑……一天晚上，吹灯上床迷迷糊糊将入梦乡，突然传来几声男人的鼾声，声音像是来自床下，我们三人都听见了，“有鬼！”吓得汗毛竖起在蚊帐中发抖，猜想是不是有人趁白天潜进屋，躲在床底下待晚上出来干坏事，无意中睡着了发出鼾声……必须查明原因！王小妹战战兢兢揿亮枕边的手电筒，可我们谁也不敢第一个从蚊帐中伸出头去往床下看，于是喊“预备——起！”三人同时伸脑壳看床底下，要死一起死！在艾春波的口令下，三颗惊恐的头同时钻出蚊帐埋向床下，在手电光的乱扫中，看见一堆臭鞋子，没贼人！我们一下软了，大松三口气。这间屋安全了还不能睡，那人或那鬼会不会躲在隔壁堂屋中，那鼾声实在太真切太零距离太惊心了。点亮油灯，加上手电筒，又“预备——起，开门！”先伸眼光出去搜一遍，没有情况，再鱼贯踏进堂屋，旮旮角角再搜！的确什么也没有发现。奇怪，那声音是什么？哪里发出来的？那夜，神经高度紧张，时刻警惕！天刚亮，听见门外有农民在院坝中大声武气说话，直觉告诉我们一定和昨晚的“鬼”有关，赶快起床倒履开门冲出去，果然听见：“嘿哟，嘿哟个咋，昨晚有野物子来过哒……”农民兴奋得手舞足蹈，眉飞色舞。巫山常有野生动物出没，农民经常会在河坝、山中下套子，放炸药捉拿，多有收获。昨夜野生动物又来了，农民遗憾那野物子送上门来，却没能将其捉住卖钱或打一顿牙祭；我们则庆幸那野物没进门，只是从屋后呼噜呼噜而去，让我们惊吓了一大场。在巫山坡坡上劳动，长江就在坡坡下头，劳累一天要洗澡。话是这样说，道理也可以这样讲，我们确实也这样干过，但自从同学刘永碧跑到江里头去搓一搓，人就搓没了后，我们便不敢再这样“简单”了。直接到长江里去洗澡的事情，农民从来不干，再苦再累再脏再不情愿，他们也是从长江担水回家，躲在屋里头洗澡。可能一是因为风俗习惯，二是因为长江里的情况太复杂。一江大水浩浩荡荡从门前经过，随便用不收费，但取水辛苦，所以用水珍惜。农民一家人每天最多取两担长江水（接媳妇嫁女请客除外）。我们劳动一天回来已是筋疲力尽，又累又饿又渴又脏，还必须下长江去担水，真是觉得好无奈好痛苦哟。黄昏，王小妹在家准备烧火煮红苕，我和艾春波担着桶儿下坡走向大江。先用木桶在长江里一舀，得半桶水，再用木瓢一瓢一瓢把桶舀满，朝天吸一口气，死沉的担子上肩。行的是上坡路，偷不到半点懒，路是人脚踩出来的，乱七八糟，憋着呼吸一步一步踩实了挪步，千万不能滑倒，我和艾春波轮流担。夏天涨水可以少走一点路，冬天退水后路就要长一些。每天看见水缸里还有水，心情就轻松。其实吃的水用不了多少，就是洗澡费水。云来了，雨来了，农民在屋檐下排出水桶粪桶瓦盆木盆，天上降下的水就落在里面，这样的屋檐水农民用来喂猪、洗红苕、洗洋芋、倒在粪坑里稀释肥料。看见农民接雨水用，我们也开始打主意要利用这种唾手可得的资源。研究一下这样的水，嗅一嗅，无味；看一看，泛黄；想一想，可以用来洗澡嘛，免得费力去长江担水。稀里哗啦，天下雨了，真高兴！可以不出工，准备洗澡吧。将木桶放在门口，望着屋檐水落进去，不一会儿两个桶就满了，将水倒进锅里烧热，摆好大木盆，拿出香皂，关门脱衣洗澡。用这样的“自来水”洗澡，不知好不好，感觉和城里的自来水没有什么两样，不能多想，不能多问，是水就好。洗第一个的人要注意用水量，后面还有两个人等到要洗，待我们一个二个洗好了，穿上干净的衣服，香喷喷的，神清气爽，心里蛮得意，想着没费什么劲就把三个人洗了，像完成一项沉重的工程，有占了便宜的感觉，感谢老天爷！雨从天降，清洗万物。巫山的屋檐水，洗净了瓦片，再洗净巫山，山高坡陡土瘦，只能出产杂粮。我们一年四季杂粮当顿，豌豆、胡豆、红苕、洋芋……每当面对各式各色的杂粮难以下咽之际，幻想便展开硕大的翅膀——我气沉丹田大叫一声：“回锅肉”！大家应声咽下一口洋芋；艾春波举起筷子向空中激情一夹“红烧排骨”！忙又下去一口；王小妹哽得遭不住了，挤出一声“金钩丸子汤”……有这样的“精神美食”佐餐，一年下来，我们竟被杂粮催得红头花色的了。那时巫山农民想吃上纯粹的白米，几乎是妄想，过年吃好的，就是苞谷米子饭，大碗装得冒尖尖的，双手庄严的捧着就象伟大的金字塔，这样的苞谷饭吃起来满嘴乱钻，牙齿缝缝也放出金光来，不能说话，怕呛倒。如果苞谷米里能加几粒白米就是大奢侈，美其名曰“金包银”。但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在巫山的崇山峻岭中，大自然竟也造就了4%的丘陵平坝，这坝上有水田可产点稻米。因为能产米就成了好地方，姑娘们都愿意往那里嫁，巫山县官渡区就是这样一个好地方。同学马千真、王继林就落户在官渡区，她们知道我们终日痛苦地吞咽着各式杂粮，便发出热情邀请，叫我们去官渡吃米。选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换上干净衣服，背上草绿色的仿军用挎包——访友吃米官渡行。在南陵汽车站每人花一元钱买票，坐上去官渡的汽车，穿云过雾，翻山越岭，一个多小时车进了官渡坝。举目一望，嗨，此坝果是好坝！绿油油的秧苗挤满块块水田，在风的指挥下脖子摇摇，屁股扭扭，煞是茁壮。一路蹦跳走进吴家后槽，白龙4队已经在望。“马女娃子，她们又来吃你们了哟！”马千真生产队的农民看见我们来了，隔起一架坡就开吼，他们帮到马女娃子紧张，赶快发出警报，完全把我们看成“鬼子进村搞三光”的。马女娃子、王女娃子把警报当喜报，欢天喜地眉开眼笑地扑过来，同学相见自是一番打闹雀跃。别的先不管，赶快直奔主题——抱柴烧火煮米。一大锅白花花的新米饭热腾腾笑眯眯地端上来了，没菜下饭不要紧，能吃上几大碗这样的白米就是盛宴。好吃，好吃，真是好吃，肚子已撑不下了，望着锅里还意犹未尽。“后勤部长”王小妹提议换个花样来吃——做醪糟！她太聪明了。于是吃剩的饭被拌上醪糟曲子装进一个罐子。从剩饭变醪糟的过程要24小时，这对我们来说太久了。马千真掀开罐子盖看一眼有没有动静，艾春波要求伸鼻子闻一下香了没得，我则竖起食指咽一口唾沫说该有甜味了吧……大家对罐子的热情关心，让王小妹心都揪紧了，因为醪糟如果没发好，不问理由，没有原因，她就是直接责任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不让我们随意方便的掀盖子偷窥骚扰，王小妹灵机一动说必须把罐子用棉被包起来保温，于是王继林的花铺盖拿过来，醪糟罐子象宝宝一样被精心包了起来。守望一罐又香又甜的醪糟的诞生，是愉快而难耐的。不知是谁突发灵感说：“干脆我把罐子抱在怀里用体温来加速发酵，让醪糟快一点好。”太对了！这个主意在哄笑声中通过。我们当然不忍让她一人出了主意又受累，而且每个人都愿意抱这个罐子。于是几人排成甲乙丙丁，轮流怀抱由棉被包着的罐子，慎重地坐于床中央，就像鸡妈妈幸福地坐在窝中孵化自己的蛋宝宝。“孵醪糟”的人成了焦点，被期盼的目光和七嘴八舌的话儿簇拥着。因为有希望，所以亢奋，话儿泛滥无边无际，结果是得意忘形前仰后合，“孵醪糟”者笑得竟忘了怀中的罐子。“醪糟！醪糟！”顿时惊起叫声一片。在我们的共同努力和呵护下，剩饭终于成功转化为一罐罗罗转、喷喷香的醪糟。吃的过程没有人能说出来，太短太快。吃过后，每个人都睁大眼睛无辜地望着别人表示：我好象还没怎么吃，啷个罐子就见底了呢？“醪糟曲子，打食曲。打食，打食，醪糟曲。”在重庆小巷中响起的这种吆喝声，令我们神往。每当春节回重庆探亲，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打探哪条老街上哪个老头儿的醪糟曲子最好，以便买回巫山用官渡米“孵醪糟”吃。
1971年，重庆一中知青吴融在万县地区革命样板戏汇演上扮演《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柚子树郁郁葱葱笼罩着生产队保管室的瓦屋，瓦屋里住着我们三个知青。柚子树下是通往公社的小路，树后面是崖坎，崖坎下是滚滚长江。我们端坐在堂屋里，放眼门外四度空间：小路、柚子树、长江、大山。没有人能抱住这棵柚子树，它胖胖的站在崖坎边，摆出极具个性的站姿，让人亲近不得。天黑了，风中树叶悉悉索索敲打小窗棂；天亮了，开门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它。站在树下天天望，望它赶快结出柚子来。“哪里来的气味，真好闻！”一个春天的清晨，大门一开，有异香扑鼻而来！正在柚子树下梳头的隔壁妹娃子嘟起嘴往上一点“柚子树开花了。”哎呀！绿叶中果然有了好多白点点，就是这些白花发出的香气。踮足伸颈鼓眼想看清楚白花的脸，在此之前我们从来不认识柚子花，花儿们害羞，躲在茂密的叶子后面。黑点点蜜蜂来了，钉在白点点花儿上嗡嗡地忙，我们的门前真是繁忙闹热好看得很。天天更勤的望，花儿变变变，动静时时有。一天一天花儿不是了花儿，变形变色成了绿豆豆、绿坨坨。满树的绿果果终于出落得有了柚子的模样，煞是可爱——这挂在树上的活生生的柚子呀！在垂涎的守望中，柚子们有点吃得的意思了。至于它的主人是谁，我们早已搞清楚，柚子树是站在生产队保管室门口，所以它理所当然属于生产队，也就是说它是大家的柚子树，我们也有份，后顾之忧的没有，长竿竿是早就准备好了的。这天夜晚，我们决定行动，必须赶在生产队收摘柚子前尝鲜，太想吃它了，等不得！风从巫峡来，夜黑得不得了，正好行事。抽闩开门前一口气吹灭小油灯，黑古隆冬中摸出去，三人六爪举起长竿竿不顾一切对着柚子树就是一阵狂挥乱打，“啵、啵、啵！”黑暗中有东西掉下来，摸过去抱起两坨转身跑进门。好！速战速决连狗都没有惊动；快！艾春波关门，王小妹点灯，吴融拿刀，杀柚子！这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啊，希望终于成为现实。一阵手忙脚乱后，我们每人手中捧着的是最新鲜最晶莹的柚瓣了，它离开枝叶不到三分钟。此时谁也不理谁，迫不及待送柚肉进嘴，在那个“寻吃”是人们第一要务的时代，它让我们等得太久太久了。“呸！呸！呸! 哎呀呀！”面面相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出乎意料的味道让我们吐都吐不赢，又苦又涩又酸又麻，那柚肉难吃得简直不敢相信它是柚子。漱口用了两杯水。第二天问农民那柚子怎么啦。农民很惊奇：“你们吃它了？哈，水果要嫁接了才好吃，这棵树长在路边，从来没人管，不施肥、不剪枝，每年它的果果都是掉到地里烂了的。”原来如此，这是一棵在缺吃少喝的年头也没人爱的树呀。可怜的柚子树，今生今世最关心最亲近它的人，可能就算我们三个重庆知青了。挨着它居住两年多，天天向树根泼洗脸水、洗脚水，站在树下吐牙膏泡泡，洗了衣裤就挂在树枝上吹江风，满树招摇。有农民抗议，认为自己堂堂男儿之身怎能从女人的裤子下经过。树不迷信，人迷信，入乡随俗，只好收回裤子，但衣服照旧让树枝举着晒太阳。我们坐在树下吃饭、唱歌、吹牛，望县城、望长江、望轮船，特别殷勤关注它开花结果的情况，虽然它的果实让人失望，但我们习惯它，需要它，天天开门见，相看两不厌。2003年，我们离开巫山30年后，长江三峡水库建成开始蓄水，我们的生产队没入长江，柚子树没入长江。长江边，巫峡口，曾经站着一棵没人管、没人爱、没人要的开香花结丑果的柚子树，在它的陪伴下我们度过了知青生涯。如今艾春波居北京，王小妹住广州，我留守重庆。这棵不才之树的无用之用就是长在了我们的龙门阵里，长在一代人的经历中，长在了我的笔下。劳累了一天，她去长江里洗澡，从此消失，消失在含苞欲放悲剧发生在1970年7月21日下午。那时黄昏正降临，我和艾春波在坡上劳动，又热又累筋疲力尽，正盼着队长喊收工。突然邻队的一个社员气喘嘘嘘地跑来冲着我们喊：“死了！死了！你们的同学刘永碧淹死了！”“死神”现身！突兀！恐怖！怕！好怕！！怕得很！！！然而现实逼我们直面死亡，没地方躲！在巫山，我们是刘永碧最亲近的人。一年前我们一起坐船从重庆来到巫山。刘永碧梳着长长的辫子，睁着一对天真的大眼睛，前几天还看见她经过我们生产队去赶场，互相挥手打招呼，现在她真的就没了吗？我们惊慌失措，跌跌撞撞直奔邻队而去。知青屋中，只见和刘永碧一家的黄进战栗着在油灯下痛哭，瘦小的身影孤独无助地摇曳在土墙上。见我们来了，她扑过来抓住我们的手，惊魂不定地诉说事情经过：下午，我和刘永碧到长江去担水、洗澡。下水后我在后面，刘永碧在前面，她可能是脚下踩虚，叫了一声浮了几下就沉下去了，我急忙伸手去抓，未抓着，她就不见了……我眼前一直晃着她望我的那一眼，最后那一眼……我们应该在家中洗澡的，但出工回来太累了，还要做饭，担了吃的水，又要担两个人的洗澡水，实在不得行了，饭可以不吃，流了汗必须洗个澡……前几天我们都是这样的，今天我和她又直接去长江……黄进喋喋地哭诉、后悔着。那一夜，我和艾春波陪着黄进。风从墙缝中钻进来，油灯闪晃，门噼啪直响，似有人拍门，我们瑟瑟地挤缩成一团，看着刘永碧的床，想着此时她就独自躺在下面冰冷的长江水中，她的眼睛本来就很大，那最后绝望的一眼，是不是在门外望着我们，她肯定是不愿走的，她会不会突然推门进来……又悲又怕，胡思乱想，通夜不眠。巫山县知青办公室的人叫农民划着小船日夜守在刘永碧沉下去的江面，等她浮起来，然而什么也没发现。三天后，我们在坡上锄地，突然有社员指着江面叫：“快看，快看！你们的同学，穿的绿衣服。”果然江中有一具尸体，正随江而去，不知道那是不是刘永碧。形单影只的黄进守着知青屋终日哭泣，县知青办的人怕她出事，将她调整到别的区去了。黄进后来告诉我们，刘永碧当时穿的绿汗衫，红内裤。刘永碧的父亲从重庆赶来，他只能含泪带回女儿的一包遗物。刘永碧和我是同班同学。如今我们同学聚会,白发同学说着刘永碧，说她永远年青，永远花季。刘永碧，女，重庆一中初68级4班学生，1969年10月到巫山县南陵公社平安一队当知青，1970年7月在长江溺亡，时年17岁。
宣传队员爬山涉水下乡演出。左起：大春哥（文化馆干部詹忠贵），杨子荣（知青纪海渝 ），老班长（文化馆馆长吴树业），沙奶奶（知青樊小萍），吴清华（知青吴融）在农村劳作很辛苦，日子过得单调具体，这于知青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青春浪漫情怀相去甚远，大家都渴望轰轰烈烈做点和文化沾边的事儿，最理想的是能参加宣传队、篮球队之类的集体活动，这不仅是力所能及，还是又革命又“混工分”的事。这样的好事儿终于在我下乡一年后到来。1971年，正是8个样板戏一统全国的时候，郭建光、阿庆嫂、李玉和、杨子荣等英雄人物的形象和豪言壮语在全国人民心中滚瓜烂熟，倒背如流，神州大地到处都在喊：“奶奶，您听我说！”、“防冷涂的蜡”、“八年啦！”……各地争先恐后掀起了革命样板戏大汇演活动，偏僻落后的巫山县也不例外。据巫山文化馆馆长吴树业回忆：当时接到县革委会宣传组指示：“为繁荣文化，推广样板戏，要求男女老少，家喻户晓，人人都会唱样板戏，立即组织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基层去开展宣传。”这个光荣的任务实在很艰巨，因为巫山除了仅有几个人的文化馆在支撑全县的文化宣传工作外，还从来没有任何专业演出团体，现在上级要求样板戏唱响全县，遍地开花。县文化馆在“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时代精神驱使下，立即组织开展了各区各乡革命样板戏汇演活动，在全县总动员的汇演基础上，最终抽选了三十多人组成“巫山县革命样板戏宣传队”。我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地幸运成为巫山县革命样板戏宣传队中的一员。出乎意料的是，我没有经过基层演出筛选，而是由重庆三中知青“沙奶奶”的扮演者樊小平推荐；情理之中的是我有一双芭蕾舞鞋，且舞起来让人误认为是学过舞蹈的。这双芭蕾舞鞋来得远，是我在西安当医生的九姨妈，为西安歌舞团跳喜儿的演员看好了病，“喜儿”将一双白色的芭蕾舞鞋送给她以示感谢。这件特殊的礼物，姨妈转送给了我。我真的很珍爱这双稀罕的鞋，下乡也带在身边，想不到这竟改变了我的一段处境。我加入巫山县革命样板戏宣传队后，担任的角色是《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宣传队里有不少知青，《红灯记》中的李铁梅由金垚扮演、李玉和由侯兴华扮演，纪海渝在《智取威虎山》中扮演杨子荣，他们都是重庆三中知青。知青能进入巫山县宣传队可算是幸运儿，大家都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年轻气盛，信心十足，激情而纯真，虔诚加热爱，以“无知者无畏”的气概进行刻苦排练。《红色娘子军》排的是第四场“党育英雄，军民一家”，其中有吴清华的独舞也有大家的群舞。排这些戏，没有专业艺术团体的老师辅导，全是照着当时出版的书来排的，《红色娘子军》那本书比一块砖头还厚，书是由“洪常青”托人从上海买来，书中对每一场，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动作、走台位置、音乐、服装等都有详细的解说和图示，“手一位”、“脚二位”、“拉山膀”……我们根据对样板戏电影中的印象，再参照书本依样画瓢。《白毛女》也有专门的书照着排，排的是第一场“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喜儿由巫山县文化馆的舞蹈干部邓厚国饰演，她身材曲线分明，婀娜多姿，梳着一对大辫子，穿着红色的芭蕾舞鞋很陶醉地起舞；大春哥由巫山县文化馆美术干部詹忠贵饰演。因宣传队人员有限，每个人都必须兼任角色，我同时还是《白毛女》“窗花舞”中的一朵窗花。京剧《沙家浜》中的“智斗”，《红灯记》中的“痛说革命家史”，《智取威虎山》中的“打虎上山”等也是宣传队排演的剧目。大家对京剧样板戏的唱腔是倒背如流，但一招一式、举手投足的具体动作连接却不清楚，只有似是而非的印象，现在要将其搬上舞台展示，可真是难为各位角色的扮演者了，大家发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电影印象”加“可能如似”，努力模仿，夜以继日认真刻苦排练。几个星期后一台两个多小时意到笔不到的样板戏节目就诞生了。演出的服装和大大小小的道具，全靠自己想法解决，白手起家，七拼八凑。阿庆嫂的蓝底白花衣服是在一件旧蓝布衣上用白颜色画出来的；李玉和手中的“红灯”是用一盏马灯改装的……化装用品到万县去买，打底用凡士林，画眉毛用油画黑颜料。那个年代，爱美是资产阶级思想，“化妆”对人们来说陌生得很，绝对的没有群众基础。为扮演英雄人物，红的黑的颜色必须往脸上涂，上帝给了一张脸，自己又要再画出另外一张英雄脸，心中实在没底。此时，“大春哥”詹忠贵有了用武之地，他拿出在四川美院学来的本领，往人脸上开画，在他的帮助下，我得以浓眉大眼闪亮登场。正式演出那天晚上，巫山空巷，小城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和激动，人们奔走相告，热情地集中到电影院门前来，有票的进场入坐，没票的就站在外面听，共同感受一桩前无古人的文艺盛事。虽然宣传队的演出全场都是放的录音伴奏，我们的舞姿、唱腔、服装、道具都欠准确不到位。但这不要紧，重要的是在精神饥渴已久之时，能看见真人化了妆在舞台上跳来跳去，唱去唱来，台上台下，场里场外，人人都满足兴奋。要知道那时全国上下没有任何别的文化生活，巫山县更是从物质到精神都匮乏之极，平时电影院除偶尔放一点样板戏电影外，文艺演出根本没有。现在终于有了这么一台像模像样的演出，虽然有细节不似，但整体精神很似。最后演出结果：领导满意，群众满意，自己满意。巫山县革命样板戏宣传队的成功演出，算是当年巫山小城的一桩大事，被文革期间无所事事的人们反复点评、议论、传说。1971年7月，“首届万县地区革命样板戏汇演”在万县隆重举行，一时间，万县城中集合了来自各县的吴清华、喜儿、杨子荣、李铁梅、阿庆嫂……这些演员中很多是知青，有唱有跳，煞是热闹，真可算是一次知青大聚会了。巫山县宣传队也到万县参加了这次汇演。汇演分几个地点同时进行，巫山县在万县战斗剧场（文革前的川剧院）演出了两场，大家兴致很高，自信满满，认真卖力。借这个机会，万县京剧团的老师还为我们进行了技术提高辅导。演出结束后，来了一个照像的老师，我得以留下珍贵的化妆剧照。万县汇演结束回到巫山，县革命样板戏宣传队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全县巡回演出。在那个年代，巫山县是中国最偏僻、最贫穷、最落后的地方，全县9个区（长江北岸6个区，长江南岸3个区），只有长江南岸一条公路通往官渡、大庙、河梁三个区，其余的地方都要靠脚一步一步爬山涉水，翻山越岭前往。冒着7月的骄阳，背着衣服和演出的道具、乐器、煤气灯等，戴着草帽、举着油纸伞我们行进在崇山峻岭中。因为天太热，宣传队经常是半夜出发，争取在太阳出来之前多赶点路。最远的官阳区要走几天，路上渴了饿了就喝山泉、溪水……宣传队必须克服种种困难完成宣传任务。宣传队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这种演出活动成为当时当地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公社早早就通知了四村八乡，晚上乡民们举着火把，抱着板凳从四处赶来。聚众欢乐是人的本能，平时山中农民单家独户居住，疏于往来，宣传队的演出活动给了他们一个相聚见面的机会和理由，因此情绪的亢奋，参予的积极性可想而知。当时巫山各区都没有通电，宣传队自带的煤气灯、点钨灯大放光明，照亮沸腾的山乡，演出给大小村镇带来欢乐，条件好点的区还会杀猪款待慰劳宣传队。从大宁河乘柳叶舟进小三峡，去大昌镇、龙溪镇演出。小木舟在峡中艰难行进。水浅处卵石擦舟底嚓嚓有声，急流中我们又得弃舟岸行，赤脚踏着三峡石在岸边采些闲草野花编成帽子顶在头上遮太阳。一路过滩穿山，两岸人家三五。船工歇息吹火造饭了，炊烟缭白云，衣染诸般色。船工们撑篙推岸全力伺候小舟，几天后舟抵龙溪镇，再往前去就是巫溪县了。演出在龙溪镇小学进行，小学建在大宁河边的高岩上，被一棵巨大的黄葛树笼罩，学校教室里课桌连成一排就是床。白天我们享受自然，风由着性儿吹，水撒着欢地跑，云牵着手在山里闲荡，“大春哥”从岩上跃入大宁河中，游到河对面的沙滩上晒太阳；晚上我们粉墨登场，在煤气灯的明晃晃中“打虎上山”、“智斗鸠山”、“万泉河边”、“痛说革命家史”、“给我喜儿扎起来”……乡民们看得张口定目，如痴如醉，大张旗鼓地倾泻原始而响亮的巴巴掌。也许乡民们根本没搞懂我们在表演些什么内容，宣传了哪些神圣的革命道理，但他们看见从山外来了一群男男女女，在搭建的台子上灯火通明的又蹦又跳，大家聚在一起热闹实在过瘾。这样的新鲜有趣，给那些一辈子蜗在深山，从没有出过公社到过县城，不知山外有山的农民，留下了不灭的印象、长久的话题和绵绵的回忆。踏遍巫山的巡回演出十分艰苦，已经不记得18岁的我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了。无疑的是，在那样的行走中，知青的革命理想、纯真信仰、创造精神、个人价值都得到充分而合理的释放、渲泄、展现。那个年代，各级宣传队五花八门，县上的、区上的、公社的、大队的……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那时青年人向往的时尚，混迹其中的经历是每一个知青都渴望的，是充实、幸运和值得追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