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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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103]
1854年3月28日星期二于伦敦
终于宣战了。女王的诏书昨天已由阿伯丁勋爵和约·罗素勋爵分别在上院和下院宣读。诏书谈到了“为了积极反抗俄国对土耳其的侵犯”将要采取的种种措施。明天“伦敦官报”将公布正式的宣战书，议会将在星期五讨论对女王诏书的复文。
在英国发表宣言的同时，路易－拿破仑也向参议院和Corps Législatif〔立法团〕发出了类似的文告。
布莱克伍德上尉曾把英法两国的ultimatissimum〔紧急最后通牌〕送交沙皇，而于上星期六带回的答复说，俄国根本不打算答复这个文件，这样一来，对俄宣战已经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但是，布莱克伍德上尉的使命并不是毫无结果的。由于这个使命俄国赢得了一个3月——这是一年中对俄军最危险的月份。
沙皇和英国政府之间秘密往来的公文的公布，不仅没有使社会愤懑爆发出来，反而产生了一种incredibile dictu〔不可思议的东西〕——使各种日报和周报有了祝贺英国有一个真正的民族政府的理由。但据我所知，将召集一个群众大会来使盲目的英国公众看清政府的真正行为。这次大会将于下星期四在货栈街音乐厅举行；预料庞森比勋爵、累亚德先生、乌尔卡尔特先生等人将参加这次大会。
“汉堡记者”刊载了如下一则简讯：
令人诧异的是，就在下院宣读女王诏书的那一个下午，政府在这次议会会议上遭到了第一次失败。尽管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但是关于强迫贫民迁返原居住地的法案[104]的二读，仍以209票对183票的多数决定延期到4月28日进行。政府这次遭到失败，原因不在别人，而在帕麦斯顿阁下。
我们得悉，3月12日法国、英国和土耳其签订了一个三国同盟条约[105]，但是，尽管苏丹亲自向受乌列玛[106]协会支持的伊斯兰教大高僧提出要求，后者还是拒绝作出批准关于改变土耳其境内的基督徒地位的决议的决定；这些决议似乎违背了可兰经的教义。看来，这个消息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它使得比勋爵不得不发表下述声明：
“泰晤士报”今天说，政府的政策同得比勋爵的政策完全相反，还说：
无论要了解土耳其政府和宗教当局的关系的性质，还是要了解目前土耳其政府在保护土耳其帝国基督教臣民的问题（初看起来好像是目前东方纠纷的根源的问题）上所面临的困难，都必须先追溯一下这个问题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可兰经和以它为根据的伊斯兰教法律把各个不同民族的地理和人文归结为一个简便的公式，即把他们分为两种国家和两种民族——正统教徒和异教徒。异教徒就是“哈尔比”，即敌人。伊斯兰教宣布异教徒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并在穆斯林和异教徒之间造成一种经常互相敌视的状态。在这种意义上说，贝尔贝莱国家[107]的海盗船曾是伊斯兰教的神圣舰队。但是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臣民如何能同可兰经并存呢？
因为君士坦丁堡同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大部分地区一样是投降的，所以那里的基督徒享有在土耳其政府的保护下作为莱雅而存在的特权。他们之所以享有这个特权，仅仅是因为他们同意把自己置于穆斯林的保护之下。因而，仅仅是由于按照伊斯兰教法律基督徒应服从穆斯林管理，君士坦丁堡的总主教，即他们的宗教首领，同时也就成为他们的政治代表和最高审判官。凡是奥斯曼帝国境内我们看到有正教的莱雅聚居的地方，根据法律，大主教和主教都是市政委员会的委员，并在总主教的领导下管理向正教徒分派赋税的事宜。总主教对自己的教徒的行为向土耳其政府负责。总主教由于有权审判本教的莱雅，他可以把这个权利转托给大主教和主教在他们管辖的教区内行使，而他们的判决，必须由土耳其官吏和法官等等执行。他们有权判处罚款、徒刑、笞刑和流放。此外，他们的教会还赋予他们开除教籍的权利。除了罚款以外，他们还对民事和商业案件课收各种税款。教阶制度中的每个等级都有一定的价格。为了获得举行授职仪式的权利，总主教向御前会议缴纳很重的贡赋，但他也把大主教和主教的职位卖给本教会的僧侣，而后者则靠出卖下一级职位给别人并从教士身上征收贡赋犒赏自己。教士又把从上级那里买来的权力零售出去，并在他执掌的洗礼、结婚、离婚、遗嘱等执事上大做其生意。
从这个ｅｘｐｏｓé〔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土耳其对信仰正教的基督徒的宗教统治系统以及整个基督徒团体都是以莱雅服从可兰经这点为基础的，而可兰经则把莱雅看做异教徒，也就是看做宗教上的一个单独的民族，准许把教会和世俗权力集中在他们的教士的手中。因此通过世俗的解放来废除他们对可兰经的从属，也就是同时废除他们对教会的从属，并引起他们在社会、政治和宗教各方面的革命，这场革命首先不可避免地会把他们推入俄国的怀抱。谁想用code civil〔民法典〕来代替可兰经，谁就必须按照西欧的式样来改造拜占庭社会的全部结构。
穆斯林和他们的基督教臣民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但是又产生了一个问题：穆斯林和异教徒的外国人之间的关系又怎样呢？
因为可兰经把一切外国人都宣布为敌人，所以谁也不敢没有预防措施而到伊斯兰教国家去。因此，第一批冒险去同这样的民族做生意的欧洲商人一开始就力图保证个人享有特殊条件和特权，后来，这种特殊条件和特权扩大到他们的整个国家。这就是特惠条例产生的根源。特惠条例——这是土耳其政府发给欧洲各国的帝国文书，即特权证件，它允许这些国家的臣民通行无阻地进入伊斯兰教土地，在那里从事自己的营业并按照本国的仪式进行祈祷。它和条约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建立在相互基础上的协定，不是经过有关双方的共同讨论磋商，也不是在互利互让的基础上经双方批准的。相反地，特惠条例是由一个政府单方面赋予的优待，因此也可以由它自行决定废除。而事实上，土耳其政府已经不止一次地使它赋予某个国家的特权化为乌有，其办法就是把这些特权也赋予其他国家，或者完全废除这些特权，再不就是拒绝继续加以遵守。特惠条例的这种不稳定的性质使它永远成为各国大使争执和埋怨的根源，并且造成了永无休止地交换矛盾的照会和敕令（每当新王即位就被重新颁布）的情况。
外国列强的那种不是对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臣民——莱雅，而是对去土耳其旅行或者作为外国人在那里侨居的本教教徒的保护权，正是从这种特惠条例开始产生的。获得这种保护权的第一个强国是法国。在1535年苏里曼大帝和弗朗斯瓦一世时代，1604年阿罕默德一世和亨利四世时代以及1673年穆罕默德四世和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和奥斯曼政府之间签订的特惠条例于1740年在一本条约汇编中得到了修订、确认、重申和增补，这本汇编的标题就是：“法国宫廷和奥斯曼政府之间的新旧特惠条例和条约。——公元1740年（回历1153年）修订和增补。由御前翻译秘书、奥斯曼宫廷首席翻译官德瓦尔先生译于君士坦丁堡”[109]<这是经土耳其政府批准的第一个正式译本>。这个协定的第三十二条规定法国有权将自己的保护权扩大到一切传播“法兰克”宗教的寺院（不管这些寺院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一切到圣地去的法兰克朝圣者。
俄国是第一个在1774年把仿照法国的先例而编制的特惠条例列入条约的国家。这个条约就是凱纳吉条约。同样地，拿破仑在1802年认为，使特惠条例成为条约的一项条款而保留下来，并使它具有相互约束的协定的性质是有益的。
圣地问题同保护权问题又有什么联系呢？
圣地问题是关于保护耶路撒冷的正教徒的宗教团体和它们在圣土上占有的建筑物，特别是圣墓神殿的问题。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的占有意味的不是所有权（这是可兰经拒绝给予基督徒的），而只是使用权。这种使用权决不排斥别的团体在同一个地方进行自己的祈祷仪式的可能性；占有者只有权掌管钥匙、巡视和修缮庙宇、燃点圣灯、打扫屋舍、铺置地毯，此外没有其他特权，而这一切在东方被认为是占有的象征。因为圣地可以说是基督教的体现，所以关于保护问题也就由于圣地的关系具有最尖锐的性质。
占有圣地和圣墓神殿的有天主教徒、正教徒、阿尔明尼亚人、阿比西尼亚人、叙利亚人和科普特人。在这些覬觎者中发生了冲突，欧洲君主们认为这些宗教纠纷是一个有关自己在东方的影响的问题，于是他们便首先注意到了土地的主人——滥用自己职权的、狂热的和贪婪的帕沙们。奥斯曼政府和它的官吏非常出色地掌握了很麻烦的système de bascule〔秋千法〕，他们对问题的解决是使天主教徒、正教徒和阿尔明尼亚人轮流得到好处，从而向这些人或那些人要求和索取黄金，并拿所有的人来开心。土耳其人刚刚把占有争议地区的敕令授给了天主教徒，阿尔明尼亚人就带着更沉重的钱袋来了，转瞬之间就得到了一道相反的敕令。他们对正教徒也使用这样的策略。除了土耳其政府的各种指令和它的官吏们的“哈德热茨”（命令）所正式证明的东西以外，正教徒还千方百计地为自己伪造各种各样的名义来占有。有时，由于叙利亚的帕沙们和下级官吏们的自私自利和居心不善，苏丹政府的决议实际上等于一纸空文。这样一来就必须重新商谈，任命新的专员并再牺牲一笔钱。土耳其政府过去为了钱而干的事情，现在由于害怕才去干，以便获得偏袒和保护。它向法国的要求和天主教徒的野心让步之后，赶忙又向俄国和正教徒作出同样的让步，企图用这种办法来躲过它无力反抗的风暴。真可以说没有一个圣物，没有一座小礼拜堂，没有一块圣墓神殿的石头，不曾被用来挑起各基督教团体之间的争端。
我们发现在圣墓周围聚集着多不胜数的基督教教派，在它们的宗教野心后面隐藏着同样多的政治的和民族的角逐。
在耶路撒冷和圣地居住着各种不同的民族，依照宗教信仰划分为天主教徒、希腊正教徒、阿尔明尼亚人、科普特人、阿比西尼亚人和叙利亚人。希腊正教徒有2000人，天主教徒有1000人，阿尔明尼亚人有350人，科普特人有100人，叙利亚人有20人，阿比西尼亚人有20人，共计3490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有1373万希腊正教徒，240万阿尔明尼亚人和90万天主教徒，其中每一种人又划分为若干较小的支系。我在上面谈到过的承认君士坦丁堡的总主教的希腊正教教会同俄国正教教会根本不同，后者的最高宗教首脑是沙皇；它也同希腊正教教会根本不同，后者的最高首脑是国王和雅典正教最高会议。同样，天主教徒也分为罗马天主教徒，希腊合并宗教派信徒和马龙派；阿尔明尼亚人分为格里哥里派和阿尔明尼亚天主教派；科普特人和阿比西尼亚人同样也划分为许多支系。在圣地的三大教会是希腊正教、天主教和阿尔明尼亚教。天主教可以说主要是代表拉丁民族的；希腊正教主要是代表斯拉夫人、土耳其斯拉夫人和海伦人［注：海伦人是希腊人的自称。——译者注］的，其余的教会则主要是代表亚洲和非洲民族。
不难想像，所有这些敌对的分子是怎样包围圣墓的，僧侣们是怎样进行战争的，而战争的表面理由是占有伯利恒星、随便一块什么样的帷幕、圣殿的钥匙、祭坛、陵墓、宝座、圣枕——一句话，追求某种可笑的特权！
要了解僧侣们的这个十字军征讨，首先必须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其次是他们的住所的性质。
关于这一点，一位旅行家不久以前叙述道：
除了寺院和圣所之外，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还占有一些造在圣墓神殿旁边的矮小的住房或单人住所，其中居住着日夜守护着这个圣地的僧侣。履行这些职责的僧侣定期更换。单人住所只有一道通向神殿内的房门；担任看守的僧侣的食物是从小窗口由外面送进来的。神殿的大门经常锁着，由土耳其人看守，他们只是为了钱才把门打开，并且由于任性或者贪财，就擅自把它关上。
马扎里尼说，教士之间的争吵总是最恶毒的。对于这些不仅全都靠圣地为生，而且住在圣地并且全都住在一起的教士又有什么可说的呢！除了这个情景之外，还要提醒一句，天主教神甫几乎完全是由罗马人、撒丁人、那不勒斯人、西班牙人和奥地利人组成的，他们全都同样嫉妒法国的保护，而都渴望代之以奥地利的、撒丁的或那不勒斯的保护；不仅如此，撒丁国王和那不勒斯国王都自封为“耶路撒冷国王”。还要补充的一点是，耶路撒冷的定居居民有15500人，其中有4000穆斯林，8000犹太人。不言而喻，约占全部居民四分之一并包括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摩尔人在内的穆斯林在所有各方面都是主人，因为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政府的软弱无能完全没有影响他们的地位。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所遭受的贫困和痛苦非笔墨所能形容，他们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最肮脏的地区，即锡安山和莫里亚山之间的一个叫做哈莱特－厄尔－雅胡德的地区（那里有他们的教堂），他们经常遭到穆斯林的压迫和排斥；他们受到正教徒的侮辱，受到天主教徒的迫害，仅仅依靠从他们的欧洲弟兄那里获得的微薄的施舍为生。但是这里的犹太人不是当地居民，而是出生于遥远的不同国家的人，他们之所以被吸引到耶路撒冷来，只是希望居住在约萨法特河谷一带，并在救主应当出现的那些地方死去。
不仅如此，英国和普鲁士在1840年又派了一位英国国教的主教到耶路撒冷来，其明显的目的就是使这些犹太人返回原籍。在1845年，他受到了犹太人以及基督徒和土耳其人的痛打和嘲弄。实际上，他可以说是使耶路撒冷一切宗教联合起来的第一个和唯一的原因。
现在我们很清楚，为什么基督徒在圣地共同进行祈祷仪式会变成各种不同教派之间的永无休止的拚命的“爱尔兰式的争吵”；但是，另一方面，这些神圣的争吵不过掩盖着不仅是各个国家而且是各个民族之间的卑鄙的战争，而在西欧人看来是如此可笑的、在东方人看来却是如此异乎寻常地重要的保护圣地问题，仅仅是经常出现的、始终被掩盖着的和永远不能解决的东方问题的一个阶段。
|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3月28日 载于1854年4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54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注释：
[103]本文写成的日期是根据马克思的笔记本确定的。“纽约每日论坛报”误刊为“1854年3月24日星期五”。——第178页。
[104]按照英国从1662年起实施的法律，对于向任何教区济贫所申请救济的贫民，可以根据法院的决定强迫他们返回原居住地。1854年2月10日曾向下院提出了禁止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实行强迫贫民迁移的法案。——第179页。
[105]1854年3月12日法国、英国和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签订了一项条约，根据这项条约，盟国有义务在海军和陆军方面给予土耳其军事援助，而土耳其未经英法同意不得同俄国进行和谈和签订和约。——第179页。
[106]乌列玛——中近东伊斯兰教国家中的最高等级：神学家和法学家，它掌握着诉讼程序和一切宗教机关和学校的管理权；乌列玛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生活中有很大的影响。——第179页。
[107]贝尔贝莱国家——在十九世纪文献中采用的对于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等）的称呼。——第180页。
[108]塞·法明“基督教会在东方的竞争和对它们进行保护的历史”1853年巴黎版（C．Famin．《Histoire de la rivalité et du protectorat des églises chrétiennes en Orient》，Paris，1853），第13页；下面引自第15、49、50页和54—55页。——第180页。
[109]《Capitulations，ou Traités anciens etnouveaux entre la cour de France et la Porte ottomane，renouvelés et augmentés l’an de J．C．1740，et de l’hégire 1153；traduits à Constantinople par le sieur Deval，secr-étaireinterprète du roi et son premier drogman à la cour ottomane，1761》．——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