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的通病在于“媚政”和“媚俗”！

来源：中国网

一位画家作品的好与差、水平的高与低，以及人格的优与裂、情感的真与伪、责任的大与小等等，都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明眼人一看便知，所以靠漫天的吹嘘恐怕是“行而不远”的，也终究会令人嗤之以鼻。因此做为画家，务必要对自己的作品，以及自身的道德品行等负责。

此外，务必要坚守着一位文人画家所具有的艺术良知，用富有生命感的真诚对待与孺子牛式的勤劳耕耘，肩负使命并充满激情、不觉倦怠地进行着艺术的探索和实践。其作品不仅要给我们呈现出当代绘画艺术创作的人文范本，而且还以一位艺术家刚直的脊梁，以及坚正的操守给我们深刻揭示了现实生活里真实存在的若干社会问题。

当然，当今画坛的确有一批艺术家在认真且坚定地从事着具有自我良知与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创作，同时也诞生出了一批优秀的画作，比如高小华的《为什么》、邵增虎的《农机专家之死》、毛旭辉的《水泥房间里的人体·几种状态》《剪刀》、张晓刚的《幽灵》系列，以及他的《黑色三部曲——惶恐、沉思与忧郁》，还有曾梵志的《协和三联画》《面具》系列，刘子建的《迷离错置的空间》《宇宙中的纸船》《时间碎片》、张羽的《灵光》、邵戈的《城市垃圾》系列、王非的《关系》系列，等等。

但他们毕竟只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莲的数量却总是有限。换句话说，当今太多的画家已经逐渐丢失掉了支撑个人责任感成长的脊梁，甚至出卖掉了具有独立尊严的人格品行。他们的作品里也因此处处缺乏着清气、灵气和正气，却满纸充斥着浊气、死气与俗气。

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很多因素有关，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点便是画家创作态度的不纯粹。也就是说，他们并不纯粹地以艺术创作本身做为目的，而是隐含着对某些利益的追逐与择取。我曾在一些场合上发表过，当代艺术的通病在于“俗”，在于“媚”，主要表现在“世俗”和“庸俗”，以及“媚政”和“媚众”两个方面。对于绘画而言，“世俗”、“庸俗”与“媚政”、“媚众”往往是纠缠在一起且很难分开的。特别在“官本位”思想极为浓重的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当行政机构主导艺术取向，当官场文化渗入艺术领域，众多不良问题便开始层出不穷。

众所周知，国家以及各地方画院，包括美术家协会，虽然多是群众性组织，但基本还是属于官方或半官方的，其举办的各种比赛和展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整个时期的画风。这对于绘画艺术的全面发展繁荣而言，无疑是一种隐性的羁绊和约束。此外，以职位头衔论价格、论绘画水平的高低，似乎谁占据领导岗位，谁的知名度高，那么谁就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评判权和决策权，谁就备受追捧、备受礼赞、备受尊敬和宠护。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但这恰恰是现实的一种悲哀。殊不知艺术需要独立和自由，不需要被“领导”、被“圈养”、被左右，应该与政治，特别是与行政、与官场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职位的高低、头衔的大小与绘画水平的优劣并没有直接或必然的关系。相反，某些画家正因为走上了所谓的领导岗位之后，其绘画的水平却不进反退，而且退步得相当厉害，其作品甚至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试问这该如何解释呢？

而另一方面便是市场因素和大众喜好严重影响了画家的创作方向与创作品味。以市场为导向，跟着市场走、围着市场转、随着市场变，目的就是希望能最大限度地讨得市场和大众的青睐、卖上好的价钱，并赢取现实利益。因此便出现了一大批画家利用艺术价值、学术价值、收藏价值均不高，甚至特别劣质的作品赚取着很高的经济效益。此类画家不但没有在艺术和精神领域为社会做出贡献，反而破坏了整个书画艺术市场的健康良性发展。

做为利益链条中的一份子、重要的参与者，他们已经不再更多地关注如何提高绘画技艺、如何传承与弘扬国粹，以及如何探索创新，而是更多地开始关注起自己的身份、地位、名气、周围的圈子、作品的润格等等。试图通过大量的宣传包装来成为社会上特别是官僚阶层认可的“大名头”、艺术市场认可的“抢手货”。绘画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已经不再是一门纯粹的艺术，而是彰显身份的一张名片，以及敛取钱财的一种工具。为此他们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大张旗鼓，甚至可以毫无顾忌地扭曲与丢掉象征道德与节操的人格脊梁，踢开和抛弃理应所本该具有的社会责任与艺术良知。

写到这里不禁让我想起一本书的名字：《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本书是由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著作的。梁先生是一位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新儒学大家，为国事、为安定、为团结、为文化、为教育等付出了毕生精力，一身正气，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令人敬仰。其实，不论是作家、思想家，还是书家、画家，都像教师、医生、清洁工一样，都是一门职业，所以也都要遵守其应有的职业道德，也都要坚守其应有的社会担当。特别在国家日益昌盛的今天，画家们更应该有责任和义务沉浸在艺术的殿堂，弘扬经典，追求卓越，而不是将自己打扮成道貌岸然的虚伪的艺术家，以及一身铜臭味儿的市侩之人，否则当今画界真就好不起来了。（注：本文作者王进玉，艺术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