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古典文学课老师：黄瑞云先生
故乡读书会，有态度，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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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难忘
我的三位大学老师
◎吴瑞霞
小记
1979年秋，我进入黄石师院读书。在教过我的先生中，有三位现在都年过八旬：蔡伯铭先生88岁，黄瑞云、安镇二位先生80岁。他们生当新旧体制之交，在历次社会变动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三位先生，都熬了过来，各具人格魅力，给我留下深深印象。
在从77级到81级先后留校的同学中，数我在中文系工作时间最长，经历从首任校长邵达成到现任校长向显智领导的湖北师院的发展历程，且曾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17年，与德高望重的老学者、年富力强的新同事见证了中文系30多年的建设。今值退休之际，回想与三位先生相处的日子，感怀良多。
我的古典文学课老师——黄瑞云先生
◎吴瑞霞
黄瑞云先生，在湖师中文系创办40年历程中是最具有学者风范与文人气质的一位先生。读书至今，时隔近30年了，我们中文系79级的大多数同学也已过年过五十，然而提起黄先生还是敬爱有加。
黄先生当年到黄石师院，比我们中79进校稍晚。在他之前，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就已有好几位各具特色的老师了：有讲课特别受学生欢迎的欧阳德威先生，有讲宋词声情并茂的秦惠民先生，有讲唐诗入情入理的汪晚香先生，讲宋词细腻柔美的项郁才先生，讲戏曲小说平实如话的熊文卿先生，讲先秦文学声气夺人的郑在瀛先生。他们几乎都毕业于华师、武大，或在那里任教，后因种种原由到了我们学校。
当我们听说，又有一位教古典文学功力深厚的先生即将从华师调来，大家都兴奋不已。后来听在华师任教的77级留校的学生说，当年黄先生离开华师时，中文系师生依依不舍，不仅向学校写报告请求将他留下，送行时还有不少学生流了泪。
黄先生第一次给我们上课，讲的是先秦文学。他40多岁，穿着普通，高高偏瘦的个子，英俊谈不上潇洒，庄重却有气势。他既不带水杯，也不抽香烟，甚至连教案也没拿，仅仅在上衣口袋里，装有几张卡片，不苟言笑，操着特有的湖南娄底家乡普通话，我们只能极力捕捉他的每一个字音，每一句话意，即便如此，也大有听“天书”之感，多数同学直到三到四周后，才大致能听懂他所讲的，稍不留神，则一塌糊涂。课后相互对笔记更正笔误时，闹出的笑话不少。刚开始，有同学听课兴趣低落，甚至抢占后面的座位，但大部分人仍有足够的耐心，听着听着就听出了味道。
黄先生教学的严谨，首先表现在那几张卡片上。上课时，偶尔看看，这种时候也是极少的，似乎先秦诸子都装在他那个并不怎么大的脑袋里。在后来的日子里，虽说我们还是有听不懂的地方，然先生讲得深入浅出，清晰透彻，不能不令我们肃然起敬。与先生熟悉一些了，有同学问他何以能博闻强记，他告诉我们，他走上大学讲台之初，为了把课讲好，先将教案反复背诵，上课之前还到学校山边，对着小树林讲一遍，回来后把记得不甚牢固的地方，记在一个小卡片上，以免因遗忘而打断思路。
这种严谨，更多地表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上。他的研究路径是小学，即通过古籍字义的辨识释读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当下的焦虑浮躁与崇尚虚华，则与之格格不入。然他执著努力，不仅完成许多学术论文，独自编撰多卷诗词选本，还主编先秦辞赋总汇，先生对老庄哲学也有深湛的见识，《老子本原》多次再版，相信即将出版的《庄子本原》，亦能显示他扎实的学术功底。
黄先生还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他的寓言融智慧、幽默、机趣与嘲讽于一体，把对人生深邃的洞察、对艺术独到的领悟，置于一个个具有深刻意蕴的艺术作品中，从而使作品的寓意，上升到对社会人生的的启示与批判。前不久，在外地工作的何平华同学回校看望黄先生，说当年在罗田读初中时，因教材不内容单薄，老师便自选一些优秀作品，油印给同学们来读，其中就有黄先生的寓言《陶罐与铁罐》。
对此，先生解说道，这篇小作品的创作源于在武昌昙华林挖地洞的感受，挖到深处，不知怎么挖出了一些完好的陶罐与一些锈迹斑斑、层层脱落的铁罐。这便给了他一个启示：看似易碎的陶罐，能穿越时空完好保存到今天；坚硬的铁罐，却因潮湿泥土的腐蚀变得破烂不堪。可见，坚硬与不坚硬、结实与不结实都是相对的。这不正是对老子柔弱胜刚强思想的解读吗？
由于描写的生动与思想的深刻，黄先生的寓言已再版8次、并被译为8种外文。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意大利留学生，以研究黄瑞云寓言为毕业论题，为此来黄石接受黄先生指导，她毕业分配到威尼斯驻中国大使馆工作后，还专门来拜访过先生。
黄先生不仅寓言写得好，散文和诗词也写得极有韵味。师母长期在农村生活，全心操劳家务，到了先生身边后，在互相扶持中，度过人生最重要的时光。虽有无法交流思想的痛苦，然毕竟是结发夫妻。师母去世后，先生写了长篇散文《杜鹃花依旧开放》，回忆婚后所经历的种种遭遇，表达了夫妻生死相依的情感。读来让人感伤。黄先生的《长梦潇湘夜雨楼诗词集》，属传统诗词，所集从1946年到2003年作品，表现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坚忍不拔的精神。他的现代散文诗《溪流集》，是思想拾零小品，亦有独到意蕴。
师母离世后，黄先生过了很长时间的“3个10”的生活——一天“工作10小时”、“走10里路”、“花10元生活费”，这令我鼻酸。系里有老教师对我说，黄先生曾对人说，像吴瑞霞这样热心肠的人，中文系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有。其实，当年我做过的那些事，也只不过是职守所使罢了。
记得学校要蔡伯铭、黄瑞云两先生退休时，黄先生已到65岁，蔡先生则是73岁了。当时学校两位院长（一正一副）、三位处长（人事、教学、科研），找我这个系书记谈老师退休之事，这在湖师历史上可能绝无仅有。由于主任石麟外出开会，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前提下，表示不同意。我说，当下学校面临评估，让两位老教授退休是不合适的。从长远看，对于我们这样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的省属院校，像蔡、黄这样省内乃至国内某些领域亦属重量级的先生，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不仅不能退，还得继续工作。并强调武大、华师这些学校的一些老先生，只要得知我们是湖师的，都会接着问一句，是黄瑞云那个学校的吧。在他们的眼里，黄先生几与学校等同。
我的这番话完全出于众位领导的预料之外，但言之有理，他们也是认理的，为此，两位先生又继续工作了几年。近日，我看到北大校友孙绍振在《北大，让我把你摇醒》一文中，为中文系资深教师吴小如因系当道者之故，升职受阻，后被历史系引进之事，为北大中文系深感耻辱。反观自己当时的作为，也不过尽在任之本分罢了。事后，我仅与石麟主任通了气，从未向当事人透漏。这事后来还是被人传开了，有人认为我“没有组织观念”、“不识时务”、“傻”、“不值得”，我的继任就曾当面对我说，“我不会象你那样为人做铺路石”。这事对我而言，既是性格使然，也是对先生的敬重使然。
2012年，是黄先生的80大寿。早在这之前，就有师生向我表示要在民间组织庆贺活动，我向黄先生转达了。为此，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生日就不做了，等《庄子本原》出版，搞一个小型座谈会，约15、6个人，来的人他都要送书的，若我同意，可与徐柏青先生商量。至于请谁，他事先已经声明，由他来定。这让我想起2002年，为黄先生举办全国范围内的《诗苑英华》首发式暨研讨会。整个筹备工作几乎是我和春生主任一手一脚做出来的，那是以中文系名义在黄石办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研讨会，我连生病都没有顾上休息，会议的效果，学校、黄先生都表示满意。就如张开焱先生说我的，在当官的眼里，“你不可爱，但可做事”，这就行了，我别无他求，能为先生做点事，让我很欣慰。
其实黄先生为我们年轻人做的更多。他特别关心年轻人。就拿我自己说吧。留校一年，我提出进修，黄先生亲笔写信给华师中文系领导，使得我能与文艺学的研究生一起听王先霈等先生的课。一年后我想考研究生，提出到武大学习一年，时任学校副院长的黄先生，不同意了。没有同意也是为了培养我，回校后的第二年，组织就安排我就进了中文系领导班子。从此，我连续在六届班子任职，四届班子任党务一把手，一直到2004年春。就在离任前的2003年底，为了将中文系提升为省级品牌专业，我还不分白天黑夜地搞材料，申报成功后不到半年，我便因年龄主动离任了，这不能不说亦是受了黄先生以及父辈的影响。
记得父亲88年深秋在黄石病逝，黄先生得知后，将蔡靖先生撰写的挽联，亲笔书写送来，挽联是“睿智丹心曾照三千财脉，幽途正气还携两袖清风”，对父亲一生的概括恰切。我离任后，丈夫岑彧因脑溢血偏瘫至今8年了，记得还在凤凰隧道边住家时，一天清晨，散步的黄先生见我在路边艰难地搬砖，当问清是为给住院的岑彧恢复腿功能用的，他二话没说，一手提一块，随我一起送到中医院三楼。后来，岑彧只要叙说生病住院，总不忘这件事。如今我给研究生开设《文心雕龙选讲》也得力于黄先生的推荐。黄先生对《文心雕龙》素有研究，多年前带研究生，曾专设相关课程，我和徐柏青、石麟、张开焱等老师都跟听过，很获教益。
2007年本校文艺学开始招收研究生，学科带头人张开焱先生还想请黄先生上《文心雕龙》，黄先生科研繁忙，便向张先生推荐由我来上。我给研究生上这门课已经五年，每次开讲，虽然都增加新内容，但与先生的学问差得甚远，还需继续努力。黄先生学问好，但并不是关在书斋之人，他十分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任黄石作协主席，积极扶持文学新人，并应文化界人士的邀请，给黄石各种文化景观题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黄石市成功举办了矿业文化节也是得力于先生。20多年前，若不是黄先生为保留铜录山矿址，联名写信，奔走呼吁，这个目前国内唯一存留的春秋时代的古铜矿遗址，大概早就被掩埋地下，为人遗忘了。
黄先生是一个有着深刻忧患意识的学者、作家，正因为如此，他有着比一般人更为深沉的悲哀，同时他又“偏执”地将这悲哀浓缩并泛化到他生活的各个领域，自己则无时无处不被其裹挟、压迫，而这个悲哀的源头又是他自己无法释怀的，那就是对“57年反右”与“十年文革”及后续影响的纠结。凭心而论，凡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没有不受其影响的，相比之下，同是当时老师的阮国华先生，就看得开多了，活得也洒脱多了。阮先生的情感生活丰富，常有一些轶闻趣话传到我们学生耳里，他也总找些机会与学生相聚，当学生中爱热闹之人，拿他的传闻来调侃时，他总是以有点尴尬的神情笑纳。
记得2004年5月初，年近7旬的阮先生在黄石举行再婚婚礼，石麟先生代表学生的祝辞就是“踏遍青山人未老”，“而今漫步从头越”。我们班的“闹药”何平华，也曾将黄、阮二师作比较，说：“见阮先生，就像进了卡拉ok厅；见黄先生，就像进了教堂。卡拉ok厅与教堂对我们来说都是需要的。” 其实，如今的教堂也不纯净，卡拉ok厅则更是热闹非凡，正因为如此，后者更让芸芸众生向往。2011年，我与阮先生再次见面时，他又离婚了。2012年的深秋，到武汉听同学说，他又结婚了，居然还成了我们中79的家属。如此看来，阮先生的“从头越”不知有无止时。相对阮先生而言，黄先生是不是生活得太累了呢？
先生曾说，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也是中国的苦难。他对自我人生悲苦的内心体验，是一般人难以理解、更是难以承受的。而他为自己寻找到的唯一解决方式，即是把内心的苦痛与悲哀，释放到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中，他有一句名言“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退休与不退休之说的”，作为这句话的注释则是，“我当然有许多遗憾，从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浪费了二十多年，何等可惜！”这发自肺腑的话，不仅仅表达了他对已被浪费时间的惋惜，更表达了对来日可追的学术生命的珍重。
2012年10月，黄石市表彰“十位杰出老人”中，就有黄先生。他对同去的我们说，“老人，这个提法不好，我还没觉得自己老呢”。你若觉着这是疯话，那就再跟进一句疯话吧，“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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