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20年09月师友赠书录（一）韦力撰

陈艺法书

该幅对联为苏州著名书法家陈艺先生所赠，内容乃是录石鼓文七言集联：“朝阳出车驾黄马，夕阴射寓蒸白鱼。”书体为大篆，兼以行书作释，用专用对联纸书之，整体上有一种静溢之气。

记得吴昌硕曾篆此联，并在该联的释语中写道：“此集猎碣字，囗作朝，丞作蒸，帛作白。皆前辈吴侃叔明经所释。安吉吴俊卿。”缶翁五旬后，喜集石鼓联，陈艺先生恰值盛年，亦喜缶庐晚年之号，余有幸得此佳联，快何如哉。

其实能够得到该联，颇有厚颜索要之嫌。前些日子公微号中刊出寻访蒋吟秋遗迹之文，谈及蒋先生在艰苦岁月里努力护书，终得完璧的故事。拙文为陈艺先生所寓目，也许是为了让我全面了解蒋先生的成就，于是赐下《吟秋书论》一书，我以微信答谢，同时调侃无陈艺先生签名之憾，也许正是此语使得陈先生认真起来，故有此联之赐。

《冷庐诗全集》，陆以湉著，陈勇、俞国林整理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乃“仰顾山房校勘经籍”之一，线装本，大16开，一函三册，繁体竖排，亦为俞国林先生所赠，仰顾山房乃俞国林先生堂号。这些年来他整理出版了多种乡贤著述，俞先生乃桐乡人，而本书卷首作者署款为“桐乡陆以湉定圃撰”，本书所收均为陆以湉的各种诗作，有《冷庐诗钞》《集兰亭叙诗》《杭州纪难诗》《感旧诗》等等。书后有俞国林所撰《新刊冷庐诗全集跋》，此跋介绍了作者的生平，同时提到陆以湉的诗作流传稀少：“如《杭城纪难诗》因刻入《武林掌故丛编》，流传稍广，他则罕有知者”，而俞先生“于国家图书馆获睹《燹余吟》钞本四卷”，书中谈到的杭州乌镇当时战争惨况“忠愤之气，溢于行间”，想来这乃是俞先生跟朋友将陆氏诗稿汇为一编，整理出版的原因所在。

陆以湉在《冷庐诗钞》的自序中谈到了清代诗坛的盛况：“家弦户歌，二百年来海内刻诗集者不下数万家”，虽然有如此庞大的数量，但陆氏也清晰地知道：“迄于今，篇章之在人品者，历历可数，其余皆湮没无传。当其沤心苦吟，敝精劳神，直欲假此以传于后，曾不几时而遗韵销沉，卒与草木同腐，如是则诗亦何必作，作亦何必存哉。”

虽然如此，但陆以湉还是写下了那么多的诗，这亦可说明这些诗作乃是他苦吟之成，尤为难得的是，诗中记录了很多史实，读这些诗，尤其是一些诗注，堪补正史之缺。比如《杭州纪难诗》的第一首：

丑党潜从僻径过，庸材防守计磋跎；

忍教千骑红巾贼，断送生灵十万多。

陆以湉本首诗注为：

界牌之防守撤，寇得入广德、长兴而攻湖州，复分兵由武康进攻杭州。其初至也众止千余，潜师深入，如履无人之境，备御疏略，不能不归咎于主兵者矣。

由此诗注可以了解到当时清兵之腐败，攻入杭州城的太平军仅千余人，这些人进入杭州城，竟然如入无人之境，而太平军作战不但勇敢，还有着兵不厌诈的计谋，陆以湉在另一首诗注中写道：“寇焚僧舍，掳僧为兵，即令移古佛像置山头，系旗帜为疑兵，居民竞登吴山高处望之。”

太平军焚烧寺院，而后强迫僧人为兵，同时将寺院内的佛像搬置到山顶上，又在佛像身上系上一些旗帜，以此来布置疑兵之阵，但城中百姓却当作景观来观赏，这是何等滑稽的场面。

为什么清军作战如此不堪一击，陆以湉在另一首诗注中揭露了这样的事实：

大府以兵少，招募守城者，大半皆无业游民，前半夜望视犹勤，亥子以后俱入睡乡，寇乃于清波门外遍设云梯。二十六日，竟夜大雨，灯烛不明，遂乘此上城，二十七日晨，居民未启户，寇已满城中矣。自来省城之失，未有若此之易者。

杭州乃天堂之地，且是浙省省城，守城的部队竟然是临时凑起来的游民，这些人如此轻敌，后半夜无人值守，竟然让太平军乘夜雨登城而入，这么轻易的攻下省城，真的令人无语。这些记载正说明了纪事诗的重要性。俞国林先生能将这些史料整理出来汇为一编，其存史之概念跃然纸上。

《小残卷斋藏古籍碑帖精品展》，孟宪钧编

学苑出版社202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2020年9月7日，蒙孟宪钧先生之邀，我前往北京圣佳艺术空间去参加“小残卷藏古籍碑帖精品展”。疫情以来，这种活动减少了许多，即使有展览也大多在线上，线下展览仅是少数人参加。但此次精品展来人之多，规模之大，远超我的想像。到场嘉宾不仅有北京的爱书人，我还见到了上图碑帖专家仲威先生、西安碑帖收藏家宗鸣安先生、太原古籍专家原晋先生，还看到了多位山东、河南的爱书人，当然，还是北京的朋友居多。

这么多爱书人汇聚在一起，先去参观了展览现场，而后又进入会议厅举办开幕式。会议由藏书家白撞雨主持，中贸圣佳的董事长刘亭女士、总经理薛世清先生先后致辞，之后由文物出版社社长张自成先生讲话，这乃是源于孟宪钧先生原本是文物出版社的编审。我的讲话则是谈到孟先生在收藏理念方面给我以很多启迪，虽然以前也去过他府上看过一些藏品，但今日看到展览，更能从整体上感觉到他的精品意识是何等之强。

小残卷斋乃是孟宪钧先生的堂号，在展厅的最前面，分别陈列着顾廷龙、启功、王世襄和饶宗颐先生给他所题堂号，这几位老先生乃是书法界、文史界如雷贯耳的大师级人物，能够拥有他们题写的堂号，不得不说孟先生有福气。

孟先生在开幕式讲话时，提到“小残卷斋”之名乃是启功先生所起，并且启先生在为其书写此堂号时，特意落款“小零片斋”，孟先生说其实启功根本没有这个斋号，这是书写该幅作品时唯一的落款，一者可以看出启先生的谦逊之心，二者是启先生收藏了一些敦煌残片。后来启先生将残片影印出版，我买得一册，正是受此册书的启发，我也收得了一批敦煌残片，而今听到孟先生讲述这个故事，又让我忆起当年的购买过程。

我与孟先生相识20余年，但每次见面匆匆，总无暇细聊，而今我读该书的自序，对他的藏书经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说自己的收藏大概分为三个阶段，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为第一阶段：

从一九六〇年代开始，当时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逛琉璃厂。因为练习书法的需要，就经常去琉璃厂的庆云堂、中国书店等，主要是买一些影印碑帖。买碑帖之余，渐渐也接触一些古书。最早买的是什么书呢？因为学习目标是书法、金石，所以买的书基本都是跟书法、金石有关的，像《楷法溯源》《隶释》《隶续》《隶篇》等等。记得《楷法溯源》一部十六册，当时才六元钱，《隶释》《隶续》是在苏州买到的，价钱是二十元，在上海买的翟云升《隶篇》，也是二十元钱，这样一直到八十年代。

孟先生谈到这个时段他主要是受雷梦水的指点，那时雷先生正在编《贩书偶记三编》，孟先生得到珍稀的清刻本就会向雷先生展示，而雷先生就会马上记下来。

对于那个时段的买书方向，孟先生有如下详述：

雷梦水先生著有一部《古书经眼录》，我最早就按照这部《经眼录》去买，还有赵万里先生编的《中国版刻图录》里的清代部分，按图索骥。后来又读到黄裳先生的著作，像《银鱼集》《翠墨集》《榆下说书》等等，凡是书中提到的书我就去找，去寻觅。开始是经史子集四部书都买，明版也有。后来就不行了，资金有限，所以后来就主要集中在清代部分，清代刻本中又以经部小学类，史部金石类、目录类，子部艺术类，集部诗文集、词集，大概是以这几个种类为主，这其中又以金石类和集部最多。就这样逐渐地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规模，小小的特色，就是以收清代精写刻本为主，同时也还收藏碑帖。

从1990年后，孟先生放弃了碑帖，把所藏转让给了一位当时有名的书法家，然后把主要财力精力用在清代精刻本上面。2000年春天，他的好友秦公先生去世了，有些人跟孟先生说，秦先生去世了，没人搞碑帖了，您应当坚持下去，于是孟先生又转回搞碑帖收藏。而后他在序中讲到了碑帖收藏观的变化。

秦公先生虽是碑帖名家，但他同时也关注古籍善本。我记得有一场拍卖会上，上拍了几册天禄琳琅旧藏的宋版书，我想将其拿下，但到后来一直有人很有耐心地跟我争。一般来说，我在拍场上不会转头看看是谁在跟我争，以避免尴尬，但这次我忍不住看了一眼，原来是秦公，他不好意思地向我拱拱手，我只好放弃了竞争。而今在孟先生的文中读到他的名字，又让我忆起秦公那盛大的丧礼。

孟先生说，正是因为他下大力气买碑帖，才搞得自己负债累累，于是他决定准备出售自己所藏的古籍，专心于碑帖的收藏与研究，这种达观，令人敬佩。

本书另外还有四篇序言，序一为藏书家宋平生先生所写，宋先生感慨说：“孟先生爱书之笃，藏书之精，令余感佩不已。”而孟先生买书的豪气，宋先生有着这样有趣的描绘：

其为人谦和，有恂恂长者风。中年后体弱多病，稍有劳顿，便显疲态。惟于拍卖场上，必是斗志昂扬，全无惓色，与平日判若两人。尤其是对心仪之书，虽一掷千金而不惜，必欲得之而后快。即使与有商业背景的买家同场竞拍，也敢奋然血拼。余曾戏称其为拍卖场上，工薪族里的敢死队。不少书友认为，此雅号是对这位超级爱书者的生动写照。

拍卖师彭震尧先生所写序言则回忆了他与孟宪钧交往的一些小故事，比如中国书店于1993年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北京首届稀见图书拍卖会”：

对于这种新的交易方式，有人赞同，有人反对，孟老师就是反对者之一。这也难怪，人秋一个“爬格子”的人，每个月的收入是有限的，而在拍卖会上想要买到好的、自己梦寐以求的书，没有一定的经济支持，那是完全无法实现的。眼看着拍卖会上不断出现的好书，孟老师的观念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正如他自己所说，没有拍卖会，哪会有这么多的书面世啊！很快，他不仅加入了竞买人的队伍，而且还成了一位“战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花冤枉钱”，买自己喜爱的东西。正是由于他在拍卖场上的那种勇往直前、不计后果的竞价方式，被书友们戏称为“工薪阶层敢死队”。

彭震尧在序中还谈到了一件尴尬事：在某次拍卖会上，彭先生刚落槌一件拍品，孟宪钧突然站起来大喝一声：“我在举牌，你怎么没看到？！”孟先生的气势令彭震尧不知所措，因为他确实没看到，但是他还是觉得彼此已经是很熟的朋友，即便有一个失误，怎么也要给自己留些面子，不至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嚷了起来。后来在别人的劝慰下，孟先生还是坐在拍场，拍卖结束后，他就赶忙去向彭先生道歉。

彭震尧讲出这个故事，乃是想说明孟先生为人之坦荡，以及他对书的挚爱。这些年来我时常看到孟先生在拍场上跟一些朋友竞争欲得之本，某次他跟杨成凯先生并坐在一起参拍，两人都不喜欢事先商量，但举到那件拍品时，两人互不相让，你一下我一下的一路争下去，全场的人都看着这奇特的景色，我不记得两人是谁最终胜出，但他们的爱书之情不仅给我，也给全场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孟先生不仅是藏书，他对所得之物还会做深入研究，翁连溪先生为本书所写序言中说：“余与孟先生交往近三十年，因同好又同供职文物局系统，常往来于先生办公之处及家中，观书探讨学问，受益匪浅。先生藏书宏富，件件均有可谈之处；其中不乏孤本善本稀见碑帖，弥足珍贵。”对于孟先生的用功，翁先生又写道：

先生用功于斯，慧眼独具、废寝忘食，沉迷于故纸典籍，对纸张、版本、印刷、装潢等了然于胸；又通经史文献，对训诂、辞章、音韵、考据等多有涉及；更游走于启功、孟宪章、王靖宪、顾廷龙、雷梦水、李致忠等大家之间，潜心向学、鉴书识帖，对所收碑帖善本更是详加考证。

孟先生买书的气概让所有人叹服，古人云“好书到手不论钱”，孟先生的行为完美诠释了这句老话，故赵前先生为本书所写序言中，特意讲到了孟先生某次帮瀚海公司征集拍品，事后得到了一万元的劳务费，可是钱刚到手，他就迅速买了清雍正刻本的《金冬心先生集》，而在当时，大家认为这本书一两千块钱就已经很高了。

仲威先生所写序言则专门谈孟先生的碑帖收藏，他讲到某次孟先生到他的上图办公室时，看到仲威所翻阅的《增补校碑随笔》上面有着密密麻麻的批语，为此大为感慨。而在此次精品展上，我又见到了仲威先生，向他请教了几个碑帖问题，同时也谈到了《校碑随笔》。我跟仲先生说，虽然王壮弘增补了《校碑随笔》，指出了方若的一些误判，但是寒斋藏有方若的《校碑随笔》增补原稿，说明方若在生前已经开始修订这部书。仲威马上说这很重要，如果能刊布出来，将会对碑帖研究大有禆益。虽然仲威看过许许多多善拓珍帖，但他仍然感慨于孟先生在买碑帖时的豪举：“听到最多的事情，就是国内的碑帖拍卖场上的善本碑帖多被孟老师和日本伊藤滋先生两人包揽了。

从以上这些序言即可看出，每个人都会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孟先生的收藏理念。我认为中贸圣佳举办这样一个展览意义很重大，后疫情期能让这么多的珍籍得以展现，这将给收藏者以信心，不止是爱书人饱了眼福，这样的完整展现，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收藏观。

《过云楼书画录初笔》，《过云楼书画录再笔》

（清）顾承著　苏州市档案馆　苏州市过云楼文化研究会编

文汇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本书为沈慧瑛馆长所赠。该书为精装16开，初笔与再笔各分一册，每册书均两个封面，右翻为原稿影印本，左翻为点校本，每书前有作者顾承小传及画像，从小传中了解到，顾承乃是过云楼主人顾文彬的第三子，从小帮助父亲整理书画，因为两兄早逝，家中事务都由顾承打理，怡园和过云楼的建造均出自顾承之手，而此两书乃是他对家藏字画的著录。

此两册书家均有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先生所写序言，序中讲到了过云楼在藏画史和藏书史上的地位，本书的腰封上印着“宁波天一阁、苏州过云楼”，想来这是从藏书角度给出的并称，但若以藏书价值来论，天一阁并不关注善本，只是随着时代的递延，当年所藏的普本大多为他家所不备。过云楼建造时间虽然比天一阁晚了300年，但其起手很高，所藏大多为善本，几年前在马骥先生的安排下，我见到了过云楼后人顾笃璜先生，顾先生向我讲述了当年傅增湘到过云楼看书的实况，看来即便流传很广的故事，也有不少不实之处，如此近的事情，都会有记忆之讹，更何况那些遥远的故事。

周振鹤在序中谈到，顾氏后人以怡园为中心，云集名流，挥毫泼墨，在这里切磋诗词古琴和昆曲，而顾笃璜先生正是借沈德潜的旧居，多年来在这里组织昆曲研究，这正可谓绝世清音，生生不息。

对于本书之来由，周先生称，顾笃璜先生将珍藏的《顾文彬日记》《顾承书信》等等有关过云楼历代主人的珍贵文献，无偿捐献给了苏州市档案局（馆），为了让这些材料得以充分的发挥与利用，该局与苏州市文广新局、苏州过云楼文化研究会等单位组织专家团队，编辑出版了该书系。

翻阅本书，即可了解到顾承的著录方式，比如《初笔》著录的第一件藏品是《文待诏东山图咏卷》，顾承首先是注明本画的绘制年代，接下来会写明绘画的材料，比如是纸本还是绢本，而后写到每幅画的长宽尺寸，拖尾尺寸另计，接着会写到每幅作品为谁所作，比如这幅图咏注明“徵明为子昭写”，接着著录绘画者的钤章。本书的主体部分则是一一注明每幅画上的题诗内容以及画跋的具体内容。

经过这样的详细著录，使得一幅流传有绪的画作有了明确的身价。这些史料在以后的鉴定过程中会起到重要作用。而苏州市档案馆能够将这样的原稿点校出来，公开出版，这是对书画界的一个重要贡献。

《博物之美：畅游在自然与艺术之间》，薛晓源著

商务印书馆201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8月30日，我前往参加了第六届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此会上得以结识该委员会的副主任薛晓源先生。蒙薛先生美意，赠我两部大作，此为其一。

本书前有上海辰山植物园执行园长胡永红所撰《现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博物学》作为代序，序中提及：“薛晓源教授既是范曾先生的得意门徒，是一位知名画家，又是一位专业的哲学家，更是一名集大成的博物学家。他勤奋好学、博学多识、思路开阔，已经打通了连接科学、哲学和艺术的任督二脉。”

胡永红在代序中谈到触发他对博物学感悟的学者是德国博物学家亚力山大·洪堡，洪堡认为，任何事物之间都存在关联，达尔文就是受洪堡的影响，才登上“小猎犬”号，最终写出了《物种起源》。胡先生同时说：“博物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是最早出现的科学传统，也是经历了严重衰退的科学传统，这正是今天有许多专家学者关注其命运、呼吁其复兴的原因。”

薛晓源在本书的自序中首先解释什么是博物学，他认为博物学涉及三个世界：客观知识世界、默会知识世界和生活世界。接着他谈到西方博物学绘画最早可以溯源到公元前16世纪，序中举出的例子乃是希腊圣托尼岛上的湿壁画，该画现存雅典博物馆，本书中附有该画的彩色图案，其精美程度难以让人相信这是3000多年前的绘画。因为该画上有百合花和燕子，故薛先生认为，“可以算作是最早的博物学绘画之一”。同时薛先生提到西方博物学著作起源较早，早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撰写过《动物志》，公元1世纪古罗马的老普林尼撰写了《博物志》，薛先生认为“这部作品在今天看来仍是比较成型的著作”。

而后薛先生叙述了博物学绘画的系统性，谈到了从他收藏的近万部博物学名著中选出一百部，邀请博物学专家和翻译家进行翻译，其总题为《博物之旅·原典系列》，该书系原定每年出版10部，10年完成，其体系之宏大令人叹服。

从此序中了解到，薛先生也是位藏书家，故本书所收第一篇文章《天边云锦谁采撷——博物学的美学之旅》讲述的就是他收藏博物学著作的起源。2005初夏，薛先生在美国洛杉矶参加完“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国际研讨会，而后前往纽约老书店去寻找带插图的老书，因为他一向喜好图文并茂之书，他说自己从德国留学归来，带回来十箱书，500多册，基本都是精美的插图版图书，故此次在纽约老书店看到了奥杜邦的《北美的四足兽》一书，令其爱不释手，最终将其拿下。此后他一发不可收，开始大量购买这类书。

本书中收有不少西方图书中的植物和动物插图，同时还有薛晓源所绘植物学家的画像。其中有一节专门谈到了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书中有已经灭绝的动物画像，比如渡渡鸟、袋狼、旅鸽等，看着它们美丽的身姿，想像着它们活在世上的姿态，而今这一切都不可能重新再来，有着说不出的伤感。薛先生在文中写道，近300年来地球上已经有300多种美丽的动物彻底消失了，而今：

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下称《红皮书》）统计，20世纪有110个种和亚种的哺乳动物以及139个种和亚种的鸟类在地球上消失。目前，世界上有500多种鸟、400多种兽、200多种两栖爬行动物和20000多种高等植物正濒于灭绝。

读到这样的数字，令人是何等的痛心，人类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以赶尽杀绝的方式生活在这美丽的星球上。本书后附有多篇记者对薛先生的采访，从这些采访中可以感受到，薛先生对博物学的痴迷以及他对世间万物的喜爱。

《皇权与教化：清代武英殿修书处研究》，项旋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在目录版本界，尤其在藏书界，殿版书乃是内府刻书的代名词，其实殿版书原本是指清代内府刻书，然因其太具影响力，方有此涵盖式所指。项旋的这部专著乃是其博士论文，书前有黄爱平教授所作序言。多年前我就读过黄教授研究内府刻书的专论，知道他对殿版书最为熟悉，他在本序中总结出了项旋这部专著的几个特色，一是档案资料的发掘与利用，因为武英殿修书处的设立时间与相关名称问题，学界历来存在较大分歧，前者有康熙十二年、康熙十九年、康熙二十九年、雍正七年等不同观点，名称上则有修书处和造办处两者孰前孰后的问题，而项旋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所藏的内阁大库档案，对以上两个问题予以了确认。

项旋专著的第二个特点，则是对一些疑难问题的考证与辨析。比如武英殿刻书的种类问题，之前各种著录有不同说法，项旋通过梳理相应资料，严格界定“殿本”概念，他认为殿本特指康熙十九年武英殿修书处成立后在武英殿刊刻、装潢完成的内府典籍，其余内府写本、钞本、石印本、铅排本以及地方进呈本等等均不属于殿本范畴。即使这样，他也统计出清代殿本总计有674种之多，这个数量超过了以往所有对清代殿本著录的数量，故黄爱平夸赞项旋统计出的这个数据“堪称迄今最为严谨、精确的殿本统计，”同时指出近些年来，争论最多的殿本书用纸究竟是连四纸还是开化纸，而项旋经过一系列的梳理，认为殿本常用纸是四纸、竹纸，绝少使用开化纸。

项旋在本书的“选题缘起”中，首先概述了中国历代王朝重视刊刻图书典籍之事，比如宋代国子监负责中央官府刻书工作，所刊典籍被统称为“监本”，元代则有兴文署负责刊刻书籍，明代除了南、北二监外，内府司礼监也是刻书机构，其所刊经厂本最具名气。清代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沿袭中国历代刻书传统，顺治朝及康熙前期的内府刻书工匠大多为前明所留，故所刊书籍与明代经厂本相仿佛。康熙十九年内务府所辖的武英殿修书处成立，逐渐成为清代皇家最重要的刻书机构，该机构直到1912年裁撤，承担皇家刻书职能长达200余年。

对于武英殿修书处的发展历程，项旋将其分为创始期、鼎盛期、式微期和衰亡期。第一期对应的是康熙十九年到康熙六十一年，这一时期仅刊刻殿本29种，但质量却为清代各朝刻书之翘楚，后世将其誉之为“康版”。

雍正元年到乾隆六十年为鼎盛期，共刊刻书籍470种，这一时期武英殿所刻之书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式微期则指嘉庆元年至道光三十年，刊刻数量为122种，与第二期相比，该期刻书数量有很大的下滑。第四期从咸丰元年到宣统三年，此阶段跨越四朝共计61年，然刻书数量仅52种，年均不到1种，而迅速衰退的原因，乃是在此期间武英殿发生了两次火灾。

同治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翁同龢在奏折中提到：“本月二十日夜，武英殿不戒于火，书籍、版片焚毁殆尽。”吴庆坻在《蕉廊脞录》中写道：“同治己巳六月二十日，武英殿灾，自亥刻起至次日辰刻止，延烧他屋至三十余间，所藏书悉烬焉。”对于这场大火烧书的数量，各种研究资料所谈不同，这场大火的确令武英殿受到重大损失，因为许多版片化为灰烬，此前的积累也化为乌有。

但是，武英殿修书处仍然存在，陶湘在《清代殿板书始末记》中称：“凡康熙二百年来之藏书储板，一炬荡然……武英殿既灾，纂修协修之官名犹在，写刻印装之工匠亦未撤，而刊书之事，终同治一朝阒寂无闻，此为极衰时代矣。”

武英殿火灾后，清廷即派人予以修复，但限于财力只修复了主体部分，但未成想，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武英殿再次发生火灾，庆亲王奕劻在电报中写道：“十八日戌时，雷雨交作，值班护军搜查时闻霹雳大震，见武英殿后墙内柳株劈裂，电火击入后殿，彼时烟火齐出。”当时值班官兵及宫内总管太监等均赶往救火：“美国率领兵队二三百名，并英国、德国等一同进内”予以施救，然“无奈火势太急，人力难施，以致延烧武英殿前殿五间、后殿五间，西配殿五间，浴德堂共六间，前院西配房五间、后院东配房五间，共三十一间。这场大火导致武英殿修书处的刊刻活动基本停止，直到宣统三年被裁撤。

项旋在其专著中分章节讲述了武英殿修书处的组织机构与人员管理，武英殿修书处的日常动作机制，以及刊印、校勘活动等。比如对武英殿聚珍版就进行了详细讲述，同时对武英殿刻书每朝字体的特性予以了总结。他在书中引用了康熙十二年清廷修补明代经厂本《文献通考》版片重印时，康熙帝为此书所作的序言：“此后刻书，凡方体，均称宋字；楷书，均称软字。”这个称呼一直为后世藏书家所本。

武英殿刻书两种字体都用，清金埴在《不下带编》中说：“自康熙三四十年间，颁行御本诸书以来，海内好书有力之家，不惜雕费，就摹其本之欧字，见宋字书置不挂眼，盖今欧字之精超轶前后之世，宝惜之，必曰康版，更在宋版之上矣！”这种对软体字的偏爱一直延续到今天，近几十年的拍卖市场上，凡软体字刻本大多价格较贵，尤其康熙殿版初印本最受藏书家追捧。

其实这种追捧也有其道理在，因为两种字体的刊刻工价原本就有较大差异。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载：

刻宋字，每百字工价银八分；刻软字，每百字工价银一钱四分至一钱六分不等；刻书内图像，量其大小多寡，酌给工价，若枣版俱加倍。写宋字版样，每百字工价银二分至四分不等。写软字，每百字工价银四分。

刻软体字的工价大概是刻宋体字工价的两倍，由此说明了软体字刊刻难度较大，这种书售价较贵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武英殿刷书用纸，项旋在其专著中列出了多种，同时探讨了开化榜纸与开化纸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谈到了泾县榜纸（又称金线榜纸）“一般只用于缮写实录、圣训正本，不用于刷印书籍。”然去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召开的开化纸专题研讨会中，有专家力证泾县榜纸实乃开化纸，看来这个问题难以遽下结论，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项旋在专著中还引用了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初十日武英殿总监造李国屏在奏折中的所言：“已印制《御纂周易折中》乐文纸一部，棉纸一部，除各装一套十本谨奏外，一俟板成，即将棉纸印刷五十部，装套后，陆续进览。“

而今康熙殿版的《御纂周易折中》初印本一向被认为是标准的开化纸，李国屏在奏折中却称该书用纸乃是乐文纸和棉纸，究竟何为乐文纸，以往少有人注意，可见古代印书用纸仍有许多有待深入的地方。而项旋的这部专著旁征博引，用各种史料来印证他的判断，真是令人思路大开，也让我对那段重要的刻书史有了全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