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漕运管理
北宋漕运的基本组织形式为纲运，宋初沿用唐代10只船为一纲的做法，后来改以30只为一纲。真宗景德年间，发运使李溥鉴于“漕舟旧以使臣若军大将，人掌一纲，多侵盗”，出台新举措以杜绝之，“并三纲为一，以三人共主之，使更相司察。大中祥符九年，初运米一百二十五万石，才失二百石，会溥当代，诏留再任”《宋史》卷299，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056—8057页。
">[1]。原来一使监一纲10只船，与船家、水手串通作弊；李溥合30只船为一纲后，使臣三人共监督押运，使臣之间互相监督，又联手监督船家、水手，故而当年共运一百多万石，仅失米二百石。
绍圣二年（1095）北宋漕船最多，“置汴纲，通作二百纲”《宋史》卷175，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851页。
">[2]。每纲30只船，共6000只；用王襄的说法，江湖“造船之法，六路之船以供江外之纲，淮南之船以供入汴之纲，常六千只”（宋）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四库全书》，史部，第4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44页。
">[3]。总数是一样的。按唐制每船10人计，北宋有漕卒船夫6万人，这只是四河之一汴河行船之数。
主纲吏是漕运的低级管理者，漕运过程中运纲出现差失，一概由主纲吏承担。同时也赋予其处罚船家、水手的权力，杖责甚至徒配。
三司是北宋财政经济最高决策和实施衙门，漕运是它的一项政务而已，故而苏辙有言：“举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会于三司。”（宋）苏辙：《栾城集》,《四库全书》，集部，第11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页。
">[4]具体地说三司之中的度支司实际控制着全国的财赋调拨。三司之下，朝廷设发运使，负责天下四路运道中的汴渠漕运、黄河漕运和其他运道漕运，“转输淮、浙、江、湖赋入之物以供京都，收摘山煮海鼓铸之利以归公上，而总其漕运之事，则隶发运司”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073页上栏。
">[5]。其中江、淮发运使主持汴渠方向漕运，地位最为显赫，白波、三门发运使官阶要低得多。地方上每路设转运使。转运使直接对三司负责，而不对朝廷的发运使负责。
具体工作中，发运使、转运使并不制定漕运政策，主要职责是整治管辖区域运道。天禧二年（1018）楚扬运河毁堰通漕，“江、淮发运使贾宗言：'诸路岁漕，自真、扬入淮、汴，历堰者五，粮载烦于剥卸，民力罢于牵挽，官私船舰，由此速坏。今议开扬州古河，缭城南接运渠，毁龙舟、新兴、茱萸三堰，凿近堰漕路，以均水势。岁省官费十数万，功利甚厚。’诏屯田郎中梁楚、阁门祗候李居中按视，以为当然。明年，役既成，而水注新河，与三堰平，漕船无阻，公私大便”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073页上栏。
">[6]就是发运使一大作为。转运使则更多地关注本路财计。太平兴国二年（977）,“江西转运使言：'本路蚕桑数少，而金价颇低。今折征，绢估少而伤民，金估多而伤官。金上等旧估两十千，今请估八千；绢上等旧估匹一千，今请估一千三百，余以次增损。’从之”《宋史》卷174，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816页。
">[7]。这说明发运使和转运使不是上下级关系，他们的业务交叉而非全同。
北宋漕运分段转般每年有运次要求，在此基础上实现江淮漕运的时限管理。天禧二年（1018）六月，“三司言：'汴河纲船除二百五十料至三百五十料者，已自楚州五运，泗州六运，更不增力胜斛斗。'”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034页上栏。
">[8]可知运河纲船从泗州仓搬运京城的每年六运，从楚州仓搬运京城的每年五运。宣和二年（1120）六月，发运司奏请外江漕船每年漕运次数，“淮南以五运，两浙及江东二千里内以四运，江东二千里外及江西以三运，湖南、北以二运”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055页上栏。
">[9]。每年漕运次数确定，也就基本确定了每运时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