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入党
五六十年代，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入党并无任何功利思想，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真难以想象当年为什么入党的愿望那么强烈，那么迫切。但身临其境看到现实的情况是，加入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那个时代，并非是一种表面上象征性的光环，而是有志者期望更上一层楼的实际起点。早在浙大求学时，担任班长的我已经是两年党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但当时以不在学生中发展新党员为准则的保守母校，给本校一群优秀学生设置了一道不能前行的红线。我本以为所有高校概莫例外地执行这一关门政策，然而当分配北京三机部四0研究所，向来自清华、北航等毕业生了解后，才知道这道红线是浙大独家划定的，北京一些大学却在在校学生中发展了为数不少的新党员。
在京逗留不到一个月，我们这批刚报到的大学生，按国务院规定先后去两个工厂（太原221厂、新乡134厂）参加两期四清运动。在第一期四清期间，因为表现突出，四清工作团党委决定发展我入党。然而没想到在工作团派姚进才、秦占元二人到北京征求原单位意见时，所长给予的回答竟然是：“小谢刚分配来所，考验时间太短，不宜发展。”所领导的轻飘飘的一句话，使一个有志青年的美好愿望顿时化为泡影。也就是这次从所内调来我的人事档案进行查阅时，这两位“不讲原则”的工作队员，偷偷让我自己查看了我的高中毕业鉴定，竟发现班主任何愎洋给我填写了一句“同情右派”的“高评”，也让我终生怀念这位共产党员。
第二期四清到了新乡，我担任了团长的“大秘书”，按实际表现和工作要求，使我具有入党的资本和条件，为此工作团再度启动了我的入党程序。不巧的是恰好中央下达了一个四清工作队员中一律不发展新党员的文件，我又一次被挡在党的大门外。
结束四清返回北京时，文革的一把火已经烧到我的单位。在所内两派的激烈斗争中，作为共青团支部书记的我，成为两派争取的重点对象。鉴于自己的思考和鉴别，我决定不与造反派同流合污，也不参加保皇派，但在造反派的眼里，我却是保皇派的外围分子。因在政治、写作和体力上的优势，我被抽调到审干专案组工作六年。本来参与这一工作的人必须是党员，而我却不是，因此每次出去外调还不得不抽调一名党员伴随。尽管我的入党问题数次被提到议程，由于当权的造反派头头高德成等人一再阻拦，眼看一个个本来表现很差的造反派骨干轻松获准入党，我却始终未能成为一名党员。
1974年初，轮到我下放三机部五七干校去劳动锻炼，临行前我所在的三室主任兼支部书记沈昌治，特地结结巴巴地对我叮嘱说：“小……谢，这次安……安排你去干校并担……任三队副队长，是党组织对你……的一次考验，你一……一定要把握时机，好好表现，争……争取在干校'火线’入党。”其实以我一贯的自觉性，即使没有叮嘱，也会全力以赴地投入新的锻炼和战斗之中。
干校设在湖北省的襄北黄集，校址是原关押被俘国民党将官的黄集监狱，当轮到我下干校时，那里已经盖起了几排简易平房宿舍。居住的条件虽有所改善，而干校的生活仍然十分艰苦，农田的劳动强度更是可想而知。从小在城市（绍兴城虽小，但好歹还是一座城）长大的我，在干校和多数学员一样，参加从耕种到收割的大田劳作，第一次经历了迎着晨曦下地、沐着月光扬场、冒着飞雪挑土和顶着烈日抢收的全过程。对于架着一副瘦高骨架但却自己视为“强劳力”的我，最艰难最繁重的活，莫过于搬运装满麦子重达一百几十斤的麻袋，真怀疑那时这一百十几斤的骨架居然能扛起如此重负，而且也没有被压垮。
身为三队分工宣传的副队长，除了毫无例外地与其他学员参加劳动外，还得抓紧晚上仅有的闲暇做第二份工作：一手包干为《干校通讯》撰写稿件、刻印蜡纸、油墨印刷，还要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编写在田间地头演出的文娱节目，学习毛著并写下学习心得和发言稿……勤奋的“业余”创作，倒也给我留下了一点财富，在一年的干校生活中居然写了数十首或长或短的诗歌，体裁都是当时最流行的七言体，汇集成一册《战地黄花——五七干校生活散诗》。其中一束题为《麦收小景》的小诗，是一幅麦收期间的速写画面，字里行间充满了不亚于农民的豪迈喜悦心情：
割 麦
墨是麦浪笔是镰，挥手抒写丰收篇。
娇气随同汗水抛，烈日炼出钢铁汉。
上 垛
钢叉闪闪舞蓝天，垒起麦山金灿灿。
站在垛上向前看，五七大道红烂漫。
看 青
月照巡路风送爽，群星伴我护新粮。
夜行百里不知累，千顷麦浪装心房。
扬 场
一条黄龙腾空起，金雨纷纷落场地。
卷扬机声彻夜响，声声唱不尽心中喜。
抢 场
大雨欲来风报警，火速集队奔村邻。
抢场哪顾汗如雨，颗颗红心为人民。
远离派系斗争的是非之地，使我的表现得到了公正的评价。1974年5月，我被所在党支部全体成员一致同意“火线”入党，并立即得到干校党委批准，但宣誓的日子还得等待黄道吉日。10月4日，正值三机部“五七干校”成立五周年的喜庆日子，我与一批同在干校被批准“火线”入党的学员，在鲜红的党旗下举手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一段跑了长达十年的入党马拉松，终以成功地跑到终点而写下句号，也成为起点而开始了新的征程。
在干校的最后两个月，轮到我们三队负责食堂做饭，那是当年张思德烧窑的活。作为新党员的我自告奋勇，当了谁也不愿干的“火头军”。烧饭是幕后英雄的活，起五更睡半夜，再苦再累都无所谓，最令我惶恐不安的是，一旦不能准时点燃柴火，误了开饭时间，或者火候没掌握好，烧成了夹生饭，就难免受到数百位用餐者的唾骂。思想负担之重可想而知，然而自豪之情依然不减半分：
清晨披一身繁星上哨，
脚步轻轻，怕踩碎战友的梦乡。
抽开风门，点燃起沸腾的一天，
袅袅炊烟唤来了满天霞光。
夜晚戴一轮明月下岗，
掏一铲炉渣，撒下全校灯光。
封好炉子，埋下明天的火种，
熊熊烈火蕴藏在漆黑的炉膛。
手握着张思德的炉钩铁锹，
每天抒写为人民服务的篇章。
检阅三个烈焰熊熊的炉膛，
“火头军”的工作辛劳而荣光。
穿过炉火望见峥嵘的革命征途，
从井冈山的星火到中南海的灯光；
透过煤层看到火热的战斗岁月，
从红色的安源山到跃进的开滦矿……
——谢善骁《“火头军”之歌》（1974年6月）
当“火头军”也有意想不到的乐趣，我在炉灶前认养了五只幼小的狗崽。这窝小狗都是一条常来我这里乞食的黄色流浪狗生的，仿佛感知到我的大慈大悲观世音心肠，它把一窝小崽子生在我的领地。由于母狗营养不良，奶水不足，五只小狗饿的嗷嗷乱叫，看着它们可怜的样子，我岂能坐视不管？于是利用火头军的特权，每天给它们喂三次饭食，每次都安排在我熄火吃饭之时。习惯成规矩，每当食堂开饭时间一到，五只一天天长大变肥的小宝宝就不唤而到，亲昵地紧挨在我的脚边，摇头摆尾地蹦跳着，汪汪汪地争先恐后向我汇报刚从哪儿来，都干了些什么事。等食堂的食客散尽我也可以喘息时，就与它们开始了最温馨的“家宴”，这是我感到最快乐和它们感到最幸福的时刻。
然而好景不长，干校的“学习”生活结束，我们准备打道回京了。五只敏感的小家伙好像预感到不祥之兆，在我临走前几天爱玩的它们却哪儿也不去，只要我一到炉灶前，它们就纷纷跑来，接受着我一个个对它们的轻轻抚摸。到了真放下了手上炉钩铁锹那一晚，我郑重其事地把五个认养的“孩子”交给了附近一位乡民，趁它们不注意时悄悄地溜走了。翌日清晨，我们被送到车站登上驶向北京的列车。车厢里欢声笑语，我却黯然独坐一旁，默默思念着被我抛弃的五个天天围着我鲜蹦活跳的孩子，心中充满了无比牵挂之情。我想说不定就在昨天夜里，它们已经惨遭杀害，因为当地乡民很穷，养不起五个小生命，更因为当地人有吃狗肉的不良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