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唐前送别诗地理意象书写（名作欣赏·学术版）（张兴茂）
摘 要：送别诗滥觞于《诗经》，至唐而大盛，为古人重要诗歌书写类型。从历时的角度看，送别诗发展进程中，其地理意象书写方式存在着一定的递变轨迹。唐前送别诗仅涉及对移出场的自然景观的描写，唐代以后才涉及对移动路径和移入场的景观想象，形成沿路叙景式、风土展示式的写作范式。这一方面是由于唐前政治环境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离人面对不可知的命运与前程心生愁绪，送别诗主诉离愁而不涉旅途景致及远方风物。另一方面，唐前人们对地理空间认知有限，且活动范围受限于自然、交通等条件，使得地理认知与实际地理经验双重缺乏，反映在送别诗的写作上，則表现为对移出场之外地理意象书写的缺失。
关键词：送别诗 地理意象 递变
一、送别诗中地理意象的生成
近代学者梁启超论文学书写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道：“大抵唐以前，南北之界最甚，唐后则渐微，盖'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a此言开创文学地理学之先河。文学地理学关注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文学要素（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读者）之间的各个层面的互动。梅新林指出：“文学地理的核心关系是文学家与地理的关系。”b文学家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形式有显性与隐性之分，在显性的层面上，作家当下所处的或长期生活的地域环境所构成的生态文化空间会对作家气质、个性、创作风格的形成产生直接的影响。在隐性层面上，存在于文献记载、口头传说中的地理环境也会通过作家的想象与联想而作用于创作，从而影响到作家当时的创作心理、素材选择与情感趋向。这两种互动方式在送别诗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程度地影响着送别诗的创作，地理意象在送别诗中的书写也因此表现出一定的递变规律。
“地理意象”是地理环境中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区域景观经过创作主体的主观感知进入文学作品中形成的形象，这种形象来源于人们对于某一地域的直接经验以及通过文献、传说获得的间接经验，是“客观事物在人意识中的形象和估价，它是一种精神图景、一种被感知的真实，是联系环境与人之间的媒介”c。地理意象在送别事件中的生成，有赖于送别活动中各种地理因素直接或间接的介入。离别事件的本身，即表现为辞行者的物理位移——从移出场出发，经由移动路径，进入移入场。d物理时空的变化，引起送别双方心理时空的变化，从而使三个场景所涉地理环境不同程度地进入送别中，成为独具特色的地理意象。
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云：“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为东郡，与武帝别，帝曰：'我年已老，与汝分张，甚以恻怆。数行泪下。侯遂密云，赧然而出。坐此被责，飘飖舟渚，一百许日卒不得去。北间风俗，不屑此事。岐路言离，欢笑分首。”e这一论述较早从地理学的角度观照南北不同的地域环境对人们离别心理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以地理意象的形式进入送别诗书写中。其一，移出场与移入场的距离感引发人物内心的惜别之情，移出场之地理环境皆着离别之色彩，成为表达离情别绪的意象。其二，辞行者的位移引发辞行者与送行者在思绪里对移动路线上的景观及移入场景观进行关注与追踪，相关的地域意识与地域观念也在这个时候呈现于创作者的脑海，这是移动路径、移入场地理景观介入送别诗的心理动因。“某人将要赴某地”这一事件，会使具有具体指向性的“某地”在大脑中形成具有一定方向、距离与特征的空间认知。例如，在洛阳送人赴巴蜀，在洛阳的辞行者与送行者的审美注意则不自觉地为目的地“巴蜀”所引导，巴蜀成为辞行送行双方下意识的审美关注，与巴蜀有关的地理环境则会参与到送别诗写作者审美心理的构建与写作要素的组织中来。另外，在离别的情境中，当思及辞行者将赴他方，送行者的心绪自然地思及辞行者可能的旅途经历，思及他所到之处的景物、风俗、人情等，这实则是共情的想象。离别情境之下这种无意识正是后世送别诗沿路叙景模式、风土书写模式f得以发展的心理基础。
总而言之，辞行者“即将要远行”这一事实不仅引起送行双方对离别现场地理事象的关注，也将移动路径与移入场的地理事象带入人的思维，因此送别诗的地理空间与地理景观，不仅包括当下的现实，也包括想象的虚拟。当下的离别场景是作家创作的现实背景，而想象中的沿路风光及目的地的风物是作家心理背景的重要组成。
二、唐前送别诗地理意象书写
从历时的角度看，在送别诗发展的不同时期，地理意象书写有着不同的范式且存在着一定的递变逻辑：先秦两汉魏晋时期，送别诗以瞻望的视角勾勒移出场的地理环境；南北朝时期，送别诗以场景再现的方式细腻地刻绘移出场真实的地理环境；初唐到初、盛唐之交，送别诗形成了对移动路径地理景观进行沿路叙景的写作模式；盛唐以后，送别诗多以想象的方式对移入场景观进行风土展示。当然，这些书写范式的盛行在时间划分上并非绝对，各种范式也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丰富与并存。宋代以后的送别诗对地理景观的书写，基本未超出这四种创作范式。唐代以后的送别诗地理意象书写范式已在《论唐代送人赴任诗的风土书写》g中详细论述，以下重点讨论唐前两种范式。
1.瞻望式的勾勒
《诗经》之《燕燕》为学界公认的送别诗之祖，清王士禛云：“《燕燕》之诗，许彦周以为可泣鬼神。合本事观之，家国兴亡之感，伤逝怀旧之情，尽在阿堵中。《黍离》《麦秀》未足喻其悲也，宜为万古送别诗之祖。”h《燕燕》对地理意象的瞻望式书写及其空间展开的方式对后世送别诗有着范式作用。其诗云：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飞，颉之颃之。
之子于归，远于将之。瞻望弗及，伫立以泣。
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
瞻望弗及，实劳我心。仲氏任只，其心塞渊。
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i
从地理意象来看，《燕燕》仅涉及对移出场的景观描写。历代释诗，以“燕燕”为起兴之物，实际上这正是离别场景中即目所见，“差池其羽”“颉之颃之”“下上其音”，详细地刻画了双燕翻飞的不同形态，映衬离人分飞的孤独。从空间书写来看，《燕燕》开启了送别诗瞻望式空间书写范式。！ 0燕子翻飞的不同情形，对应地面上送行之人渐行渐远的空间位移——“远送于野”“远于将之”“远送于南”（闻一多认为“南”通“林”，“野外曰林”）。渐送渐远的过程中，诗人最终“瞻望弗及”，只能“伫立以泣”。诗歌对移出场场面的勾勒，从上到下、由近至远，随着诗人送行的位置及目光之所及转换并层层延展，最终止于视线之所至。在这里，“瞻望”既是送别的方式，也是表达惜别之情的方式，同时还是诗歌中景物空间展开的方式。在“瞻望”的视域中，诗中所展示的景观皆在移出场的范围内。
《诗经》之后很长一段时期，送别诗涉及地理意象的描写，基本在移出场范围内，空间书写的展开方式则以瞻望式为主。具体而言，先秦两汉时期地理意象与空间书写主要有五个特点。
第一，对地理意象的描写以移出场自然景观为主，以此简单交代离别场景和环境氛围。如《易水歌》以“风萧萧兮易水寒”点出送别地点的自然场景，秦嘉《赠妇诗》三首主抒怀，仅“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一句为自然描写，烘托离别气氛。
第二，对移出场的地点指涉泛化。如《渭阳》开篇云“我送舅氏，曰至渭阳”，“渭阳”地理位置是不确指的。又如《楚辞·九歌·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南浦”指南侧的水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浦，从水。甫声。滂古切。五部。浦。水濒也，濒下曰水涯，人所宾附也。”！ 1“南浦”是河伯送别恋人的地方，本是泛指的地点，经过民族文化的浸染与传承，成为水边送别地点的代称，并衍生出“江浦”“别浦”“柳浦”“极浦”等相似的地名。到了唐代，与“南浦”相关的地名意象更为深入人心，凡涉水边送行，多以此指代。与之类似的地名意象还有“河梁”“北梁”“北渚”等。
第三，对移入场的想象泛化，以“千里”“万里”等作为“远方”的代称。如《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2，曹植《送应氏·其二》“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应玚《别诗二首》“悠悠涉千里”和“远适万里道”。人们在离别之时，极言远方之远，并在这些表示远方的词前加上“悠悠”“渺渺”“浩浩”以加强“远”的效果。到了晋代，送别诗以四言祖道诗与五言公宴诗为主，其中仍无对“远方”行者目的地的具体指涉。
第四，以化身飞鸟的想象实现心理距离与物理距离的双重超越。早期涉离别的诗中，飞鸟意象极为常见，诗人以失群的鸟儿来比喻离人，以双飞的鸟儿表达超越地理阻隔的渴望。如徐淑《答秦嘉诗》“恨无兮羽翼，高飞兮相追”，《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其六》“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其十七》“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无名氏《步出城东门》“愿为双黄鹄，高飞还故乡”，徐干《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诗》“愿为双黄鹄，比翼戏清池”，曹植《送应氏·其二》“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远方”的不确定性造成离别的失落、悲凄，只有化身飞鸟方可超越江山阻隔以追随远行人，暂缓这种距离感所带来的失落以及对后会无期的忧惧。
第五，以“瞻望”的形式作结，诗歌中的空间延展止于目光所及。这种作结的方式在后世的运用极为普遍，《彦周诗话》论《燕燕》首章云：“此真可泣鬼神矣。张子野长短句云：'眼力不知人，远上溪桥去。东坡《送子由诗》云：'登高回首坡陇隔，惟见乌帽出复没。皆远绍其意。”！ 3吴景旭《历代诗话》“送别”条云：
藕居士诗话曰：“何仲默'城边客散重回首，愁见孤鸿落晩汀与严维'日晩江南望江北，寒鸦飞尽水悠悠同一意，而严有萧寥不尽之情，然不如太白'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更黯淼。此俱本南华送君者自涯而返，君自兹远之意。”吴旦生曰：“国风《燕燕》之次章云：'瞻望弗及，伫立以泣。此为千古送别之祖。王摩诘诗'车徒望不见，时见起行尘，东坡別子由诗'登高回首坡陇隔，时见乌纱出复没亦此意也。”！ 4
以上两条诗评皆道出了《燕燕》瞻望模式对后世送别现场景物的空间安排的深远影响。汉末王粲《赠蔡子笃诗》“瞻望遐路，允企伊伫……瞻望东路，惨怆增叹”！ 5，无名氏《步出城东门》“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陆机《于承明作与弟士龙诗》“伫眄要遐景”！ 6，梁朱超道《别席中兵》“停车对空渚，怅望转依然”等，都体现了对《燕燕》“瞻望”式送别的继承。入唐后送别诗繁多，以“瞻望”作结的送别诗更是俯拾皆是，如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7，王维“山川何寂寞，长望泪沾巾”！ 8，岑参“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9等，皆为此类。
送者的瞻望、伫守意识反映到诗中，构成了送别诗地理意象独特的结构方式。晋代以前，送别诗是离别感动之极产生的作品，以表情达意为主，应酬交往的工具性极弱，伫望式的空间描述恰好与这种深情相互印证。
2.再现式的刻绘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送别诗创作的自觉时期，也是送别诗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此时期，“离别”不再是掺杂在其他诗歌主题中的附属成分，而是独立的审美对象。此时送别诗的景观书写仍然以离别现场的自然景观为主，但描写细腻化。诗人们开始关心如何更好地安排这些自然景物，更好地表达离别的感动。
在山水诗兴盛以前，自然景物的描写作为诗歌的附庸而存在，建安时期诗人们才自觉追求体物摹景、精工体物。清吴乔云：“《十九首》言情者十之八，叙景者十之二。建安之诗，叙景已多，日甚一日。”@ 0建安时期送别诗写景多从大处着眼，线条粗廓，印象笼统，并作为情感的投射外现而存在，以此烘托主体心境。如曹植《赠白马王彪诗》“太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纵横”，“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诗中景物寥廓萧条，冷清寒肃，渗透着离人悲凄焦虑的复杂心境。又如应玚《别诗二首》其一：“朝云浮四海，日暮归故山。行役怀旧土，悲思不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时旋。”其二：“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晨夜赴沧海，海流亦何抽。远适万里道，归来未有由。临河累太息，五内怀伤忧。”其诗以长河奔涌、沧海横流之类的壮阔景观作为离别的背景，衬托人物面对浩渺江山、阔远距离的无奈叹息。正始时玄学兴起，受玄言影响，送别诗以离别之名行谈玄之实，到谢灵运才开始以山水自然之美为表达对象。山水诗的兴起，对送别诗的影响在于诗人开始有意识地安排送别诗中的景观，对移出场的场景描写比重增加，刻画精细入微，衬托离别的幽微心境。
从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可以看出，南朝诗人对景物之于情感的作用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认识。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又《明诗》篇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1这些都阐明了物对情的感发作用，其在《诠赋》中提出的“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等主张都体现出对借景抒情、以物写情的创作手法的认识以及自觉运用。谢灵运留存送别诗较少，但从所见送别诗中可见其对移出场中地理景物的刻意雕琢以及为达到情景兼美效果而作的精心安排。如《邻里相送至方山》“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写风动木叶声、树色、月色极为生动，“就”与“明”这两个动词使得风、林、月这三种物态具有动感与触感，对衰林、秋月之变动的触觉、视觉敏感，可以很好地渲染离别的暗淡情思。又《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凄凄阳卉腓，皎皎寒潭洁”，上言风霜凄惨，草木皆病，下言冷月皎皎，寒潭凄清，既是写景，亦是喻己之衰老。吴小如说：“谢灵运写山水诗，贵在其善于用精美准确的词句客观地刻画出山水景物奇异而微妙之处，有似看细腻的工笔画。然而这种精心刻意的描绘，又与他一生复杂多变的政治处境和矛盾纠缠的思想感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
如果说谢灵运在情景交融的运用上还略显疏隔，到鲍照时期，送别诗之景物描摹就更趋于圆熟、流畅且不着痕迹。鲍照是第一个大量创作送别诗的诗人，一生沉沦下僚，送别诗多创作于送别官员赴任的场合。他擅长于具体描写一次性的离别事件，即分别对“何时”“何地”“何人”“如何”这些要素进行具体交代，对移出场的景观描写刻画，无论篇幅还是细腻程度，都超出了他之前的诗人。如《吴兴黄浦亭庾中郎别诗》前六句云“风起洲渚寒，云上日无辉。连山眇烟雾，长波迥难依。旅雁方南过，浮客未西归”，《送别王宣城诗》云“既逢青春献，复值白苹生。广望周千里，江郊蔼微明”，《发后渚》云“凉埃晦平皋，飞潮隐修樾。孤光独徘徊，空烟视升灭。途随前峰远，意逐后云结”。鲍照在送别诗中对移出场景物进行大段描写，通过明确且细腻的叙景，使读者可由此联想到离别场合具体而真实的场景，而不只是停留于对离别场合模糊的印象感知上，“他在离别诗中融入了叙景，并不是为了把自己所体验的离别进行一般化、典型化，而是由此找到了一种方法，即把离别当作一个一次性的事件深深刻印在诗歌里了”@ 3。这种写景，与唐代出现的严格根据离别事件发生的时间、离别场所的情况来描写的表现方式，已极为接近。
永明时期，五言送别诗大量出现，语言上追求清新明丽，形式上追求格律化，移出场的景观描写被表现得更加丰富细腻。以谢朓送别诗为例，其《和别沈右率诸君诗》云“重树日芬蒀，芳洲转如积”，写日光照在密密层层的树林缝隙间烟霭氤氲以及流水回转的形态；《离夜诗》云“玉绳隐高树，斜汉耿层台。离堂华烛尽，别幌清琴哀”，写群星在树林上空若隐若现，银河在高台之上闪闪发亮；又《临溪送别诗》云“叶上凉风初，日隐轻霞暮”，描写秋风初起时落叶飘下的瞬间和夜幕降临时夕阳被遮的光景。这些叙景捕捉微观和瞬间的景致，增加了环境的现实感。此时期及梁陈时期送别诗环境景观描写大抵如此。
总体而言，南朝及南朝以前的送别诗地理意象以当下移出场场景为重点，借景抒情、以景襯情。随着送别诗的发展，景物的表现从大笔写意逐渐变成精雕细刻。至南朝后期，送别诗情景交融达到高度的契合，情藏于景，不着痕迹。正如清人朱庭珍《筱园诗话》所言：“情即是景，景即是情，如镜花水月，空明掩映，活泼玲珑。”@ 4这种情韵丰美、意味悠长的意象表现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三、唐前送别诗地理意象书写范式形成之原因
无论是瞻望式的勾勒，还是再现式的刻绘，唐前送别诗中的地理景观书写都集中在移出场的范围内，不涉移动路径与移入场的书写。这既有心理方面的原因，也有地理认知方面的原因。
心理方面，唐前政治环境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时有战乱纷扰，离人面对不可知的命运与前程，从此一别不知是否后会有期，心中哀伤感怀，自是没有入唐后“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乐观，也没有“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气魄，一首短小的送别诗尚且未能诉尽离伤，更无暇写旅途风光及远方风物。另外，交通不发达使得离人别后两茫茫，令人产生悲观情绪。松浦友久论述距离感所引起的离别感动时道：“第一，同离别对方之间实际上正隔离，或眼下正要隔离——空间隔离感。第二，为再回之日遥遥无期而忧虑的时间距离感。第三，因离别之后交往之情断绝而引起的心理距离感。可以说，正是这种实在的距离感与为填充这种距离而产生的对对方深切与激昂的眷爱之情，使其离别行为具有了诗歌情念派生的根源。因此，作为离别诗基本条件的距离感与因时空距离阻隔而产生的往复心情便相互交错，使因此引发的感动的情感幅度大为增强。”@ 5
地理认知方面，早期人们对地理空间的认知极其有限，对于遥远地域的地理认知极少，这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移出场之外场景的想象。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的观念建立在“天圆地方”的宇宙空间模型之上，认为天如穹隆，地为四方。关于疆域的范围，最早记录为九鼎图，《左传》载，九鼎上有山川、河流的图形符号记录。之后《尚书·禹贡》提出的“禹贡九州”概念便是早期人们对国家疆域的认知了。这一概念模糊粗浅，却是疆域尚未完全明确定型时人们对疆域范围的具体指代。
在实际地理经验方面，囿于交通、气候、自然条件等因素，人们的空间活动范围有限，这也使人们对疆域范围与地理空间没有具体清晰的认识，长期停留在模糊、空泛的“天下”观念上。随着《尚书》被推崇为儒家经典，人们开始据“禹贡九州”绘制禹贡图、九州图、禹迹图等，这些图代表了全国总图，古代中原之人的活动与思想所及的范围限于此。战国时期，人们根据《山海经》绘《山海经图》。《山海经》作为古人地理空间认知的产物，记述了古代神话、山水地理、风土物产、民俗宗教、巫术医药等各方面的内容。从刘秀、刘歆开始，《山海经》便被认为是一部地理著作，郭璞作《山海经注》，郦道元作《水经注》引用《山海经》多达八十余处。后世的图书著录也将《山海经》归入地理类，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等。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说《山海经》“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鳞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 6，将《山海经》所载视为信史。事实上，《山海经》在描述方向时，只有东南西北四个大致的方向，描述两点间距离时使用的都是相对距离，如其云：“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又东三百里，曰堂庭之山，多棪木，多白猿，多水玉，多黄金。”@ 7这样的地理空间认知仍是模糊的，整体空间仍是难以想象的，这些地理信息连同其对异域空间的想象与幻想一同影响当时及后世人们的地理知识。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博物杂记类小说对于遥远的地理空间与事物的描写增加，但多夸张神化，故不足信，如《十洲记》描写东方朔对汉武帝讲述八方巨海中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以及沧海岛、方丈洲、蓬莱山、扶桑、昆仑山等地的物产、风俗；《博物志》载：“驩兜国，其民尽似仙人，帝尧司徒驩兜之后，民常捕海岛中，人面鸟口，去南国万六千里，尽似仙人也。”@ 8此外还有东汉杨孚《南裔异物志》、东汉庐植《冀州风土记》、三国谯周《巴蜀异物志》、晋周处《风土记》等。这些纂述主要以异物志、山水记、风土记为形式，志奇、志异色彩较浓。而若非博学之人，连这些有限的地理信息都难以获得。交通的不便更使人们缺乏对远方的实际地理经验，袁行霈曾指出，南朝诗人因未亲临黄河、足登泰山，而没有机会领略到雄奇的中原风光，北朝的诗人亦未能到南方领略那新开发水乡的烟水笼罩下变幻莫测的胜景。@ 9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对地理的想象无法超越所在时代所认知的地理空间与地理知识。思想认知的局限与地理经验的缺失，限制了送别事件中诗人对远方空间的想象，因而诗歌中所展现的地理图景仅是目力所及的移出场，而无论辞行者的目的地是远是近，都陌生甚至危险，彼地的具体情况更是不可想象，这也是瞻望式、再现式书写的成因。
四、结语
唐前送别诗景观书写、空间书写以移出场为主，入唐后，送别诗对移动路径沿路叙景式的空间书写才逐渐普遍，即在景观的书写上，不仅对移出场进行借景抒情式的景物描写，而且也比较明显地增加了对移动路径景观的叙述。这是由于唐代交通便利、文人官僚化以及地理志的发展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这类送别诗常在诗题点明行人赴任地点，并重点描写行人前往任地的途中较有特色的地点名物、动物植物、山川湖海等自然景物。涉及景物为诗人根据自己对移动路线的地理认知想象出来的，它与辞行者实际遇到的事物不一定吻合，但这种想象在唐代送人赴任诗中被普遍使用。官场应酬式的送行活动大量出现，在很多场合中，送行者与辞行者关系并不那么密切，在这种情况下创作送别诗，描写想象中的沿路风景既能使诗人有物可写，也可以避免谈及私人情感。
而对移入场风土展示式的空间书写则大盛于盛唐。这一时期送别诗尤其是送人赴任诗的地理事象多为移入场的自然景物、风土民情。王维送人赴任诗是这类送别诗的代表，其诗既有对移出场场景的刻画，又有对移动路径沿路叙景式的描写，并对移入场的风土进行展示，这种综合运用使得送别诗的空间描写进一步完善并走向成熟，可以说王维开启了盛唐送别诗空间书写新范式。盛唐时期的重要诗人，几乎都有这种类型的送人赴任诗创作。到了中唐时期，送人赴任诗对行人所到之地的风土描写蔚为大观，甚至有部分送人赴任诗以送别事件为契机通篇吟咏风土，以移入场的景观展示作为送别诗的写作重点，如元稹、白居易的《送客游岭南二十韵》唱和。
唐代这种沿路叙景与风土展示的空间写作模式的广泛应用使诗人们在送别场合得以快速创作出送别诗，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生硬僵化的弊病。很多送人赴任诗只是为了切合辞行者的目的地而生硬地使用相关地名事典与目的地相切合，送别诗遂沦为应景的文字游戏。李德裕说：“擅长做送别诗的诗人更凭借自己娴熟的对仗工夫，以一二地名、驿名对举，以概述行旅，显得既单调又无聊。”# 0例如韩愈的《送桂州严大夫》诗写桂林胜景远胜仙境，在后世广为流传并被当成桂林旅游宣传语，然而仍避免不了被纪昀批评为“应酬率笔”# 1，因这类官场送别诗不过是在相同的结构框架之中变换不同的描述对象，艺术价值被大大地降低了。当然，套路化与模式化也可以当成一种文化现象来解读，抛开艺术标准的审判，以另一种心态去审视这样一种文化现象，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加靠近官员送别的真实场面与送别文学的功利，它带着应酬的无奈，带着敷衍的尴尬，也带着竞技的热闹。相比于唐前的瞻望式与再现式的景观书写与空间表述，唐代以后惯用的这种官场送别模式，少了些离别的深情与情思的细腻。
送别诗发展至唐，完成了从瞻望式、再现式到沿路叙景式、风土展示式的地理意象书写演进和范式的构建。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研究送别诗、重读送别诗，有助于我们探究送别诗发展中存在的规律，了解不同时期地理意象在送别诗中的呈现方式，同时也可以通过解读送别诗中的地理因素，认识送别诗在地理学方面的价值。
a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7页。
b 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c 张伟然：《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及地理意象》，载于李晓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页。
d 戴伟华的《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认为，文学地理学将位移主体的位移空间分为移出场、移动路径、移入场。移出场是指位移主体移出的场所，移入场是指位移主体移入的场所，移动路径是指连接移出场和移入场之间的连线。见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页。
e 〔北齐〕颜之推著，夏家善、夏春田注释：《颜氏家训》，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f 沿路叙景，即对行者即将遇到的沿途風景进行描写。这一类叙景往往不是作者本人亲眼所见，而是在众所周知的文献知识基础上，由作者重新创作出来的。蒋寅的《祖饯诗会上的明星——郎士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将大历十才子之一郎士元的送行诗所涉内容归并为八个基本要素：（1）送别时地；（2）惜别情状；（3）别后相思；（4）前途景物；（5）行人此行事由及目的地；（6）节令风物；（7）设想行人抵达目的地的情形；（8）赞扬行人家世功业。其中包含“前途景物”，这个归纳在中唐送人赴任诗中有较强的普遍性。
g 张兴茂：《论唐代送人赴任诗的风土书写》，《天中学刊》2016年第2期。
h 〔清〕王士禛著，张世林点校：《分甘馀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2页。
i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j 叶当前在其《论六朝送别诗的结构》（《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中总结六朝送别诗的结尾模式有劝慰式、抒情式、伫立式、期待式，其中伫立式结尾分两种：“其一为送者瞻望型，离人已去，送者依然久久不肯离开送别地点，面对远方久久伫立；另一种为行者返顾型，即留者已回返，离人站在船头或者坐在车上回顾留恋，思绪始终不肯离开送别地点。”本文认为，伫立与瞻望不仅是送别诗的一种独具特色的结篇模式，也是诗歌空间场景展开的一种方式。
k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53页。
l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9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m 〔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78页。
n 〔清〕吴景旭：《历代诗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78页。
o 〔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02页。
p 〔晉〕陆机著、金涛声点校：《陆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页。
q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34页。
r 〔唐〕王维著、〔清〕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版，第149页。
s 〔唐〕岑参著，陈铁民、侯忠义校注：《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
t 〔清〕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3页。
u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693、65页。
v 吴小如：《说谢灵运〈邻里相送至方山〉》，《名作欣赏》1988年第6期，第11—14页。
w 〔日〕松原朗：《中国离别诗形成论考》，李寅生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9页。
x 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337页。
y 〔日〕松浦友久：《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
z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卷四十），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91—692页。
@ 7 〔晋〕郭璞注、〔清〕郝懿行笺疏、沈海波校点：《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 8 〔晋〕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页。
@ 9 袁行霈：《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12期，第36页。
# 0 李德裕：《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4页。
# 1 〔元〕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
基金项目： 2018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美术地理学视域下的广西题材绘画与广西形象的建构》（2018KY0387）；2017年广西艺术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经费项目《“语-图”互文视域中的唐人诗意画研究》（GCRC201702）
作 者： 张兴茂，博士，广西艺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古代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