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历史文化巡礼

陕北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元的地域文化。陕北文化史，是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杂居、互相交流渗透的历史。这一历史特征深刻影响了陕北地域文化的形成与演变。

陕北文化是指以榆林、延安两地为中心，北连鄂尔多斯高原，西接六盘山东麓，东抵吕梁，南至关中北山的区域文化。这一区域也是黄土丘陵沟壑地带，经过自然环境的变化、历史的发展及农业生产等因素的作用，最终形成了以汉民族农耕文化为主体，融合游牧民族文化的多民族文化格局。

民族融合

秦汉之前，陕北高原曾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激烈对抗之地。为了解决争端，只好诉诸战争，如《诗经·采薇》所云：“靡室靡家，猃狁（中国古代民族民，即北狄，活动于今陕、甘一带）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汉王朝建立之后，通过战争、和亲等方式，逐渐解决了匈奴袭扰等民族问题，匈奴、羌、乌桓等民族还曾率领部族成员内附中原，定居在陕北一带的亦不在少数。双方杂居并和平共处，这必然带来文化上的互相融合。这一阶段，农业文化作为优势文化，对游牧民族的影响更为深远，他们大多是学习、接受，最终转变为农业民族。但是，影响是双方面的，受陕北高原一带适宜农牧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这里形成了亦农亦牧的经济结构。这一经济结构与民族结构深刻影响了此后陕北文化的面貌和格局。

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分裂动荡，给黄河流域的生产力带来极大的破坏。隋唐安定和平的大一统局面为社会的全面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唐代，陕北高原又迎来了大批内附的突厥、党项等游牧民族。西夏时，党项族占据陕西西北部，虽为游牧民族，但也积极鼓励农业生产。金人入主中原以后，在陕北等地推广屯田，鼓励百姓垦荒，耕地有所扩大。明代为解决驻地粮食供应问题，大兴民垦与军屯，还向沿边地区迁移了大量人口，发展农业生产。这些人口的大规模迁入，将中原等地的文化带入陕北，使之重新焕发勃勃生机。明清两代，多有从京城及江南等繁华地区迁入陕北的居民，他们或是戍边将士，或是官商士人，随之而来的文化被当地人所仿效，从而落地生根，与本地文化融合，遂产生了榆林小曲、四合院等文化样式。

上述民族交融之特点，在汉代画像石中有着生动的反映。陕北画像石在绥德、神木、米脂一带均有出土，以绥德最为集中，仅此一地就出土五百多块。因此地多山陵，盛产页岩石料，为画像石的建造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些画像石多有田园牧歌式的生产劳动场面，主要反映了东汉社会生活的面貌。作为民族汇聚之地，此处的画像石也沾染了少数民族风格。如神木的画像石中有驯象、牵驼的场景，其中的人物头戴民族帽子、身穿民族服装。绥德王得元墓出土的画像石，不仅有牵牛耕作的画面，也有放牧狩猎的生活场景，这与该地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的特殊环境紧密相关。

名将辈出

陕北高原一带历史上长期是多民族错居杂处之地，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冲突深刻影响了陕北文化的面貌。由于边关戍守、征战杀伐，陕北民俗遂有好战斗、习骑射、尚忠勇的特征。《汉书·地理志》曾记载：“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而陕北地区历史上也确实名将辈出，如杨家将、韩世忠、李自成、张献忠等。

宋代欧阳修在《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中说杨琪所居“新秦近胡，以战射为俗，而杨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新秦即今榆林神木。而他的伯祖杨继业“太宗时为云州观察使，与契丹战殁，赠太师、中书令。继业有子延昭，真宗时为莫州防御使。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杨家将的故事如今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满门忠烈、慷慨为国之壮举，令人感佩不已。

及至南宋，朝廷偏安一隅，和与战是整个王朝的最大课题。陕北地区又涌现出一员名将，就是被称作“万人敌”的韩世忠。韩世忠是延安人，《宋史》称其“风骨伟岸，目瞬如电。早年鸷勇绝人，能骑生马驹”，可见其勇猛非常。他家贫无产业，又嗜酒尚气，不可绳检。十八岁时，他以敢勇应募乡州，隶赤籍，挽强驰射，勇冠三军，在抗击西夏和金的战争中为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平定苗刘之乱，为南宋初年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秦桧陷害岳飞时，他人无敢言者，独韩世忠能仗义执言。韩世忠一生嗜义轻财，赐赉悉分将士，能与士卒同甘共苦。

长城遗址

陕北地区历来是军事要冲，具有关系到朝廷安危的重要战略地位。在今天的榆林，我们尚可看到自春秋战国时期的魏国，到后来的秦、隋、宋、明等历代王朝所修筑的堡寨、城防和墩台。其中，明代修筑的长城最为完整，东起府谷墙头，西至定边盐场堡，跨越靖边、橫山、榆林和神木四地。据考证，这段长城是在隋长城的基础上整修加固而成的，是整个长城的中段，约占长城的三分之一。

关于榆林地区明代长城的修筑情况，《明史·余子俊传》中记载：“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凿崖筑墙，掘堑其下，连比不绝。每二三里置敌台崖寨备巡警。又于崖寨空处筑短墙，横一斜二如箕状，以瞭敌避射。凡筑城堡十一，边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寨八百十九，役军四万人，不三月而成。墙内之地悉分屯垦，岁得粮六万石有奇。”四万人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即修成长一千七百七十里的城墙。这城墙不仅可以抵御敌人入侵，且墙内屯垦的收获也为城内缓解了军粮输送的压力，让人民得以安心耕种。此前，寇以轻骑入掠，镇兵觉而追之，往往不及，而敌人已经得利而去。自从余子俊徙镇榆林，增卫益兵，拓城置戍，攻守器毕具，遂为重镇，寇抄渐稀，军民得以安心耕牧。

在这段明代长城沿线，有一座被称为“万里长城第一台”的镇北台，它与山海关、嘉峪关并称长城三大奇观。镇北台为明代延绥巡抚涂宗浚所建，坐落于榆林红山之巅，怀抱红山，背依长城，居高临下，地势险峻，是我国古长城沿线上现存最大的要塞之一。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七月，套虏太台吉以三千骑复犯保宁。巡抚涂宗浚与总兵杜松议击之，遣都指挥佥事杜文焕以千骑为先锋，斩敌四十六人。杜松引五千骑逐之，虏遁。涂宗浚遂奏请在红山北边的长城口上建造镇北台，常驻军兵，和榆林守军形成牵制之势，保卫榆林一带的安全。从万历三十四年七月开工，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四月竣工。台共四层，高十丈，呈方形，四周砌砖。台东北脚下建有款贡城，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但依稀可见当年规模。

纵观陕北地区的历史及文化遗存，民族交融，始终是陕北地区最鲜明的地域特色。正是这一特色决定了陕北地区文化发展的面貌，因而，我们在研究陕北文化的时候，总能在其中发现这一特色的影子。不论是对当地经济结构的塑造，还是对陕北民风民俗的形成，以至对人才成长过程中潜移默化的渗透，均无法割断这些历史所带来的影响。

陕北的文化资源源远流长，淳朴厚重，历史文化遗存十分丰富，是陕北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资源。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应该保护好、利用好前人留下的这份宝藏，在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革故鼎新，让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重放光彩，为新时代陕北文化的繁荣发展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