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书法家做过比董其昌更无耻的事，简直说不出口

在明清两代，没有书法家的影响力能超越董其昌，他以秀雅空灵的墨迹几乎成为了清代书坛主流。

同时，也没有书法家做过比董其昌更无耻的事。

说起董其昌的艺术成就，首先要谈到他的艺术思想。孔子有“巧言令色，鲜矣仁”之说，董其昌便是这样一位说的永远比做的好的艺术家。董其昌说的最好的便是他以禅论艺的画学、书学思想。

《明史》云：“董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这种禅学思想体现在书法观上则是董其昌对巧妙与古淡两种境界的追求，所谓“书道只在巧妙二字，拙则直率而无化境矣。”（《画禅室随笔·论用笔》）所谓巧妙，一则用笔巧，次则用墨巧、三则结字章法巧。

董其昌笔法考究，讲究提笔、忌讳浓墨、结字则应以奇为正。提笔则易轻巧，墨淡则亦近于巧，其所谈之奇，一是结构章法之奇，一是风格之新奇。

所谓古淡，当为古朴简淡之意。而禅家之空无一物之论最近于古淡。无慧心不能妙悟，书画何以巧妙？悟得禅机则能摆脱烦恼，入于平淡。董其昌书论，可谓圆通，但他自己似乎并没有做到。

对董其昌的书法，评价最高的莫过于康熙皇帝，他说：“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楮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微云卷舒，清风飘拂，尤得天然之趣。”

康熙皇帝的“怒赞”，在清初书坛曾经掀起过董其昌热，其枯瘦疏淡的书风风靡一时。其评价之可信度姑且不说，却大致道出了其学书之渊源。董其昌除篆隶书外，楷、行、草书俱能，与明代多数书家一样，其书仍然以行书为代表。其楷书学颜，行书从阁帖中学王、兼学李北海、苏轼、米芾、赵松雪等，草书学怀素，取法极为庞杂。给董其昌的诸多评价大抵是综合晋、唐、宋、元诸家而自成一体，书风飘逸空灵，风华秀逸，用墨枯湿浓淡，集古法之大成。

董其昌最擅行书，圆熟秀媚，儒雅有书卷气，然字距遥遥，凋疏过甚，如北地严冬，水瘦山寒，生机罕有。其楷书描摹之习，为后来馆阁体之先导。其疏瘦书风，经康熙帝倡导，影响所及，至清代中叶。然其影响如其绘画一样，导致了清初以“四王”为首的形式主义画风的泛滥，其书法的负面作用也大于其正面影响。

清代碑学书风的兴起，一定意义上是针对董其昌的。董其昌名声如此显赫，后代对董其昌书画的研究也成为一门显学，与康熙帝的倡导宣扬关系密切。至于康熙的评价可信度有多少，看看康熙本人的书法修养便可以知道。

作为书画名家的董其昌，又是一个无耻恶霸。

万历十七年（1589年），步入中年的董其昌终于考中进士，供职于翰林院，继续努力和探索自己的书画艺术。接着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但因为朝中复杂的人事关系，不久，便告病回到松江。而京官和书画家的双重身份，使他的社会地位迥异往昔，家乡的大财主、士大夫和地方官吏，便联袂登门拜访，不断前来巴结讨好。

从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小角色，演变成名动江南的艺术家兼官僚大地主，到后来则成为拥有良田万顷、游船百艘、华屋数百间的松江地区势压一方的首富。

从贫困暗淡到富可敌国。官帙的光芒和金钱的力量，促使董其昌快速黑化、变质。在贪鄙、横暴、无耻方面，董其昌比自己的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本人骄奢淫逸，老而渔色，有多房妻妾，且招致方士，专请房中术，竟到了变态的地步。

“抄董事件”差点毁灭了董其昌。

1615年的秋天，董其昌60岁大寿当天，生员陆绍芳派遣家佣之女绿英姑娘向董家送礼，已入花甲之年的董其昌对年轻貌美的绿英姑娘一见倾心，决意要纳其为妾。

董其昌的儿子们相当专横，尤其是董祖常更是鲁蛮狠毒，见绿英不从，便将其强行绑押在阁楼。陆绍芳知道情况后非常生气，但对地位显赫的董其昌无可奈何。好在绿英姑娘刚烈且机智，从董家逃了出来。

陆绍芳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乡绅，对董其昌父子鲁莽抢女的做法非常愤慨，四处怒骂，逢人便讲，本来松江民众早已对董氏父子诸多恶行积怨很大，事发后就有人编了说唱曲目《黑白传》，四处传唱董其昌卑劣行径，作为书画名家的董其昌知道后大为羞恼，胡乱打听到一位叫范昶的人，强行控制范昶凌辱逼问，范昶拒不承认，暴病而死。成为了董氏家乱的导火线。

儿子暴毙，范母伤心欲绝，于是带着儿媳、女仆十多人穿麻带孝到董家哭闹，不知悔意的董其昌，指使儿子们带领家丁对她们拳打脚踢，并将几名妇女强行绑去，剥去衣裤，用棍子捣戳阴户，鲜血淋漓，悲惨之极。范家以“剥褌捣阴”之诉状将董家告到官府。但是，官府碍于董其昌地位，迟迟不予受理。

董家“剥裩毒淫”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广泛民愤，儿童妇女竞相唱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民众广发檄文，令人血脉贲张，檄文如下：

人心谁无公愤。凡我同类，勿作旁观，当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讨，以快人心。当问其字非颠米，画非痴黄，文章非司马宗门，翰非欧阳班辈，何得侥小人之幸，以滥门名。并数其险如卢杞，富如元载，淫奢如董卓，举动豪横如盗跖流风，又乌得窃君子之声以文巨恶。呜呼！无罪而杀士，已应进诸四夷，戍首而伏诛，尚须枭其三孽。……若再容留，决非世界。公移一到，众鼓齐鸣，期于十日之中，定举四凶之讨。谨檄。

这是1616年的春天，松江及周边诸地掀起了“杀董抄董”浪潮，震动朝野。简直到了 “真正怨声载道，穷天罄地”的地步。人们愤怒的情绪积聚着，到了十五日行香之期，不下百万的民众拥入松江，骂声如沸，把董氏走狗陈明等数十间精华厅堂全部摧毁。接着上千人将董家数百间厅堂阁楼、园亭台榭以及董其昌儿子的新居全部付之一炬。

面对百姓的反董浪潮，官方随便抓了几个有前科的流氓草草结案。但董其昌不仅无丝毫悔意，还认定事件背后必有士人秀才故意抹黑自己名声。深谙官场的董其昌串通多地官府，一场“大屠杀”开始了，官府将参加烧抢董家“民匪”定为死罪，斩杀1000多人，将曾经辱骂过董其昌的10多名生员、秀才施以杖惩并革去功名。官府则驱赶了董其昌家丁为其开脱：“奴辈不法，董宦未知也”。简单来说就是“临时工”的错。

就这一事件，时人及后人都对董其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思白书画，可行双绝，而作恶如此，异特有玷风雅？”

董其昌，身为精通诗、文、书、画的文化学者竟作出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令人倒吸一口凉气。

如果说赵孟頫、王铎、张瑞图等书法家有人品争议的话，那董其昌的人品之劣毋庸置疑了。只是以这样的品行，能够创造出引领数百年的杰出艺术佳作，实在令人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