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大学学报》“典籍翻译研究”专栏||李伟荣：20世纪中期以来《易经》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
输20世纪中期以来《易经》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李伟荣
【说明】本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子刊《中国哲学》索引。特别说明：原文刊于燕山大学学报，已获作者许可载于本公众号。感兴趣者可移步。[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DIO]10.15883/j.13-1277/c.20160300000[收稿日期] 2016-06-22[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英语世界的《易经》研究”( 项目编号: 12BWW011) 和中国翻译研究院2015-2016年度重点项目“中国传统经典文化对外翻译与国际传播调研报告”（2016B12）
作者简介李伟荣（1973—），男，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大学外语教学中心副主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典籍英译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湖南省翻译协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湖南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会理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主持国家外文局翻译研究院重点项目1项，主持省部级项目4项，出版专著2部，译著4部等；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西方易学研究。
到20世纪中期，卫礼贤所译的《易经》在世界上的影响渐趋衰微。此后，英语世界的《易经》翻译进入成熟期，主要以蒲乐道、孔理霭、林理彰和夏含夷等四位易学家为代表。以四位汉学家的《易经》翻译为考察对象，分别按翻译体例、翻译例释以及译本所体现的易学思想对这些《易经》译本进行考察和梳理，比较其异同，总结其翻译特色及传播规律，可以借助他者的文化视角为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提供翻译实践层面的启示，推动中国文化典籍在海外的传播。导论《易经》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经由理雅各和卫礼贤的翻译，尤其是贝恩斯夫人将卫礼贤的德译《易经》转译为英语后开始日渐为西方读者所熟悉，荣格为卫礼贤/贝恩斯《易经》英译本专门撰写了序言，高度赞扬了这一译本的质量及其价值。①到20世纪中期，卫礼贤所译的《易经》在世界上的影响渐趋衰微。②此后，英语世界的《易经》翻译进入了成熟期，主要以四个易学家为代表。首先是蒲乐道（John Blofeld）的《易经》译本于1965年问世；1985年，孔理霭（Richard Alan Kunst）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原始《易经》”，但尚未出版；1984年，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翻译出版了《易经：<易经>王弼注的新翻译》；1996年两部《易经》译著问世：一是茹特（Richard Rutt）的《周易新译》；二是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的《马王堆新出土的易经》。笔者主要以蒲乐道、孔理霭、林理彰和夏含夷等四位代表性的海外易学家的《易经》翻译为考察对象，分别按翻译体例、翻译例释以及可能体现的易学思想对这些《易经》译本进行考察，比较其异同，提炼其翻译思想和特色。摘要
一、蒲乐道与《易经》：译本的原创性和占筮之说据茹特介绍，蒲乐道③（John Blofeld,1913—1987）为人和蔼，是一位英国佛教徒，他的大半生住在中国或中国周边地区（如泰国），践行中国宗教。他的《易经》译本颇具原创性，没有严格的学术性，但较忠实。他的《易经》译本影响也大，例如郝鹏（Peter Ten Hopen）就曾将其译为荷兰语，于1971年出版。④蒲乐道译本的体例具体如下：第一部分是德裔印籍佛教学者戈文达（Lama Anagarika Govinda）的“前言”。在“前言”中，戈文达主要表达如下几个重要观点：一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伟大作品中，《易经》的地位是独特的，它不强调永恒，也不以其神性或永恒性而将其拟人化⑤；二是尽管《易经》从古代占筮活动中产生，但它已从占筮之书转变为一种生命哲学，即易之法则的生成和定义⑥；三是戈文达将《易经》中创建象征系统的六十四重卦（hexagram）类比为十进制中的“0”，因为“0”是数学得以发展的最重要的步骤之一，而六十四重卦具有类似的作用，它们能够表示一系列的组合和变化，表示人类生命中所有状况的内在变化⑦；四是戈文达很自信地向所有喜爱中国智慧的人推荐这部新译本，因为他认为无人能如蒲乐道般胜任这一翻译，蒲乐道不仅中文口语和书面语都非常好，而且完全熟悉各种各样的中国生活和文化⑧。第二部分是译者“自序”。译者简要地说明了《易经》的内涵，即《易经》的作者们成功地将“易”本身分析成六十四个连续的过程，而每一个过程又分为六个阶段而相互影响；而且他们发明了一个方法，能将个人的事件与这些阶段和过程联系起来，以便能完全影响它们，这样就形成了一片钥匙，其后代就能解开未来之谜，决定最确定的方式与其普遍环境和谐相处。⑨第三部分是“导论”。第四部分是本书正文的“第一部分”，主要是解释《易经》这本书的，共分六章。内容依次为“阅读《易经》的一种方法”（An Approach to the Book of Change）、“《易经》的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of Change）、“《易经》的象征基础”（The Symbolical Basis of the Book of Change）、“占筮方法”（The Method of Divination）、“诠释指南”（A Guide to Interpretation）和“用法总结”（A Summary of Instruction）。第五部分是本书正文的“第二部分”，主要是经传文的翻译，分上、下经和附言。第六部分是“附录：帮助诠释的图表”（Tables and Diagrams for Assisting Interpretation）。能够体现蒲乐道的易学思想的主要是“导论”、解释性的章节以及经传文的翻译。首先，蒲乐道的《易经》译本主要是供占卜者使用的，这从他设置了六章来说明怎样使用《易经》来占筮这一点可以看出。⑩第二，蒲乐道的易学主张比较传统，他主张分传附经，例如他将《彖传》和《象传》均附在各卦的后面，而《文言》则附在乾坤两卦的后面，类似于《易经》通行本的编排。试以《乾卦》的翻译为例来说明蒲乐道是怎样安排经传文的。先是卦名、卦画，然后是卦辞和爻辞，之后是《彖传》《象传》和《文言》。《文言》之后是“更深入的疏解”（Further Commentaries），这是《文言》的第二部分内容，所以只是乾坤两卦才有这部分内容（详见表1）。一
从上表可以看出，蒲乐道基本是按《易经》通行本进行翻译编排的。《易经》通行本中《文言》部分的编排本来比较混乱，[文言曰：]本来是编排在后面的，没有跟“文言曰”下面的文字紧紧地编排在一起。为了阅读的便利，蒲乐道将这一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他在注释中对此作了说明。⑪他将卦名“乾”译为“Ch’ien The Creative Principle”，应该借鉴了卫礼贤的翻译，不过他没有像卫礼贤那样给出中文（如乾，1.Ch’ien / The Creative）。类似于理雅各，他也将“经”翻译成“TEXT”，那么《彖传》就自然译成了“COMMENTARY ON THE TEXT”，因为《彖传》就是对《易经》经文进行阐释。《象传》《文言》依次被译为“SYMBOL”、“THE WEN YEN COMMENTARY ON THE TEXT”；《文言》有一部分在通行本中本来编排在后面，蒲乐道将其进行了调整，而直接放在“THE WEN YEN COMMENTARY ON THE TEXT”之后，被命名为“FURTHER COMMENTARIES”，其实他们仍然是《文言》的一部分。蒲乐道这样做是为了方便自己插入一些说明性的文字在里面，后面译文的编排与此类似。在“导论”部分，蒲乐道说自己翻译《易经》的目的是译出一部用尽可能简单的语言却能清晰地指导如何进行占筮。这样一来，讲英语的任何人，只要他想真诚而理智地研究它，就能将其作为绝对可靠的方法用来趋利避害。当然这不是一本普通的算命书，事实上，该书的作者并不认为未来的事件不可改变，而倾向于让人遵循一般的趋势。它有助于卜筮者构建自己的命运，避免灾祸或使其最小化，从而使他们从任何可能的状况中都受益。⑫蒲乐道特别提到卫礼贤的《易经》译本，并将其与自己的译本进行了比较。他说他翻译《易经》并不是为了与卫礼贤竞争，也不是卫礼贤译本的翻版；他译《易经》是基于一个与卫礼贤不同的目的。他的译本除了比卫礼贤的译本更短、更简单外，他自己认为与卫礼贤的译本比起来还有其他一些特点。第一，蒲乐道译本中的“解释性章节”只涉及这本书许多维度中的一维，那就是占筮；而卫礼贤的译本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部教科书，说明经文是如何从卦图（symbolic diagrams）衍生的。第二，蒲乐道自己认为他的译文通常是可以理解的，而卫礼贤的译文中许多段落不可理解，例如“Someone does indeed increase him; ten pairs of tortoises cannot oppose it,”或“'Laughing words – ha ha!’ Afterward one has a rule.”等等。之所以译出让人如此难懂的段落，部分是因为卫礼贤渴望完全忠实于原文，部分是因为卫礼贤没有理解这些段落。⑬当然，他也提到《易经》之所以难译，其文体风格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因为《易经》的语言非常简洁（terse），因此语义较模糊，翻译起来就有多种选择。⑭二
二、孔理霭与“原始《易经》”孔理霭的主要易学著作是他的博士论文，此文1985年完成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论文的标题是“原始《易经》”（The Original Yijing: A Text, Phonetic Transcription, Translation, and Indexes, with Sample Glosses），主要包括摘要、序言、导论、经文翻译、对《易经》经文的注释、附录以及参考文献。在“摘要”中，他首先提到《易经》也叫《周易》，⑮在西方以Book of Changes之名为人所知，是中国古代最古老、最为人所知的文本之一。“原始”《易经》可追溯到中国有史以来最早的时期，即商晚期和西周，大约始于公元前第一个千禧年。它最初是以口述形式流传的，从预言集、俗语、历史传说和关于自然的智慧等集积，然后成为一册指南，其框架就是卦，筮师依靠这些卦而用蓍草来占卜。这一指南到周朝就越发普及，然后就被记录下来，被人编辑，并且附上了许多详尽的注疏。到汉代时，它便成了一部更大、更复杂的作品，成为中国自然和伦理哲学家的灵感来源，以后也逐渐传入日本和欧洲。⑯孔理霭之所以想从事“原始《易经》”的工作，主要原因是以前的学者没有做过这种工作。国际上有名的两位《易经》译者理雅各和卫礼贤，都很大程度上借重中国学者的易学才做好自己的翻译工作，如王韬之于理雅各，劳乃宣之于卫礼贤。因此，理雅各和卫礼贤的《易经》翻译都富有比喻意味，却没有传达多少对《易经》原始意义的思考。孔理霭《易经》译著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他充分借鉴了古今中外的相关著作，书后列出的参考文献凡505种。其中大部分是《易经》译著、易学著作以及古文字学著作，主要是中文、英文、德文、法文和日文著作。第二个特点是，孔理霭认为现在研究《易经》，关键的是区分组成《易经》的不同层面。他将其宽泛地分为两个层面，最早的一层就是“经”；第二个层面就是“传”，“传”的主要目的就是解释“经”义。而他所谓的“原始”《易经》指的就是前一个层面，也是他论文研究和翻译的对象。⑰第三个特点是，孔理霭的《易经》研究和翻译深受“疑古派”思潮的影响，例如在判定《易经》的制作时代时他直接引用了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再佐以屈万里《<周易>卦爻辞成于周武王时考》。通过“帝乙归妹”这一爻辞例子推定帝乙是商朝的国王，其统治时间约为公元前1181—1100年间，而《易经》也可能成于那个时间。⑱具体而言，孔理霭区分了文学之象和《象传》之象。《象传》之象指的是卦图，而兆象之象征与文学之象的象征之间并无严格的分界线，这在《诗经·国风》中的“兴”中尤为明显。他举了《诗经·国风·邶风·燕燕》为例来说明。他也指出洛德关于荷马史诗中主题的“超意义”也非常适用于《诗经》和《易经》中所折射的中国古代口传文学的传统。因此他提出的一个假设是，《易经》卦爻辞中被称之为“象”的零碎语词和短语可能是类似于那些保存在《诗经》中熟悉的歌谣。⑲孔理霭同时发现《诗经》中的许多诗歌都有叠句的现象，例如《诗经·国风·周南·麟之趾》；而《易经》爻辞中也有很多类似的叠句现象，例如《易经·遯卦》中的“遯尾、系遯、好遯、嘉遯、肥遯”。孔理霭的结论是：《易经》中每一卦的爻辞中所发现的“象”与《诗经》的程式和主题密切相关，尤其与《诗经》“兴”体诗歌中的“启悟式”兆象密切相关。并且，每一卦中爻辞间的兆象变体可能源自兆象作为这些变体之目录的功能，这些变体在诗歌中以叠句的形式出现于诗节间。对于《易经》语言的详尽分析无疑也是孔理霭易学研究的一大特点，也是他对西方易学研究的一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1）“在现代阅读《易经》：字形和音韵问题”（Reading the Text Today: Graphic and Phonological Problems）；（2）“语法描述”（The Language of the Text）；（3）“一些重要词条”（Some Important Lexical Items）。孔理霭指出，通常认为现在的《易经》通行本不是西周人们所熟知的完整而结构严密的原始《易经》；但事实上所有的证据都证明，《易经》在许多个世纪的流传中，至少与其他类似的古代文本一样精确，甚至可能更精确一些。1973年马王堆出土汉墓中发掘的易类文本就证明这一观点的可靠性。有两个因素似乎使得《易经》在正字法上成为一个特殊例子，也说明《易经》比《诗经》或其他汉代之前的类似古代文本更为古老。第一，作为占筮之书，它不像许多儒家文本那样毁于秦火，因此秦亡汉兴之后无需对其进行重构；加上《易经》和《诗经》等多为口传文学，所以文中存有许多形声字和谐声字，随着书写文字逐渐形成并成为交流工具，书写文字便开始被用于向读者传授他们以前所不知道的信息。为了不让读者误解作者的意图，关键的是，不仅要写出“兑”，而且还要能写出“悦”“脱”“蜕”“说”等字。正是在此处，使《易经》在正字法上古老的第二个因素开始发挥作用了。因为在战国时期或汉代，缮写员开始着手汉字书写的现代化，在句意含混的许多篇章添加清晰的句法要素以使语言便于理解。如果缮写员对其诠释没把握，那么他就会在可疑的篇章中谨慎地照抄原文中的字符；或更糟糕的是，他写出一个新的任意的“借词”（loan）让读者去猜测。许多世纪过去了，越是语义不明的段落，越有可能保留原来古老的形式。每一部古代文献均有一些古老而语义不明的字符，孔理霭将其称之为“protograph” ⑳（初形）。㉑孔理霭所著的《易经》著作还有另一贡献，谢向荣曾在文章中专门提及，他说孔理霭的博士论文附录中所载的统计资料（以电脑之数位检索为辅）对《周易》全经的卦爻辞做过宏观分析，实有助于研究断占辞在“象”“辞”间的吉凶特征与内在规律，藉以判断各存异断占辞之正误，省却统计分析之劳。㉒孔理霭的《易经》翻译在《易经》西传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其翻译方法迥异于其他翻译家的方法，他先将汉字的音标注出来，有古音的则还在括号中标注古音；然后对应每一个汉字下面译出其英文。如下面的书影所示：
孔理霭译本也体现了他对《易经》中字词古音的辨识。例如，他的《易经》译稿中给每一个字均标上了现代汉语读音及其古音；他也标注了哪些字在古音中是押韵的，例如“龙”的古音“liung”和“用”的古音“diung”属于同一音节韵部（syllable-final），他在中文旁边用下标的A表示，如“A”，如果有多个韵部，则继续使用“B”“C”等表示，依此类推。同时，孔理霭用x.0来表示卦辞，如《易经·乾卦》卦辞便表示为“1.0 乾元亨（享）利贞”，而在爻辞前分别用x.1、x.2、x.3……x.6来表示，例如《乾卦》初九便表示为“1.1 A submerged dragon. Don’t use (the outcome of this determination)”。这样做也存在不利之处，因为如果只看译文的话，就不知道某一爻到底是阴爻还是阳爻。不过，孔理霭译文的前面有中文，所以不至于让读者误会。这不失为一种较为便捷的处理方法，而且使译文看起来相对显得简洁。孔理霭以“古音”来标注《易经》字词的读音，并尽量用该字词原来的意义（或可称之为“古义”），无疑对于理解《易经》具有特殊的意义。陆机《文赋》“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变）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中，乍看起来 “姿”似乎为名词，而“迁”为动词或至多为动名词。陈世骧（Shih-Hsiang Chen）曾指出这可能是错的㉓，因为陈世骧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及文论的影响，所以对中国语体文自有一番切身体认；而孔理霭作为一位美国人，能在理解和翻译《易经》时体会到应该用“古音”去读《易经》，用“古义”去理解《易经》，实属难能可贵！
三、林理彰与《易经》：以王弼《周易注》为底本的翻译林理彰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荣休教授，北美著名汉学家，其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教授（James J. Y. Liu）。他的著作主要有《中国文学：一个书目》（Chinese literature: A Draft Bibliography in Western European Languages）、《中国诗歌和戏剧导读》（Guide to Chinese Poetry and Drama）；译著有两部，一是《王弼注<道德经>新译》（The Classic of the Way and Virtue: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Tao-te Ching of Laozi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二是王弼注<周易>新译》（The Classic of Changes: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I Ching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㉔从上文所举林理彰的译著来看，林理彰对王弼是非常借重的，所以他的《道德经》和《易经》都是以王弼注为底本，这是非常有见地的，因为王弼的著作主要在易学、老学方面，如《老子道德经注》《周易注》《周易略例》，已亡佚的著作有《道德论》《老子指略》《周易大衍论》《论语释疑》以及与何晏合著的《老子杂论》等，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所见的《易经》通行本和《道德经》通行本都凝聚着王弼的功劳。两汉时期，阴阳五行的观念非常盛行，汉易受此影响很深，所以大多局限于爻辰、卦气、互体、纳甲、世应、飞伏、游归、旁通、之正、卦变等象数范围中。而王弼易学则一扫象数易学的积弊，而将老庄玄学思想注入解易之中。正因为王弼易学在易学史上的地位如此重要，所以林理彰翻译《易经》时选择王弼注的《易经》为底本显示出了林理彰对中国易学的深入把握；同时，他的译本翻译出版后得到许多西方汉学家的积极回应和评论。施罗德（J. Lee Schroeder）㉕、梅茵（Roderick Main）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㉖等人就对林理彰进行了及时的评价。施罗德认为林理彰翻译的《易经》，主要贡献在于其提到的许多材料迄今还无英语翻译，也就是说林理彰所译的王弼《周易注》和《周易略例》可能是英语世界的第一次翻译，因此林理彰的《易经》翻译为未来诸多哲学争辩奠定了基础。㉗林理彰的《易经》译本刚一问世，国际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就发表了自己对该译本的看法。宇文所安首先指出，应该注意到林理彰《易经》译本的副标题是“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I Ching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就是说这一译本迥异于以前的《易经》译本，因为这是由王弼所注的《易经》翻译而来的。在林理彰的《易经》译本中，读者发现的不是关于智慧的永恒而透明的文本，而是中国人自己对古籍的多层次历史诠释。正如林理彰在“导论”中所告诉读者的那样，卫礼贤译本高度依赖20世纪对《易经》的注疏，而林理彰所译王弼的注疏则代表了3世纪对《易经》的诠释。㉘其次，宇文所安感兴趣的是，一方面林理彰的《易经》翻译不仅提供了王弼的注疏，而且提供了比卫礼贤/贝恩斯更为准确的翻译；而且阅读林理彰《易经》译本的英语世界（西方世界）读者可以像中国人阅读《易经》一般觉得其文字言之有理，这一点优于卫礼贤/贝恩斯的《易经》译本；另一方面，林理彰的《易经》译本在主要连锁书店的“东方宗教”部是否能取代卫礼贤/贝恩斯的《易经》译本还有待时日来证明。㉙总体而言，宇文所安认为林理彰的译文优于卫礼贤/贝恩斯的译文，他举了《易经·乾卦》和《易经·豫卦》为例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最后，宇文所安指出，读者可以信任译者对《易经》这一古籍的理解。㉚林理彰的《易经》译本包括致谢、导论、王弼的《周易略例》《系辞传》（上）、《系辞传》（下）、《序卦》《杂卦》《说卦》《六十四卦》、参考文献、术语汇编、专有名词表和索引。在“导论”中，林理彰首先简要介绍了《周易》的基本内容、形成过程、每一卦的基本内容、《易传》的基本内容、《周易》和《易传》的作者及其相关问题等，基本沿袭中国传统易学的观点，例如伏羲画卦、文王重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等。㉛接着，林理彰介绍了自己翻译王弼所注《易经》的组成、程序和方法以及翻译时所依据的底本。林理彰翻译了王弼的《周易注》（包括卦辞、爻辞、《彖传》《象传》和《文言》）和《周易略例》以及那些王弼未注疏而由其学生韩康伯注疏的部分（包括《系辞传》《序卦》《杂卦》和《说卦》）。林理彰翻译时依据的底本是楼宇烈所著的《王弼集校释》。㉜对于难解的或未注疏的段落，林理彰通常参考孔颖达的《周易正义》；翻译时，林理彰还参考了阮元编纂的《十三经注疏》；㉝除此之外，林理彰也参考了程颐的《伊川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和李光地编纂的《御纂周易折中》以及理雅各的英译本、卫礼贤的德译本、贝恩斯从卫礼贤德译再转译为英文的英译本和蒲乐道的英译本。在翻译这本书时，林理彰尽可能忠实于《易经》的字面意义；他指出，《易经》意义丰赡，须从不同的层次对其进行把握，关键的一点是读者应该接受该文本假设的历史现实。㉞随后他简述了王弼的生平、交游及其学术贡献㉟以及王弼研究《周易》的方法。㊱最后介绍了两种占筮的方法：蓍草法和金钱卦法。㊲林理彰认同“四德说”，所以他将“乾元亨利贞”译为“Qian consiscts of fundamentality [yuan], prevalence [heng], fitness [li], and constancy [zhen]。㊳”不得不承认的是，林理彰对“元亨利贞”的翻译与理雅各和卫礼贤等人的翻译不一样，甚至可以说他对这四个字的理解迥异于其他所有西方易学家对它们的理解。此外，林理彰认同分经附传观点，当然这也是王弼的观点。他既然选择了翻译王弼的《周易注》，就可以认为他接受了王弼的易学观。因此，他在翻译每一卦时，其顺序依次是卦画、卦名、卦辞、《彖传》《（大）象传》（乾坤两卦之后均有《文言》）《系辞传》《杂卦》、爻位、爻辞、《文言》《（小）象传》。㊴为了将王弼的注与其他学者的注区别开来，林理彰运用了很多符号，例如“{}”内都是韩康伯的注㊵，另外还有“[]”、斜体等等之类的印刷符号，这无疑有时会让读者感到迷惑，因为符号太多了。这是林理彰译本的一个缺点，当然这仅仅是白璧微瑕而已。三四
四、夏含夷与《易经》：以马王堆汉墓帛书《易经》为底本的翻译夏含夷是一位出色的易学家和西周史专家，目前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其著作主要包括《西周史料》（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Inscribed Bronze Vessels）、《孔子之前：中国经典研究》（Before Confucius: 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古史异观》、《重写中国早期文献》（Rewriting Early Chinese Texts）、《中国智慧》（Chinese Wisdom: Sayings from the Classical Masters）㊶等。有关《易经》研究，他有两部专著，一是博士论文《<周易>的编纂》（The Composition of the Zhouyi）㊷，未出版；二是《易经》英译（I Ching: the Classic of Changes）㊸，1996年出版。另外，还有许多易学论文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具代表性的主要有《试论上博<周易>的卦序》《从出土文字数据看《<周易>的编纂》《阜阳周易和占筮指南的形成》（The Fuyang Zhou Yi and the Making of a Divination Manual）㊹ 等。夏含夷1974年大学毕业后到台湾师从爱新觉罗·毓鋆读《周易》《老子》和《庄子》等“三玄”，研习中国古代思想史，但是觉得《周易》最有意思。1978年回美国，师从倪德卫（David S. Nivison）。本来决定写与《周易》相关的博士论文，但是由于倪德卫当时对甲骨文着迷，所以第一年开始阅读甲骨卜辞，感觉贞卜与《周易》也不无关系。结果其研究兴趣也从研究哲学转到了研究历史和语言问题上，而且开始觉得历史问题和语言问题可能比纯粹的哲学问题更有意思。尽管自己的研究兴趣时有转变，但是他坚持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应该本着王国维所提倡的“二重证据法”，传统文献和出土文字资料应该有平等的价值。㊺李学勤在《马王堆汉墓文物》一书的“序”中指出，“马王堆汉墓的发掘，确实使读者对汉初的历史文化观感一新。称之为一项重大发现，无疑是名实相符的。”㊻张岱年也说，“应该承认，帛书《易传》是很有价值的宝贵典籍。”㊼夏含夷回溯了自己研究《易经》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斯坦福大学时的博士论文为《<周易>的编纂》（The Composition of the “Zhouyi”），该论文探讨的是《易经》的早期历史。那时，他已知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易经》手稿。不过，当他1983年完成博士论文时，马王堆帛书《易经》还没公开出版。所以他就一直关注这一手稿的公开出版，每次到中国来都问及这一手稿的进展。到1984年，才在《文物》上看到帛书《易经》的六十四卦卦爻辞。1992年有朋友从在长沙召开的一次庆祝马王堆汉墓出土二十周年纪念会回来，给他带了一部《马王堆汉墓文物》（Cultural Relics from the Mawangdui Han Tomb）。这部书里有六十四卦爻辞、《系辞传》的完整照片。到这时候，夏含夷觉得似乎可以开始研究帛书《易经》这一手稿了。1994年，夏含夷开始翻译帛书《易经》。1996年，他翻译的帛书《易经》在纽约的巴兰坦图书出版集团（Ballantine Books Group）得以出版。夏含夷的《易经》译本共有八部分，分别是“致谢”“《易经》的起源及早期发展”“马王堆《易经》手稿”“翻译原则”“译本惯例”“译文正文”“注释”和“参考文献”。其中“译文正文”包括六部分，分别是《周易》（The Zhouyi）、《二三子问》（The Several Disciples Asked）、《系辞传》（Appended Statement）、《易之义》（The Properties of the Changes）、《要》（The Essential）以及《缪和》（Mu He）和《昭力》（Zhao Li）。夏含夷这一译本的特点和意义均在于它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易经》。这是目前国内外帛书《易经》最完整的英译本。㊽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夏含夷在译文正文之前制作了一份帛书《易经》与通行本《易经》卦序的对比图，这样读者就对两种《易经》的卦序之异同一目了然了。在“翻译原则”中，夏含夷提到，翻译早期文本时，译者必须时刻注意“语音通假”的问题。如果译者坚持按原稿的“原样”译出，那译者肯定无法公平处理原稿；另一方面，语音通假的可能存在并未赋予译者自由改变原稿的权力。如此一来，如果译者要调和这两个极端而达到“中庸”的话，那么最好的情况可能就是，他按誊写者的意图来再现原稿。㊾对于帛书《易经》而言，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而且，由于目前还有通行本《易经》，那么帛书《易经》的诠释和翻译问题就可能同时既得到了弱化又得到了加强。因为译者只要将帛书《易经》和通行本《易经》进行对照的话，便会马上发现其对应字符是否匹配。如果匹配的话，读者可能强烈（尽管还不肯定）推测，这一字符就代表了通常与其有着紧密关联的字符；如果不匹配，那么译者就得从不同的字符（意义）中进行选择。夏含夷举了通行本《乾卦》的“飞龙在天”和帛书本《键卦》的“翡龙在天”为例进行说明。他认为帛书本“翡龙在天”中的“翡”就是通行本“飞龙在天”中的“飞”。㊿夏含夷对于《周易》部分的翻译，其体例如下：先是帛书《周易》，包括卦画、卦名、卦序、卦辞、爻位和爻辞；然后是通行本《周易》，包括卦画、卦名、卦序、卦辞、爻位和爻辞，这都在左边的一页里；右边的一页则是帛书《周易》的英译文，顺序依次是卦序、卦名、卦画、卦辞、爻位、爻辞。他将《键卦》卦辞“键元享利贞”译为“The Key: Primary reception; beneficial to determine”，可见他没有接受“四德说”，而是认为“元”修饰“享”，故译为“primary reception”；而“利”则修饰“贞”，故译为“beneficial to determine”。对于爻位的翻译，夏含夷可能接受了卫礼贤/贝恩斯的译法，不过比他们的更为简洁，试看下表：
对于夏含夷的译文，值得一提的是，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古代历史、古代汉语的知识，其对卦的理解确实达到了很高水平。
五、结语苏德恺指出，英语读者现在可以通过五扇门进入《易经》的漫长历史：《易经》本经、约5个世纪后的《十翼》、马王堆帛书《易经》、王弼的《周易注》和程朱所代表的新儒学《易经》。51《易经》本经是指孔理霭的博士论文“原始《易经》”；程朱所代表的新儒学《易经》主要指理雅各和卫礼贤（尤其是理雅各）的《易经》译本，因为他们都是以《御纂周易折中》为翻译底本，而其中尤其借重了程颐和朱熹的易学见解和易学注疏。52而林理彰翻译的则是以王弼《周易注》为底本的翻译，这是一种极具学术眼光的选择，因为易学史上义理派与象数派的明显分野是从王弼才开始的。53蒲乐道翻译的《易经》并非出于浓厚的学术兴趣，而是想译出一部语言简单却能清晰指导占筮的著作。夏含夷以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易经》为底本来进行翻译，是极具学术敏感性的一种学术行为，因为马王堆帛书《易经》在所有《易经》版本中的地位是极为特殊的，而西方还没有类似的译著。以上蒲乐道、孔理霭、林理彰和夏含夷等四位易学家译著的推出，对推动西方易学研究的多元化和进一步拓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而且，我们可以借助他者的文化视角为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提供翻译实践层面的启示，推动中国文化典籍在海外的传播。五
（部分图片源自网络）参考文献：① C. G. Jung, “Preface”, in Richard Wilhelm,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rendered into English by Cary F. Baynes, 1989, p. 5.② Roger T. Ames & Henry Rosemont, Jr.,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p. 67.国内学者一般将John Blofeld的名字音译为约翰·布劳菲尔德或约翰·布洛斐德。其实，他有中文名字，他曾著有中文著作《老蒲游记: 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回忆》，1990年出版于明报出版社，2008年曾被李丹（Daniel Reid）译成英文出版，标题为My Journey in Mystic China: Old Pu’s Travel Diary，出版社为Inner Traditions。戴镏龄在《英语教学旧人旧事杂记》一文曾提到过他。关于他自己的中文名字在《老蒲游记》第151页中有一段说明：我少年时在英国，请一位温州同学李超英先生为我取一个中国姓名。温州人把P声读为B声。结果他以“蒲”字代Blofeld之B，以“乐”代lo，以“道”代d，而把fel三个字母置之不理。这便是“蒲乐道”一名的由来。④ Richard Rutt, 1996.p. 79.⑤ Lama Anagarika Govinda, “Forword”, in John Blofeld trans., I Ching, The Chinese Book of Change, London: Allen & Unwin, 1965. pp. 5-6.⑥ Lama Anagarika Govinda, “Forword”, in John Blofeld trans., I Ching, The Chinese Book of Change, London: Allen & Unwin, 1965. pp. 6-7.⑦ Lama Anagarika Govinda, “Forword”, 1965. pp. 7-8.⑧ Lama Anagarika Govinda, “Forword”, 1965. pp. 8-9.⑨ John Blofeld, “Translator’s Forword”, 1965. p. 10.⑩ John Blofeld trans., I Ching, The Chinese Book of Change, London: Allen & Unwin, 1965. pp. 21-81.⑪ John Blofeld, pp. 89-90.⑫ John Blofeld, pp. 15-16.⑬ John Blofeld, pp. 16-17.⑭ John Blofeld, p. 17.⑮ 这种说明并不确切。准确地说，狭义上的《易经》才等同于《周易》，而广义上的《易经》除古经经文外还包括《易传》。⑯ Richard Alan Kunst, “Abstract”, p. 1.⑰ Richard Alan Kunst, pp. 2-3.⑱ Richard Alan Kunst, p. 6.⑲ Richard Alan Kunst, pp. pp. 67-72.⑳ Richard Alan Kunst, pp. 84-85；高本汉称“protograph”为short forms和primary forms，吉德炜称之为primary graphs，而郭沫若则称之为“初形”。详见Richard Alan Kunst, p. 85.㉑ Richard Alan Kunst, pp. 82-87.㉒ 赵伯雄，周国林，郑杰文等编：《古籍整理研究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2009年，第336-337页。孔理霭的博士论文请见Kunst, Richard Alan. “The Original Yijing: A Text, Phonetic Transcription, Translation and Indexes, with Sample Glosses.” Ph.D. dissertation in Oriental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1985. pp. 488-603.㉓ 陈世骧，“姿与GESTURE——中西文艺批评研究点滴”，见陈世骧《陈世骧文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页。㉔ Richard John Lynn, Chinese literature: A Draft Bibliography in Western European Languages; Guide to Chinese Poetry and Drama; The Classic of the Way and Virtue: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Tao-te Ching of Laozi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 The Classic of Changes: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I Ching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㉕ J. Lee Schroeder, A Book Review on The Classic of Changes: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I Ching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 Translated by Richard John Lynn,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23 (1996), pp. 369-380.㉖ Stephen Owen, “Yin Yang Inc. A Book Review on The Classic of Changes: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I Ching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 translated by Richard John Lynn”, The New Republic, 22: 211 (November 22, 1994), pp. 66-70.㉗ J. Lee Schroeder, 1996, pp. 369-380.顾明栋曾对中外文献进行过搜索，发现几乎没有汉语理论和评论书籍特意提及王弼的《周易略例》，在中国传统文学思想论著中该书似乎也缺席，只有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在其著作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3-34)将部分论述收入，并讨论了它对中国文学理论的意义。详见Ming Dong Gu, “Elucidation of Images in the Book of Changes: Ancient Insights into Modern Language Philosophy and Hermeneutics”,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31:4 (December 2004), p. 470.中文见顾明栋，“《周易》明象：现代语言哲学与诠释学的古代”，见顾明栋，《原创的焦虑——语言、文学、文化研究的多元途径》，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4,、84页。㉘ Stephen Owen, “Yin Yang Inc. A Book Review on The Classic of Changes: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I Ching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 translated by Richard John Lynn”, The New Republic, 22: 211 (November 22, 1994), p. 68.㉙ Stephen Owen, 1994, p. 68.㉚ Stephen Owen, 1994, pp. 69-70.㉛ Lynn, Richard John. trans. The Classic of Changes: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I Ching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 (602p.) New York; Chichest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5.㉜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两卷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㉝ 阮元，《十三经注疏》，1815年刻；台北：译文印书馆，1955年重印。㉞ Lynn, Richard John. trans. The Classic of Changes: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I Ching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 (602p.) New York; Chichest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5-9.㉟ Lynn, Richard John, 1994, pp. 9-15.㊱ Lynn, Richard John, 1994, pp. 15-18.㊲ Lynn, Richard John, 1994, pp. 19-20.㊳ Lynn, Richard John, 1994, p. 129.㊴ 以《易经·乾卦》为例，详见Lynn, Richard John, 1994, pp. 129-132.㊵ Lynn, Richard John. trans. The Classic of Changes: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I Ching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 (602p.) New York; Chichest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n. 1, p. 68.㊶ Edward L. Shaughnessy, 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Inscribed Bronze Vesse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Before Confucius: 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Albany, N.Y.: SUNY Press, 1997; 《古史异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Rewriting Early Chinese Texts. Albany, NY: SUNY Press, 2006; Chinese Wisdom: Sayings from the Classical Masters. London: Duncan Baird Publishers, 2010.㊷ Edward L.Shaughnessy, The Composition of the Zhouyi.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83.㊸ Edward L. Shaughnessy, I Ching: the Classic of Change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6.㊹ 夏含夷，“试论上博《周易》的卦序”，《简帛》，2006年第1期；“从出土文字数据看《周易》的编纂”，见郑吉雄编，《周易经传文献新诠》，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The Fuyang Zhou Yi and the Making of a Divination Manual,” Asia Major, 3rd ser. 14.1 (2003): 7-18.㊺ 夏含夷，“自序”，2005年，第4页。㊻ 李学勤，“序”，见傅举有、陈松长编著，周世一、陈可风翻译，《马王堆汉墓文物》，湖南：湖南出版社，1992年。㊼ 张岱年：《初观帛书<系辞>》，见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1993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页。㊽ 由傅举有、陈松长编著，周世一、陈可风翻译的《马王堆汉墓文物》一书只简要介绍了帛书《易经》的情况。详见傅举有、陈松长编著，周世一、陈可风翻译：《马王堆汉墓文物》，湖南：湖南出版社，1992年。㊾ Edward L. Shaughnessy, I Ching: the Classic of Change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6, p. 30.㊿ Edward L. Shaughnessy, I Ching: the Classic of Change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6, pp. 30-31.51 Kidder Smith, “Contextualized Translation of the Yijing”,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49, No. 3, Human “Nature” in Chinese Philosophy: A Panel of the 1995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Jul., 1999), p. 382.52 Kidder Smith, “Contextualized Translation of the Yijing”,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49, No. 3, Human “Nature” in Chinese Philosophy: A Panel of the 1995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Jul., 1999), pp. 377-383.53 余敦康：《论王弼<周易略例>在易学史上的地位》，《周易研究》1989年第1期，第14—20页。
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中心研究人员：李清良教授张晓红教授黄 立教授李正栓教授李海军教授李新德教授熊德米教授王祥兵教授任运忠教授侯海荣博士熊谊华博士林嘉新博士石 嵩博士孟庆波博士瞿莎蔚博士何 敏博士赵朝永博士李伟荣教授罗宗宇教授张冬梅教授赵长江教授吴结评教授谢志超教授李玉良教授赖文斌教授成 蕾博士冉诗洋博士石 雨博士万 燚博士李安光博士宋 丹博士耿 健博士冯 俊博士简功友博士网络编辑：刘湘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