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斌 || 汪根凤的戏曲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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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根凤的戏曲人生
Drama life
喻国斌
还是65年前一个冬天的午后,在礼源外汪村溪滩边一块高高的空地上,一个唱越剧的草台班子正准备搭台做戏。晚饭后,四邻八方的人都扛着凳子赶来看戏。看着看着,天空飘起了雪花,好些没带雨具的村民都急急跑散了。这时,一个小女孩使劲挣脱着大人的手,不愿回家,弄得她母亲只好跑回去,拿来两顶笠帽陪着女儿看《兰珍盘夫》。
这个小女孩听着“官人好比天上月,为妻就是月边星”好一阵激动,心里直想,哪天也要上台唱,而且肯定比台上的演员唱得好。
“我一定要上台唱戏。”这个想法此时已深深地扎进了这个小女孩心里,当时她13岁。
她叫汪根凤,就是前几天和我面对面坐着,剥着细笋的这个老太太,那一刻,我们在大源双溪山里她大儿子的家门口。老人脸色平静,神态安详,几乎不假思索便缓缓开始讲述本来只属于她自己的故事。
自始至终,她三四岁的曾孙女一直倚靠着她,像只乖巧可爱的缠脚小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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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头子在1946年就骑上了自行车,还是外国货,听他说牌子好像叫“钻石”,这在当时绝对是有钱人家才有的东西,了不得啊!想不到六十多年后,老头子去世时还能够在村里再风光一把
我今年已经81岁了,手脚还算灵便,平时就在几个儿子家里转转,和曾孙们玩玩,日子过得很安耽。只是有时想起老头时,我就会发呆,我想,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啊,转眼之间,六十多年就过去了。
我老头叫阿牛,名字和电影《刘三姐》里的小伙子一模一样,其实,他还有个大名叫“庄富南”,但村里人好像都不太知道,那一年开批斗会,台上的大队干部叫道“把地主分子庄富南押上来”,台下的民兵一时愣住了:谁是庄富南?其实这时我老头就架在他们手里,想想真是好笑。
我老头是去年冬天离开的,活了88岁,应该不小了,但如果再多活一年,该有多好,到今年89岁,孩子们就能够为他做九十大寿了,大家又可以热热闹闹一番了。几个儿子甚至和我说起过,说爸爸如果做九十大寿,我们就凑钱做三天戏,到时妈妈再上去唱几句。
听老头说,解放前,他家有很多纸槽,土纸生意做得风风火火,可以说是双溪首富,他8岁就开始在本村读私塾,13岁上半年到富阳镇上的春城小学读书,不久因为抗日战争爆发,他转到常安小剡的景山小学,后来又进了搬迁到那里的富阳中学就读。老头19岁时,在家里人的张罗下,娶了第一个妻子董喜娣,她还健在,我们一直住在同一个台门屋里,我和她也一直是很好的姐妹。
老头娶妻后先是在本村教了半年书,20岁时想继续求学,又到新登师范读了一年多时间,这时是1945年。没有多久,因为战争,他索性停了学,开始做纸生意,就是收购本地的土纸,包括他们自己家的,运到杭州的纸行里去销售,我记得他接触的第一家纸行叫“新泰”,后来他又在另一家“五伦”纸行入了股。大概生意做得很好的缘故,1946年的年底,他在杭州买了辆自行车,从船上运到大源的码头,骑回了双溪。
自行车那时叫脚踏车,绝对是有钱人家才有的东西,了不得啊!听老头说他买的还是外国货,牌子好像叫“钻石”,要放在今天,这东西应该比高级小轿车还耀眼吧?
按照我们村里人的说法,老头去年走的时候,也是风风光光的,我和他生的六个儿子,阿荣、阿勋、阿梦、阿山、阿毫、阿本,四个女儿(其中有两个是他和喜娣生的),另外还有媳妇、女婿及一大批小辈,总共78个人全都在他身边,人丁如此兴旺,他这辈子该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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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那年,村里的汪永生带我们到建德去学戏,玉林师傅教我,第一出戏叫《情义缘》,我演赵素珍,是个有情有义的女人,我很喜欢。我后来常常交待我的八个孩子,人穷志不能短,一个人活在世上,对人要有情有义
我这人从小就喜欢唱唱跳跳,非常活泼开朗,那时候,我和几个小姐妹一天到晚山歌不断,我印象最深的有《三十六个码头》《十二个香袋》什么的,很好听。前些年,我听到小儿子在哼一首歌,我说这个旋律很像我小时候唱的山歌,他不相信,说他唱的是“小芳”。
那时候生活苦,再加上普遍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所以我没有上过学。但是,我和小姐妹很喜欢去村里的学校,因为那里有个先生会拉胡琴,鸟叫一样的好听,很多时候,他拉胡琴,我们一起合唱越剧《雌雄杯》《水红菱》《兰珍盘夫》里的片段,好玩极了。
我们村里有个人叫汪永生,因为家里穷,去建德做了一户人家的上门女婿,那一次刚过完正月,他回到外汪村,想带几个小女孩去那里学戏,学校里拉胡琴的先生知道了这件事,就竭力向他推荐我们几个,他的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这批女小鬼的劲头都很大,你带她们去吧。”
汪永生就来做我们父母的工作。我家里人当时放心不下,认为一个小女孩单身一人在外地不安全,死活不放我去,我很着急,要知道上台唱戏可是我梦里都想的事啊,最后我就对他们说了狠话,我说不让我去我就不吃饭了。
我的斗争总算取得了胜利。那一年是1945年,我刚刚14岁。
我和另外三个小姐妹在汪永生的带领下,从灵桥黄泥沙码头上了船,向建德出发。这是条木头船,靠烧柴来开动马力,快到桐庐的时候,不知怎么起了火,几乎把用来遮阴的笠壳棚都点着了,一船人吓得要命。说实话,毕竟从小到大还没有出过远门,经过这番折腾,这时我们都有点后悔了,但要回来已经是不可能了。
我们最终在建德一个叫“芝夏”的村里落了脚,这个地方靠近桐庐,在今天看来离家很近,但那时我们感到仿佛已经到了天边。
大家都知道,建德人喜欢吃辣,在什么菜里都放辣椒,而我们不习惯,有时吃着吃着就哭了起来。
和我一起学戏的有七八个女孩,带我的玉林师傅,是龙门人,心肠很好但平时对我要求很严。由于个性开朗的缘故,我喜欢小生这个行当,台风潇洒呀,但他们看看我模样还可以,就让我学旦角,我也没有办法。我学的第一出戏是《情义缘》,演女主角赵素珍,是个有情有义的女人,我很喜欢。
现在想起来,像我这样做过戏的人肯定免不了要受到戏里人物的影响,所以我后来常常交待我的8个孩子,人穷志不能短,一个人活在世上,对人要有情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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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多后,我们这些女孩在四个“客师”的指导下,开始登台唱戏了。我也终于如愿以偿做了小生,在富阳、桐庐、建德一带的乡村亮相。三年后,我们竟然在班主“小鬼阿毛”的带领下,到杭州去演出了
我们大概学了两个多月的戏后,汪永生雇来了四个“客师”,成立了“的笃班”,带着我们走村转乡做戏,不然的话,大家都要没饭吃了。这四个“客师”,我记得很清楚,松溪人玉华是老生,大郎坞的华宝妹是小生,旦角叫裘爱香,哪里人忘了,还有个临安三口人佟云香最好笑了,因为她扮的是小花脸。
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客师”吧?“客师”是我们这些新手可以“跟班学”的师傅,就是我们一边学戏,一边作为配角跟着她们演出,一举两得。
尽管我们做戏是只管饭不发钱的,但由于时年不好,过了一段时间,汪永生一看没什么钱赚,就把戏班转让给了同是外汪村人的“小鬼阿毛”。
“小鬼阿毛”真名叫什么,好像没人知道。他来到戏班后,很是动了一番脑筋,先是从浦江挖来了小有名气的旦角应菊梅,然后指名要我改学小生,他说要把我们搞成像“越剧皇后”姚水娟和竺素娥那样的绝配搭档。
我真是高兴啊,一来我喜欢做小生,二来竺素娥就是我崇拜的对象,在三十年代末,她和姚水娟合演的《借红灯》可以说风靡江浙沪一带,老百姓人人都会来两句“骂你油头小光棍,半夜三更来敲门”。
我扮演小生的第一个角色是《花亭会》里的高文举。从此后,我作为主角,开始和应菊梅搭档,在富阳、桐庐、建德一带的乡村亮相,看到大家对我的评价很不错,班主“小鬼阿毛”也很高兴。
但即使这时我在戏班里是作为主角在使用的,我也还是没有工资的,因为旧时候有这样的规定,“三年徒弟,四年半做”,要想有收入,必须要到四年半出师以后。
眼看我们的戏班渐渐成熟,在地方上的口碑越来越好,学戏三年后的一天,兴奋的“小鬼阿毛”有些神秘地告诉我们,明天要带大家去一个谁都没有去过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杭州,一个我们在梦里也不敢登台的天堂。到了杭州,我们在南星桥那里搭了舞台,第一天送了杭州人三出戏,《倪凤烧茶》、《兰珍盘夫》、《箍桶记》,这一下子就激起了他们的好感,见人就说从富阳来了个好班子,扮相好看,唱腔好听,还会讨好观众。
就在戏班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想不到矛盾出现了,后台师傅、灯光师傅、胡琴师傅说“小鬼阿毛”偏袒应菊梅,花钱给她买了很多“行头”,他们意见很大。于是,这几个人纷纷带着各自有关系的演员离开了。
我因为和“小鬼阿毛”是同一村的,就由他带着回到了外汪村,搭着一个小戏班在本地演出,这时我已经是个17岁的大姑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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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的正月,是难得的好天气,我在礼源月台村演出,认识了阿牛。他渐渐就没有了做生意的心思,还把我送上了杭州“大世界”“大光明”的舞台。我们还在富阳街上的“胜利照相馆”拍了合影。我生了小孩后,受生活所迫,他卖掉心爱的自行车。接着,解放了
我是后来从老头的嘴里得知的,那天是正月初六,他到月台村本来是去收购土纸的。他说,我那天演的是《三看御妹》里的封加进,当我唱到“东岳庙内初见卿,情牵意惹直到今,纵有妙笔千万支,难描你绝代风华超俗尘,难描你粉面含嗔露笑浅,难描你秋波带威含意深,难描你侠骨柔肠美人态”时,他就离开了,骑着那辆神气活现的自行车找到了“小鬼阿毛”,非要“小鬼阿毛”带着他到后台来看我。
怎么说呢,男女之间的事情其实谁都说不好,反正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好上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1948年的正月,是难得的好天气。
我和阿牛交往后,他天天骑着自行车赶来赶去看我演戏,渐渐就没有了做生意的心思,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就呆在戏班里,帮着做些零活。一年后,他把我带到了杭州,通过关系认识了“大世界”里的班头“一枝梅”,为了能立足,不受欺,还拜了那里的一个名角为“过堂师傅”。就这样,我开始在杭州的“大世界”“大光明”两个大舞台上登台亮相。
就是这样我看起来简简单单的过程,我们村里的人讲了足足有几十年,他们对我和阿牛在杭州的这段经历总是很感兴趣,到后来还有人说阿牛是用了几船元书纸才把我带回家的,真是好笑。不过话又说回来,他那时确实比一般的老百姓要活络一些,不然也不会跑杭州这样的码头。
那段时光很让人念想,可以说我这一生就只有这么短短的几天好日子。现在,只要我看到那张当年我们在富阳街上“胜利照相馆”拍的合影,就好像这好日子永远没有尽头。
刚解放的时候,我们还生活在杭州,我做戏,他帮忙,反正生意不做了。到了1950年的6月份,我的大儿子阿荣出生,因为我不能演戏了,就没有了生活来源,阿牛就把自行车卖了。他当时卖车时候肉痛的样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真是舍不得啊,要是老头现在还在就好了,无论如何我也要买一辆新的自行车给他。
阿荣满月后,我们就回了双溪庄家村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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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成分不好,阿牛吃了很多苦。我像捡鸡蛋一样,一共生了8个小孩,全部自己养着。八十年代初,想不到我又登上了舞台,而且一上就是十几年。日子总是越过越好的
我们回到双溪后,开始在生产队劳动,但没有多久,土改运动就来了,我家成了地主,为此吃了不少苦头。1958年,因为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阿牛还被关了两年。
去年老头住院,同一病房的人听说我有8个小孩,很奇怪,问我是怎么生怎么养的,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像捡鸡蛋一样一个接着一个生出来的,至于怎么养大他们,人家吃饭我们喝粥,人家喝粥我们喝水吃野菜,就这么简单。
好在这样的日子总算过去了。
值得高兴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为改革开放的到来,我再次登上了舞台,而且,这次我们还是“夫妻档”,我唱戏,阿牛做后台师傅。收入也不错,刚开始唱的时候,我一天下来就有40元工资,这个价格在当时已经很高了。阿牛还特别能干,他无师自通,学会了做“行头”,卖给那些小剧团。就这样,我又做了十多年的戏,可以说又过了十多年开心的日子,就像当年和他在杭州一样开心。
我是在六十五岁那年退下舞台的,老了,唱不动了。我和老头在家抱抱小孩,说说话,很是清闲。如今,虽然他不在了,但儿孙孝顺,除了享受天伦之乐,还能想想和老头一起走过的岁月,味道也不错,就好像严兰珍在《盘夫》里唱的,“官人若有千斤担,为妻分挑五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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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话
听完汪根凤的讲述,很多朴素的词汇就汇集在我的脑海里,山歌、阿牛、越剧、自行车、舞台、合影等等,挥之不去。
看着老人平静的面容,我不由想到林徽因的一句话:慢按的云板,慢打的鼓点,悠扬的丝管……好比江南的悠长小巷,水乡里的一个甜梦。
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大概,越剧给予汪根凤的,仿佛是一个总也做不到头的梦;而她和阿牛的人生舞台,似乎一朵即将凋零的鲜花,艳丽却残缺。
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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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喻国斌
编辑|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