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史话十三：《春秋》中隐公两次建城被讥“不时”，真冤枉他了
连续讲了两篇“秦国史话”，让咱们告别了秦国史上非常英明的一代国君秦文公，也迎来了他们的新一代国君秦宪公。并通过对宪公迁都后与荡氏、亳戎一系列征伐的讲述，咱们更是发现了秦国已经重启了东进的计划。然而，别看秦国在西部地区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壮大着，咱们还是不得不回到东部地区来。因为，鲁国的代理国君隐公这一次又做了件被《春秋》特意记录，又被史学家们大加讥讽的事。那隐公这次又干了什么事呢？咱们这就来叙上一叙。
要说鲁隐公姬息其人，虽然不是正式的国君，但为人处世还算是比较靠谱的。哪怕此前的讲述中，咱们曾提到过很多次史学家们对他的诟病，可分析下来会发现，真正算得上是他所犯之错，也就“棠地观鱼”这一件事而已。更何况“观鱼”这件事也是他在压抑了许久之后，想给自己放松放松，还是可以理解的。
臧僖伯谏隐公观鱼
不过，就算此前的那些诟病都算是误会他了，这一次隐公恐怕也难辞其咎了。因为，在隐公七年和九年这两个年头里，姬息愣是把同一个“错误”连续犯了两次，您说说这能不让“春秋三传”的作者对他口诛笔伐一番么？可是说了这半天，“闲叙”你还是没有说隐公到底干了什么事啊。其实，隐公这次办的“错事”，便是建了中丘（隐公七年）、郎（隐公九年）这两座城。
看到这里或许有朋友会感到奇怪了，按说隐公要建造的是两座城池，并非是什么宫殿或者纪念碑，说明他肯定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和名声，理应得到肯定才是啊。为什么“三传”的作者都要指责他呢？这是因为在建城这件事上，有两个漏洞被史家们给抓住了，才让隐公不仅没被表扬，还被批评了。而这两个漏洞是：其一，《公羊传》、《谷梁传》所指出的劳民伤财。虽然两本书的作者一人着重说的是隐公建城徭役加重，另一人说的是隐公建城会周而复始、反复带来新的徭役。但总的来说就是诟病他给人民带来过重的负担了。其二，《左传》给隐公扣了个大帽子，认为他建城“不时”，即营建的时机不对。
读了“三传”作者给出的理由，第一条漏洞比较好理解，毕竟这增加徭役的事儿，是古代一直被拿来批评国君的最好借口。例如万里长城的修建，不也被民间用“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来加以讽刺么，恐怕隐公建的这两座城，也让当时的百姓感到不满了。可是，左丘明先生提出的“不时”就不太好理解了，难道中丘、郎这两座城开工的黄历不对？当时不宜修葺建造么？
孟姜女哭长城
其实，大家也不用想象得那么夸张，左先生提到的“时机”与风水、黄历没什么关系，而是跟当时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农时直接挂钩的。各位可以看一下《春秋》或者“三传”的记载，中丘城和郎城所营建的年份和地点肯定是不同的。但是，有一点是它们相同的地方，便是建城的季节都是当年的夏季。
众所周知，我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特别是周代，更是把农业作为国家的主要生产力。而夏季这个上承春播、下启秋收的重要时节，甚至其本身也存在着夏收、夏播的重要工作，当然应该让百姓安心耕种才是。所以先秦时期，大多数的战争都应该发生在秋收以后的农闲时期，也是基于保证生产的原因。可是，鲁隐公却偏偏在两年的夏季调集民夫去建城，难怪会被《左传》以“不时”的头衔记录下来。
春播、秋收，夏季刚好处于关键时节
可是，鲁隐公这位一向遵守祖制的代理国君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难道他不懂得农耕的重要么？更何况翻看史书不难发现，在建郎城之前，鲁国还连续遇到了螟灾（即螟虫之灾，发生于隐公八年秋）、大雨雪（即雨雪大到不正常的天象，发生于隐公九年年初，且发生了两次）。显然，鲁国在隐公九年的时候，农耕已经深受影响了，更不应该在夏季继续征用民夫去建城了。而隐公还是坚持把“城郎”这件事给执行了，说明一定有什么不可抵抗的原因，让他必须要建这座城。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逼着他都不能顾及农时了呢？
这就是在下一直在说的，读历史不能只看当时发生的事情，应当综合前后因果来进行研究。隐公之所以不顾一切地建中丘、郎这两座城，其原因恐怕就与营建两座城之间空闲出来的这一年，即隐公八年所发生的郑、鲁“祊易许田”有关。各位可以随我看看下面这张地图，其上标注了祊地、中丘、郎这三个地方，可以看出祊地刚好在隐公新建的两城之间。而两座新城互为犄角，三个地方鼎足相靠的位置关系，也说明中丘城和郎城是用来护卫祊地这个鲁国刚刚获得的土地。
祊、中丘、郎三地位置关系示意图
毕竟，祊地以北、以西都是鲁国自己的疆域，比较安全。可祊地向东便与莒国接壤，向南又临近徐国，甚至离楚国也不是太远。以祊地刚刚被接收，防御力不足的条件，很容易被他国侵占。再加上鲁国人又十分看重这片土地的重要意义（即用来帮天子做泰山祭祀相关事宜准备工作的用地），肯定要不顾一切地加强保护。这才有了“祊易许田”前后两年夏季，隐公无视农事，强行建城的决定。因此，在鄙人看来，这一次左先生他们似乎又冤枉隐公了，他这样做实在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最后，在下还要再多说一件事，这就是大家应该已经发现了，此次营建的两座新城之中有一座名为郎的城池。而早在隐公元年之时，费伯就在隐公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也修建过一座名为郎的城池。那这两个同名的城池会是一座城么？如果不是一座城，它们分别在哪里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下认为应该比较好解答。毕竟《左传》提到的两处“城郎”时间太接近了，没有必要这么短时间内在一个地点连续建城。更何况费伯所建的郎城，是不被隐公认可的，所以姬息不太可能自己打脸在费伯“城郎”之地建城。另外，史学界其实早已有了公论，那便是鲁国境内的确是有两座郎城的，一座是近郊之郎，一座是远地之郎。所以，第一个疑问的答案就是，两个同名的城址肯定不是一座城。
一个名字反复用，让后人读史头疼不已
既然早已有了近郊、远地两个郎城，那第二个问题，即隐公、费伯各自营建的郎城分别是哪一个，确实值得讨论一下。按照惯常思维，远地的郎城靠近费地，应该是费伯所建的；而近郊郎城靠近鲁国都城曲阜，是隐公命人营建的无疑了。可是，在下却对此有个不同的看法，认为两个郎城的建造者刚好要交换一下才对。
因为，刚刚咱们也说到了，远郊郎地（即今费县境内刘庄镇一带的鲁郎城），其实是祊地南部的一个屏障，显然是鲁国获得祊地之后，由隐公安排建造的才合理。而近郊郎地，靠近极国，是费伯（即费庈父）在隐公二年灭掉极国的一个前哨站。加之此地已经远离了费伯的食邑，不在其控制、管辖范围内，所以才会被《左传》称之为“非公命”了。
费伯城郎不被鲁隐公所认可
好了，咱们通过分析当时情况，再次替隐公正了名。虽然姬息建造中丘城和郎城的确违反了农时，但为了守护疆土，也确实不能太怪罪于他。真要归罪的话，也只能怪春秋之时时局太乱，而鲁国的国力不够强大吧。那鲁国的这次“史话”咱们聊完了，接下来又要去哪个诸侯国转一转呢？咱们下次再见分晓。
【关键词云图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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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云图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