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优秀的女人，一生只做一件事

有书君说

她是民国著名女律师，也是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妇女运动著名领袖之一，还是新中国第一任司法部长。

她就是史良。

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前清的进士。

父亲由于反对科举制度始终没有入考做官，在家中当私塾老师，母亲会作诗，会下围棋。

这位出自传统书香门第的常州女子，是怎样成为名震上海滩的大律师的呢？

今天，让我们一起看看史良的故事。

常州有“八邑名都”之称，位于江苏南部，北携长江，南衔太湖，崇文重教，经济发达，还有便捷的交通。

生长在这样开放的地方，很容易受到新文化的熏陶，萌发民主意识和爱国思想。

所以，常州不仅承载了史良的青春岁月，也为她传奇的一生打下了基础。

在常州女师读书的时候，史良就是校园风云人物。

她不仅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且说话做事干脆果断，宣传鼓动能力强，在同学中很有威信，被推举为三校学生联合会的副会长兼评议部主任，成为常州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当五四运动的高潮到来时，常州已经走在了前面，也给了史良大量锻炼的契机。

1919年12月20日，一则报道这样写道：

“女师范之女学生手执纸旗，上书'国民猛醒’、'抵制日货’、'坚持到底’等字样游行街市于西瀛一带，沿途讲演日本对待吾国情形，速谋救国方针，后至青果巷，在真武庙首演讲到三十分钟。”

这便是当时史良领导的运动之一。

组织类似这样的活动，史良早已驾轻就熟，并且在苏州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为了发扬五四精神，史良创设义务学校，教育培养无力求学的儿童及失学妇女，不收分文。

毕业后的史良就读于上海法科大学，一开始选修政治专业，但是半年后的她，却毅然改学了法律。

当人们问及她为何更改专业时，史良无比清醒地回答说：

“在学校里我比较活跃，喜欢做点事情，发言的时候也极多，慢慢地自己有了一种企图，想改造环境，想做点事。

当时又傻傻地痴想着要一个国家走上正途，只要政治上来几个人才就好了，真有点一手打成天下的怪想头。

所以我起初是进的政治系，过了半年想想政治太空洞，不如学法律，我便感到不妨在这方面也试一试，做一个不出卖灵魂的律师。”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史良，那么她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理想主义者。

也正是这样的脾性，使她闻嗅到一抹笃实、勇敢、坚强的气息，成为了始终坚持追求真理的人。

毕业后，史良开始当律师。

当时妇女被社会歧视，作为一个女律师，更是维业为艰。

但史良深谙法律，口才锋利，办事干练，又为人仗义，因而所受案件常常胜诉。

只要是她承办的案件，都竭力为保障妇女的权利辩护，并对困难者，义务办案，对离家无所依者，为之谋职。

善良高尚，坚持伸张正义的史良很快就积累起良好口碑，声名蜚著。

1935年左右，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我国东北之后步步紧逼，向内蒙、华北进兵，企图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就在1935年的下半年，在上海的一个会场里，黑压压挤满了人，连走廊里都人满为患，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台上的一个中年女人。

这个人身材高挑，举动稳重，只听她字字铿锵地说道：

“诸位，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民可以受人压迫，任人残杀，土地今天被人割去一块，明天被人抢去几省，我们的内政外交没有一件不受人家的强制，人家的干涉。

还能叫做国家吗，还能成为国家吗，我们居人民半数的妇女，还能装痴装聋躲在家里过苟安的生活吗，难道甘心在家里期待亡国奴的生活来临吗？

不，绝不，今天，我们上海各妇女团体和各妇女个人在此地总集合，这就是我们中国妇女救亡运动的开始！”

慷慨激昂发表演说的，正是35岁的史良。

她作为主要发起人，宣布上海妇女救国会成立，这也是她全面参加救亡运动的开始。

那一天，上海的人们在街头会看到一支非常壮大的游行队伍，他们4人一排，挽着臂，怒吼着喊着口号，徐徐向前。

领头的正是史良，这是空前的由妇女领导的示威运动。

在史良的带领下，上海的爱国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各界救国会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组建、成长起来。

1936年6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表达了希望国共两党消除成见精诚合作的政治立场。

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广大民众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也与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相吻合。

为了促进各方势力团结对敌，共御外辱，救国会举行纪念“九一八”事变5周年集会游行。

史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当走到老西门的时候，大量军警突然出现，扑向队伍，用刺刀、军棍、皮鞭等向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进攻。

史良也遭到毒打，浑身伤痕，躺在病床上的她却丝毫不觉得疼痛，还兴奋地对友人说：

“五年来使我们民族含羞，激起了人人心头千万丈高的怒火，现在这怒火已经在重重压制下化作伟大的力量，抵抗着敌人。”

随后，她在《九月的鞭笞》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写道：

“我们苏醒的群众将会一天天加多，我们的心和力要凝结成一条铁链。”

这一句简单的话，足以看出史良内心的坚持。

从病床上起来没多久，史良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组织救国会响应和支持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将抗日救亡运动一次次推向高潮。

史良抗日救亡的事业正如火如荼，却没想到，一场灾难正携风带雨地到来。

随着救国会的抗日救国运动席卷全国，日本驻沪机构坐不住了。

他们开始对国民党上海市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取缔抗日运动，逮捕救国会负责人。

于是，1936年11月23日凌晨，借口救国会有“鼓动工潮”“危害民国”的反动嫌疑，国民党秘密对救国会负责人下手了。

这天夜里，史良住所，探警们翻墙而过，打开大门，蜂拥入楼，将刚起床不久的史良抓捕并立即带走。

一起被捕的还有另外六名救国会的主要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仆，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7位救国会领袖的被捕，就是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1937年元旦之后，江苏最阴森恐怖的地方——高等法院看守所，迎来了这批特殊的犯人。

狱中的史良竟然把坐牢变成研究学问的好机会，不仅和关押的女犯打成一片，还在狱中以律师的身份帮女犯们申述、维权。

对“七君子”羁押四个月后，4月3日晚，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提交了一份对“七君子”案的起诉书，以所谓共犯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为由，罗织了十大罪状要求对史良等人进行依法审判。

起诉书见报后，举国哗然。

迫于舆论压力，国民党方面请了杜月笙来当说客。

杜月笙对“七君子”提出了看似没什么损失的妥协方案：

法院宣判五年徒刑，但并不真的执行，从反省院的前门进去，后门出来，转一转就算了。

“七君子”们听此都非常愤慨，这是对爱国人士的侮辱，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

他们说，我们宁愿坐穿牢底，甚至杀头也绝不接受。

1937年6月11日，法院正式开庭审判当天，史良等人把法庭当做讲坛。

用明晰简洁的语言，阐明了救国会的性质和任务，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同时把起诉书罗织的十大罪状，驳斥得体无完肤。

七人中，勇敢果毅的史良态度最为从容。

“七君子”事件在社会引起极大的震动和反响，全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想办法支持他们。

各地举行援助救国会领袖的示威运动，爱国人士纷纷发声，对国民党逮捕救国会领袖的行为进行谴责。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举国一致团结抗战的局面形成，证明了七君子率先奋起倡导抗日救国运动的正确。

史良等7人，不仅无罪，而且有功。

7月31日，七君子被释放。

下午5时30分左右，史良等人从狱中走出，早就守候在门口的群众热烈欢迎，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高呼抗日救国口号，那一刻，史良更加坚定了自己选择的道路。

然而她没有过多沉浸在重获自由的喜悦中，没多久就回到上海，继续投入引领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

（“七君子”出狱时在监狱里合影
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

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此后的史良一直力主正义，不为名利所动，周旋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甚至经常冒生命危险，营救一些受国民党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她参与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的筹备成立，为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新中国成立后，史良任司法部长，参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了包办强迫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奠定了我国的法制基础。

1985年9月6日零时30分，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法律学家，中国妇女运动著名领袖之一史良因病逝世，终年85岁。

在她的遗物中，亲属发现了一份复函，才知道，早在1935年5月，她就把自己上海的房产捐给了政府。

史良没有留下遗产，她留下的是精神财富。

光阴荏苒，日历从1985年翻到2021年，似乎只用了一瞬间。

如今算来，史良离开我们已经36个年头了。

晚年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写道：“我很幸运能够生活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纪。”

她却不知，这个世纪因为她的存在和努力，而多了多少美好。

她的一生，始终坚持追求真理，立场坚定，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是常州人引以为豪的中华女杰。

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少年立志做律师，中年被捕宁死不屈，晚年虽疾病缠身，却仍为国为民。